魏楠说自己是生意人，不是艺术家。他做预告片制作，从不区分好片和烂片，出钱利落的，都是优质客户。

羊年大年初一，中国观众挤爆了大城小镇的电影院线。当天，七部贺岁档影片同时上映，创造了单日3.56亿元的票房纪录。在此之前，魏楠忙活了一阵子，亲手剪出《狼图腾》、《钟馗降魔》和《奔跑吧兄弟》的预告片。

从2009年为张艺谋的《三枪拍案惊奇》制作预告片起，魏楠和他的“追踪者”影视制作公司几乎包办了50%的院线电影预告片制作，甚至，“预告片”这个概念都是他和张艺谋引入中国的。

“从小我就在和张艺谋身边的人发生关系”。

整个春节魏楠都没过安稳。3月20日，由他制片和导演的电影《从天儿降》即将开机，这是魏楠为自己谋划多年的转型契机。

“这些年积累的人脉和经验越来越适合做制片人和导演的工作，总做预告片没什么意思。”魏楠对电影和影视圈的感情很复杂，他是小童星，5岁被北影厂导演选中入行，之后十年一直混在各个剧组里。16岁，他厌恶过演员的闭塞生活，离开了影视圈，“在社会上瞎混”。十年后，又以剪辑师的身份回到这个圈子。

五岁拍电影时魏楠就认识了当时的摄影师赵小丁，后来，赵小丁成为张艺谋的御用摄影师。“从小我就在和张艺谋身边的人发生关系，你说这事巧不巧？”魏楠身上有江湖气，相信某种不可言语的命运安排。他一直视张艺谋为自己的贵人，总说“是张艺谋带我入行的”。

当年，魏楠在一家后期公司做学徒，公司规模小，老板加员工不过五六个人。从2000年到2003年非典前，魏楠做了三年“扫地僧”，负责打扫卫生和公司所有设备的维护。

“一个师傅带着我，每天晚上教我点东西。”魏楠说。

非典来了，魏楠的机会也来了。当时，公司只剩下三个人——老板、前台和魏楠自己。“没人干活，我只能上了。”魏楠第一次像个真正的剪辑师一样，坐在电脑前，打开软件，导入原始素材，“那还是一大活儿呢，‘中国国家旅游局形象片’，总导演是张艺谋”。

魏楠不那么懂电影，但脑子灵，还懂点音乐，“把片子剪得很活分”。成片出来，老板和客户都满意，从那次起，魏楠成为了真正的剪辑师。

曾经混剧组、混社会，魏楠在各种鱼龙混杂的圈子里折腾过，自然很会把握拓展人脉的机会。“从那次旅游局宣传片起，我就开始熟悉张艺谋身边的人了。”魏楠说，2004年，他想离开公司，“搞搞艺术去”。通过“当年那个宣传片的执行导演的女朋友”，魏楠得到一个为张艺谋剪辑电影纪录片的机会，那部电影叫《千里走单骑》。

“没剪好，一部文艺片快被我剪成广告了。张艺谋看了，觉得不太行，然后就拜拜了。”魏楠回忆。

魏楠当然不会轻易放过张艺谋，中间经历了混香港、做广告、开公司，他又有机会和张艺谋坐在一起：“公司正准备关门，张艺谋的制片打电话给我说，导演想见你。”当时，张艺谋正在拍摄《三枪拍案惊奇》，他对魏楠说：“这么多年，你又干电影又干广告，我觉得你比较适合商业的东西，这样，你帮我卖卖电影吧。”

于是，就有了《三枪拍案惊奇》的预告片。“片子在业内动静很大，一下子把我从屌丝的位置提了起来。”魏楠说。

和那么多导演打过交道，但他很难和导演成为朋友。

《三枪》之后，“预告片”的概念开始流行，魏楠成为这一领域的大牛。80后，京片子，脑后一缕长辫儿，满胳膊文身，喜欢骑摩托……魏楠把自己打造成行业明星。

“没有营销哪有品牌？当然，你得有活儿，有真家伙，不然怎么营销都没戏。”

魏楠口中的“真家伙”是一个好莱坞模式的电影预告片制作团队，从声音、特效到剪辑，每个流程上都配备至少一位行业顶尖人员。公司招人的唯一标准是“作品”，没有作品，再牛逼的学历也不待见。

不久前，魏楠的“追踪者”公司搬进了新办公室，独幢小楼，1300平米，每个制作环节有一个单独的办公室。为了提防影片资源外泄，公司有一个安保严密的房间，所有电脑主机都锁在里面，空调24小时运转。

几乎所有国内一线导演的片子魏楠都剪过：“张艺谋、陈凯歌不过问预告片，他们知道商业的东西要交给做商业的人。陈可辛人很温和但也很固执。宁浩多商业啊，他是广告导演出身，我们没什么争执。乌尔善也是很专业的商业导演，他知道预告片是干嘛的。”

制作《催眠大师》最后一则预告片时，为了强化“催眠”效果，魏楠请主演徐峥重新拍摄，在预告片里加了一段电影里没有的片段。在《北京爱情故事》的剧本策划阶段，魏楠的团队就开始介入，电影拍完，预告片也制作完成了。

“你有没有发现，在国内，任何一个创新产业都会被无限地山寨和复制。”这两年，魏楠常常在微博和媒体上抨击竞争者，“这个行业，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忽悠和骗子。片方都说重视宣传和物料，但一动真格的，他们重视的就只有钱。”

