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12日，巴黎，当地摆放电视剧《老友记》中的同款沙发供粉丝合影，庆祝该剧开播25周年。
1994年，《老友记》在NBC开播前的两个月，华纳兄弟给六位主演包了一架私人飞机，飞往拉斯维加斯度假。
在凯撒王宫酒店吃自助餐时，导演詹姆斯·布罗斯对六位主演说：“好好享受你们作为普通人的最后时刻吧——等这部剧开播了，你们走到哪都会被影迷围堵。”
詹妮弗·安妮斯顿等六人听完大笑。
“不信走着瞧。”布罗斯说。2019年，在接受《好莱坞报道》杂志采访时，布罗斯回忆起《老友记》六名主演成名前的趣事：“那天我问他们‘你们想去赌城玩一把吗？’，六人开心点头，但都说自己没钱。”
布罗斯给他们每人开了一张200美元的支票，“很快，你们会得到成千上万倍的200美元”。
布罗斯预言成真。10年后的2004年，也就是《老友记》第十季开拍的当年，六位主演的片酬达到每集100万美元。这部剧为华纳兄弟每年贡献约10亿美元收入，根据六位主演当年和华纳兄弟签订的特殊版税协议，他们每人能分到总收入的2%——每年“躺赚”2000万美元。
2019年12月，时代华纳旗下流媒体平台HBO Max宣布，《老友记》六位主演将拍摄一个无剧本重聚特辑。如果不是受疫情影响，这个重聚特辑将于2020年5月中旬与观众见面；而在HBO Max上线的5月27日，《老友记》全十季也将全面上线。
《老友记》开播25周年时，《纽约时报》刊文称“这部剧比你所听到的、你所记得的更有趣、更肮脏、更大胆。但现在，也许《老友记》的确是个幻想剧了”。
26年过去了，这部被称为“一代神剧”的喜剧过时了吗？(图/Chesnot/Getty Images)
“一切正在发生”
2019年10月15日，安妮斯顿入驻Instagram，发布了一张她和《老友记》其他五位主演的合影，点赞数超过1600万，Instagram平台服务器一度因此瘫痪，也创造了“在社媒上最快获得100万粉丝”的吉尼斯世界纪录：5小时16分。
两周后的10月30日，在做客《深夜秀》节目时，安妮斯顿表示：“几天前在《艾伦秀》，我说《老友记》的重聚可能会发生，接下来网上很热闹了，我现在再说一遍，有些事情确实在发生，但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主持人史蒂芬·科尔伯特说：“有总比没有强，对吧？”安妮斯顿回应道：“是的，（这件事）会发生，我百分百确定。”
随后，莫妮卡的扮演者柯特妮·考克斯在凯文·尼龙的《跟着凯文去远足》节目里表示：“《老友记》剧终后，我们六个从没在一个演播厅里做过节目，这将是史上第一次，我超级期待。”
2020年2月21日，HBO Max首席内容官凯文·莱利发布声明，确认《老友记》将拍摄无剧本重聚特辑：“我想你们可以把这称为《老友记》剧组的重聚——我们将和大卫、詹妮弗、柯特妮、马特、丽莎和马修在HBO Max的一个特别节目中重逢，这档节目将和《老友记》剧集一起上线。”
“在《老友记》筹拍早期我就知道这部剧，多年以后我有机会参与这部剧的制作，很高兴看到它征服了一代又一代观众。这部剧让人怀念那个朋友和观众都会真实地聚到一起的年代，我们认为这次老友重聚的特别节目会体现这个精神，让新老粉丝联合起来。”莱利说。
就在莱利发表声明的第二天，《老友记》六位主演在Ins上同时发布“一切正在发生”，配图则是美国摄影师马克·塞里格在1995年给他们六位拍的《老友记》宣传照——这张照片登上了《滚石》杂志1995年5月18日刊的封面。
