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里窗外》其实是一本迟到了18年的书。这是我最近才从台湾出版界听来的:大概18年前,有出版社联络林青霞,认真地讨论给她出书的可能性。当时负责这项企划个案的好编辑亦是好作家,他认定林青霞在华人影坛是“美丽的代名词”,打算从一个较高的审美视域而不仅仅是“从影回忆录”之类的八卦猎奇角度去理解、诠释她。文章由林青霞亲撰最好,专人代理亦可,底线是关注焦点乃生命路途上的幽微细致而不仅仅是水银灯下的炫目花边。其后基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企划中止。
幸好18年后的今天终于有了《窗里窗外》。这虽然是一本迟来的书,却必是超越当初构想的书,理由是林青霞在过去18年积累了更曲折深厚的生命经验,先为人妻、再为人母、影坛暂别、父母离世……18年间她饱尝了人生路上而不仅仅是舞台布景的风云色变,她拥有了源于血肉的剧本出于肺腑的台词责无旁贷的戏分,她是监制亦是导演更是演员,个中深刻蚀骨自非昔时岁月所能比拟。尤其关键的是,林青霞选择了提笔细述如此种种苍凉和愉悦,又选择了用散文形式而非许多人期待的自传去忆记昔日的高亢与灰沉,于是,读者有幸如在实景现场般透过文章跟她同喜同悲,在由方块字筑起的舞台上,遂出现了一个灵气流转的林青霞。
《窗里窗外》收录了四十多篇长短不一的散文,主题大致分为三类:怀人忆旧、影坛细说、当下感慨。无论把笔触指向何时何事何处,林青霞其实都在或明或暗地追问事情为何变得这样以及假如不是这样又到底应该变成哪样。因此,与其说林青霞在向读者重述记忆,不如说她在为自己重整记忆。生命经验的积累毕竟够多了,她不止是在re-calling,她还在re-positioning;她不止在记事,她还在理解、诠释,并且不断叩问事情背后的可能意义。花园里的桃红柳绿,由此特别耐赏。
这些文章的起点是《沧海一声笑》,写于2004年11月,是林青霞的第一篇散文,纪念患癌病逝的黄霑。那是我代表香港《明报》“世纪”版向她约的稿子,而我之所以敢提出邀约,事缘于某个夜里我们在施南生家中聊天,她谈及曾有一段日子每当从台北返港,车子走在大屿山的笔直公路上,她望向窗外的天空与灯火,心情顿然舒畅,因为她在台北悉心照顾父母亲,常需面对医院里的生老病死,情绪难免郁结哀伤,心头眉头皆压抑得紧……那夜我半躺在松软的白沙发上,呷着施大姐的红酒,抽着徐克的雪茄,微醉,静静聆听林青霞对于景物和心情的细致描述,忍不住暗暗对自己说:她能写。
于是我拨出了邀稿的电话。于是后来便有了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于是林青霞很明显欲罢不能,在报纸杂志上写得越来越勤快,由香港而台北,由台北而上海而深圳,或是首刊或是转载,在许多城市的媒体上都能看见她的笔墨。于是再后来便有了这本《窗里窗外》。
林青霞在自序里忆及最初的写作经验:“当初如果知道他不改我的文字,我一定没胆子公开,那么我的文章就只能放在书房的抽屉里了。”这显然稍嫌过虑。自问没资格替别人改文章,更深信写作是漫长孤独的探索历程而非考试作业,各有一套风格盘算,没有太大的改动余地。我其实倒过来经常讶异于林青霞对于写作的认真,曾有许多个凌晨深夜,听见传真机呜呜响,不必查看即猜得到是她传来稿子;第二个晚上,又是凌晨深夜,稿子又来了,原来是修订版;再来往往又有第三版第四版,林青霞总是小心翼翼地对待自己写出的每个字词,好坏美丑,她都尽了力去承担。
我忘记了曾否对林青霞述及一桩小事:她初次发表文章之后,我遇见董桥,他瞪大眼睛问我:“林青霞写得相当好!是她自己写的吗?有人代笔吗?有人替她改吗?”我一边笑着摇头,一边因为董桥的惊艳而替林青霞感到高兴。若知此事,林青霞应能多点自信。
不管是盖房子抑或经营花园终究不容易,而最难得的是亮丽起步。我隐隐感觉站在起步点上的林青霞已经尝到了文字的美好,所以她一定停不了,所以她肯定继续写。或许终有一天,除了一座茂盛的笔墨花园,林青霞还真的会把一幢华丽的文字房子展现于我们眼前;或许,我们不必再等另一个18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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