魏楠说，和那么多导演打过交道，但他很难和导演成为朋友。讲情怀的竞争对手们被导演和影评人喜欢，但商业至上的魏楠被“卖片子的人”喜欢。

和电影导演的固执己见不同，在魏楠的公司里，制作片子是一件民主的事。魏楠多年的合作伙伴陈岩说，剪片子有争议是常事，这时，他们会叫来公司的其他员工，大家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毕竟，预告片是给大众看的，不是给我看，也不是给魏楠一个人看”。

“讲情怀的东西我剪它干嘛？太有情怀的导演不适合跟我合作。”魏楠说，很少有文艺片找他做剪辑，就算找来了，他也不剪，“没情怀，剪不出来”。

“那一刻我知道，必须踏踏实实工作，好好孝敬父母了。”

陈岩对魏楠的描述多半和吃有关。他们第一次合作制作广告片时，魏楠买了很多话梅、薯片，一直坐在他身后吃零食。“他还问我吃不吃，我说，不吃。他说，那你和我不一样，我做片子就得不停吃。”后来，就是这个“吃货”拉他入伙，成立了预告片制作公司。

在圈内，魏楠把自己定义为“江湖人士”。“我们俩聊天，你看我是文化人吗？我们讲的不是情怀，是情义。”16岁时对影视圈的厌恶依然存在，在魏楠眼中，这个圈子里99%的人唯利是图，剩下那1%是“他们那种人”，仗义，也要面子。

直到现在，每年除夕夜的22点，魏楠都会去陪一位当差的哥们过年，“完全不同的两个行业，二十年的交情”。

这套混江湖的价值观与魏楠不靠谱的青春期有关。从小混在剧组里，见识各种奇怪的人和事，十年时间，魏楠几乎没有好好上过学，“十五六岁，看书还认不全字”。

离开剧组回归学习，魏楠明显地感受到与同龄人的隔阂：“我的思想有点复杂，有点成熟，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

学校回不去了，尚未成年的魏楠开始在肯德基打工，“一小时两块钱，干了一年，升级为双星级训练员。”

又跑去搞推销，卖手机、BP机和对讲机，“跟各种大厦保安队长推荐我的对讲机如何牛逼”。

还去做过广告业务员，“代理《北京晨报》的通栏广告，把整个中关村都跑遍了。”

最后，魏楠想自己做点小生意，父母拿出攒了一辈子的十万块钱帮儿子开了一家摩托车店，“卖些破摩托车和破头盔，还有骑摩托的衣服裤子”。

结果，申奥成功了，五道口拆迁，魏楠的那小店也被拆了。他从仅剩的一万块钱中拿出七千，买了辆二手吉普，满世界嘚瑟。

“一件事让我彻底转变了。”吉普车让魏楠闯了祸：“出了交通事故，撞了三个人。”车子没有保险，所有损失都得自己赔。魏楠在警察局待了一晚，第二天回家，把事情告诉父母。“早上起来，我爸的头发白了一半。大夏天，他骑着一辆自行车找交通队，满世界求人。”这种震撼让魏楠彻底清醒，“那一刻我知道，必须踏踏实实工作，好好孝敬父母了。”

“咱得走导演范儿，得稳重，你说是不是？”

要么“专业”，要么“仗义”，这是魏楠为自己挑选朋友和合作伙伴的原则。他想当导演，为《从天儿降》找投资：“那会儿剧本才写了一半，没有制片人，没有监制，两个大哥愿意给我投钱。这是什么？是仗义。”

几个月后，魏楠靠自己的人脉找来郭敬明做电影监制，章子怡做制片人，陈正道任艺术总监，《从天儿降》有了“畅销片”的卖相。能赚钱才投资，这是圈里事。赚不赚钱都投资，这是情义。魏楠说：“热钱全都来了，但我谁都不带，还是带两个大哥，不仅让他们回本，还一定赚钱。这是不是仗义？”

魏楠叫郭敬明“小四爷”，他对郭敬明的评价和多数不同。他们是《小时代1》时相识的。“年纪不大，真能办事。”这是魏楠对郭敬明的第一印象。

《小时代》之后，郭敬明拜访过魏楠公司，他们还吃了点羊肉串，聊得挺投缘。

“子怡也是哥们。”魏楠清楚，很多投资都是冲她来的，宫二小姐把“章子怡”三个字贡献出来，就是最大的仗义。

做预告片这五年多，魏楠经手过两三百部电影，哪个成功了，哪个失败了，他都看在眼里。这次，他想拿自己的电影试试手，“试试用一个全新的理念来宣传新电影”。

“拍电影如果不赚钱还有什么意义？”对投资人负责，这是魏楠做电影的底线。

魏楠欣赏张艺谋，这些年，跟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该出名的出名，该赚钱的赚钱，大家都得到各自想要的生活。“一个电影拍出来，只有导演出名，这仗义吗？”说起这类事，魏楠愤愤不平。

现在，正是电影筹备的最后阶段。魏楠每天睡到11点，起床后，和儿子玩一会儿再出门开会。

多数时候，魏楠不愿向人展示自己的文身，那是90年代港片里的过气款式，颜色也开始变淡。采访时，他会兴奋地给记者描述穿着花衬衫、铆钉靴，骑着哈雷在长安街上兜风的画面，但真让他穿上拍照，他却拒绝了。

“现在不想把自己弄成那样，咱得走导演范儿，得稳重，你说是不是？”魏楠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