此次重聚特辑将在伯班克的华纳兄弟唱片公司第24阶演播室录制，那里也是《老友记》全十季的拍摄地，《老友记》的出品人凯文·布莱特、玛塔·考夫曼和大卫·克莱恩一起担任执行制片人，六位主演将担任这一特别节目的执行制片人。
出任本档节目导演的英国电视制作人本·温斯顿随后在推特上表示：“我等不及做这档节目了。”
“观众的‘一票否决权’”
开播的26年间，《老友记》到底有多火？
电影《幸福终点站》里，汤姆·汉克斯饰演的“东欧人”纳沃斯基在肯尼迪机场看到的纽约宣传册上，最醒目的就是“大苹果”和《老友记》；西恩·潘为了让儿子和女儿开心，直接联系剧组请求在《老友记》客串；阿诺·施瓦辛格最想成为《老友记》里的钱德勒，因为“他能和莫妮卡结婚”；若泽·穆里尼奥曾“为瑞秋失语”，“布拉德·皮特是个傻×，对我来说，詹妮弗·安妮斯顿1分，安吉丽娜·朱莉0分”。
尽管在剧中风情万种，但安妮斯顿在2008年做客《奥普拉脱口秀》节目时表示，当年拍摄《老友记》堪称“灾难现场”：“除了每季为了保持悬念的最后几集，我们都需要和超过250个观众‘见面’，他们开始笑，这个本子才能pass；他们不笑，导演就一直喊cut。”
在剧中饰演乔伊的马特·勒布朗，在第十季的拍摄间隙则重新抽上了烟，“之前戒了好几年，但现场观众给的压力太大，抽一根能解压”。
毫无疑问，《老友记》是一部与观众情趣、收视数据、商业模式“合谋”的情景喜剧，它用234集的原创厚度，对未来的美剧创作做了一次前瞻性预测：“紧抠”人设、“炒作”话题、“追逐”流量……美国甚至全球影视圈如今正在适应和经历的这一切，《老友记》在26年前已经玩过了一遍。
来自现场观众的压力，让《老友记》的编剧经常通宵写剧本。编剧杰夫·阿斯托洛夫自称因为“不间断性熬大夜”，在华纳兄弟影视基地“几乎看过每一次日出”，他在随后向出品人大卫·克莱恩提要求——“我能不能出75%的力，达到剧组想要的效果的90%”，但遭到后者直接回绝：“不行，你必须100%付出。”
阿斯托洛夫在《老友记》第八季后加入编剧团队，瑞秋和乔伊的感情线就来自他的创意。“观众看了受不了，他们会问：‘瑞秋怎么能和乔伊在一起？她应该和罗斯在一起，也只能和罗斯在一起。’”阿斯托洛夫说。
“不夸张地说，观众对《老友记》的剧情走向拥有‘一票否决权’。”接受《新周刊》采访时，阿斯托洛夫说。
2004年5月6日，纽约，美国观众在时报广场通过大屏幕观看《老友记》第十季最后一集。(图/Getty Images)
一部被观众“偷走”剧情的喜剧
对美国的电视观众而言，上世纪90年代是一个大书特书“宽松”和“自由”的创作新时代。
《纽约》杂志前主编库尔特·安德森在《为什么90年代是最好的10年》一文中表示，90年代是美国电视的一个“长盛不衰的新时代”，“90年代末，我们都有了手机，但还不是智能手机；我们还没有被设备过度连接，或者受到技术的控制。社交媒体还没有令社交生活变得病态般无休无止，一方面又弱化了社交生活”。
他用“和平、繁荣、秩序”三个词形容美国社会当时的文化氛围，“文学、音乐、电影、电视，这其中既有承袭自过去的东西，也有崭新的原创形式”。
一群希望通过介入社会科学、文艺创作找到身份认同的“沙发土豆”（上世纪80年代由美国人罗伯特·阿姆斯特朗提出，指手握遥控器蜷在沙发里，跟着电视节目、电视剧转的人）诞生了，这个群体被美国大众文化理论家约翰·费斯克统称为“过度的读者”。
“粉丝对文本的投入是‘主动、热烈、狂热和参与式’的，这和中产阶级试图与文本保持距离、持‘欣赏性和批判性’的态度正好相对。”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写道。
沙发土豆们对参与剧集的渴望，正好赶上90年代美国电视兴起的“唯收视率论”，于是不少《老友记》的观众发现，自己其实可以决定“谁和谁好”。在他们的坚持下，瑞秋和乔伊分道扬镳，最终回到罗斯的怀抱；再比如，他们希望看到钱德勒和莫妮卡发生“伦敦一夜情”后继续在一起，而不是像编剧之前预设的，“这两人只是玩玩罢了”。
《老友记》似乎把90年代美国观众的“社会乌托邦”情结放大到了极致。它填充的不是《宋飞正传》里的惨淡人生，也没有像《欲望都市》那样对两性边界进行探索，它是电视圈献给美国观众的一份“千禧大礼”：在“宇宙中心”纽约，六个年轻人活出了乌托邦式的洒脱生活，每个在电视机前为剧中人物握手、拥抱、接吻、孕育新生命而鼓掌的人，都从中分享了自我认定标准里的“美好生活”。和过去观众“被灌输”的过程不同，在都市乌托邦的美好愿景下，《老友记》践行的是近乎“一人一票”的“观众中心制”：你想怎么拍，我们就怎么拍。
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德塞都把观众和读者比喻为“偷猎者”，他们入侵文化领地所有者的疆域，“偷出”他们满意的、想要的东西。《老友记》似乎就是这样一部被观众“偷走”剧情的喜剧，它的超前理念，预言了21世纪人设、粉丝和流量的重要性；它的包罗万象，则让每一个观剧者都能从中“偷走”属于自己的治愈情节。
“一块单片镜”
有微博网友这样分析《老友记》假如放在今天拍摄的角色安排：瑞秋有个亚裔死敌；罗斯是非洲裔美国人，他的妹妹莫妮卡是一对黑人夫妇领养的白人女孩；钱德勒是同性恋，并和一起合租的乔伊“擦出火花”；菲比吃素，走上“环保卫士”的不归路，还受邀到联合国发表关于气候变化的主题演讲……
2019年，BBC给正在庆祝开播25周年的《老友记》泼了一盆冷水：这部剧以纽约为背景，但根据201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这个城市的白人比例只占33%，遑论纽约加速种族融合的上世纪90年代。
超前性的另一面，是这部剧在26年后被业内人士诟病的局限性。
该剧出品人大卫·克莱恩说：“如果今天让我们重拍一次，剧中女同性恋婚礼的剧情可能会被放大，甚至成为某一季的重头戏。”
而当被问及2020年瑞秋和罗斯是否依然幸福甜蜜时，该剧另一位出品人凯文·布莱特给出了质疑性的回答：“他们也有可能离婚，因为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与现实抽离的喜剧故事，在为大众文化增添“各取所需”功用的同时，也编织出一个个类似“信息茧房”的“剧情茧房”：那些热衷从一而终的观众，会在钱德勒和莫妮卡出双入对时热泪盈眶，而笃信金童玉女童话故事的粉丝，又会在第十季剧终时，为罗斯和瑞秋的破镜重圆而感动涕零。那些被一再提及和歌颂的《老友记》桥段背后，站着无数个把个人生活投射于剧情茧房的观众，支撑他们继续一遍遍“刷剧”的动力，有对现代都市生活的热情，也有对个体空间的焦虑。
美国作家索尔·奥斯特里茨认为《老友记》是“上世纪90年代下的蛋”，“就像一块单片镜，这部剧呈现的，只是90年代美国社会流动、向前进程中的一部分镜像。这既在过去体现了它的前瞻性，又在今天暴露了它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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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
《新周刊》第563期“青春灵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