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谨记你从医的初衷。从医学院毕业的时候，你们都许下过神圣的誓言。请铭记在心。将誓词贴在储物柜里，贴在浴室镜子上，因为闪念之间，便可迷失方向。”美剧《实习医生格蕾》第六季第15集，理查德·韦伯医生作为前辈，在讲座上向台下的医生们郑重建议道。

这是这部剧最感人的场景之一：韦伯举起右手，再次说出每个医生都会铭记于心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我郑重宣誓：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人类。……我将用良知和尊严，按照良好的医疗规范来践行我的职业；我将首先考虑病人的健康和幸福；我不会考虑病人的年龄、疾病或残疾、信条、民族起源、性别、国籍、政治、信仰、种族、性取向、社会地位，或任何其他因素；我将保守病人的秘密，即使病人已经死亡；我要保持对人类生命的最大尊重……”

中国的医学生们背的则是这一段誓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当我步入神圣医学学府的时刻，谨庄严宣誓：我志愿献身医学，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恪守医德，尊师守纪，刻苦钻研，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全面发展。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着追求，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

医者，正如马云所说，“亦士亦侠”。“士”指医生专业主义的一面，即医生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治病救人，同时推动医疗进步；“侠”则指医生的担当和使命感——当你决定当一名医生，就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然而，“虽万千人，吾往矣”。

基辛格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在此次疫情期间、在此前的每次疫病暴发期间、在人们每一次遭受病痛折磨的时候，正是这些“亦士亦侠”的医者，尽其所能，守护着我们。

从希波克拉底算起，医生这个职业至少存在2500年了

多年前，一名学生问了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一个问题：“发掘出一个原始部落的遗址后，你怎么判断这个部落已经进入早期文明阶段？”这名学生是一个名叫R.韦恩·威利斯的英国人，他本以为米德会谈论鱼钩、陶罐或新旧石器，然而，米德的回答是：“受伤后愈合的股骨。”

米德解释道：在一个野蛮的部落里，个体的生死取决于残酷的丛林法则——优胜劣汰。除了少数特例，多数受伤的个体都无法生存，更别说等到骨伤痊愈了。如果在一个部落的遗址中出现了受伤后愈合的股骨，就说明这些原始人在受伤后得到了同伴的保护和照顾，有人帮助他们包扎伤口，将其带到安全地点，给予耐心的照顾，直至骨伤愈合。“这就标志着原始人类开始懂得怜悯，而怜悯正是文明与野蛮之间最根本的区别。”

也就是说，人类文明的起点，源于人们有意愿、有能力救助受伤的同伴。而伤者及救助伤者的同伴，就是最早的患者与医者。

如果从希波克拉底算起，医生这个职业至少存在2500年了。希波克拉底的年代，大致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时代末期，到了之后的战国时代，巫、医开始分离，出现了像扁鹊那样的专业医生。相传撰写于战国时代的《周礼》有“医师”章，将医生分为食医（相当于营养师）、疾医（相当于内科医生）、疡医（相当于外科、骨科医生）、兽医等。

什么样的医生称得上好医生？

被誉为“药王”的唐代医者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认为，“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智愚，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侧重的是医德。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名誉主任郎景和认为，“医生的对象是有思想、感情及各种家庭、社会背景的人，而不是发生了什么毛病或故障的机器。所以医生绝不是机械工程师！否则，情感的交流变成了数字的传递，诊病变成了冷酷无情的判断。如果医生只注重检查结果，可能只见病，不见人；如果病人也只相信仪器，可能只见药，不见医”——侧重的是医生的人文关怀。

郎景和的老师是“万婴之母”林巧稚，“医生绝不是机械工程师”的看法，正是得自林巧稚的言传身教：她亲手迎接了5万多个新生命。接生时，她不希望产妇抑制不住阵痛的痛苦去抓冰冷的栏杆，总是会主动伸出温暖的手，给予产妇精神上的支持。

2020年3月9日，武汉，武昌方舱医院休舱前的最后一晚，湖北省人民医院的江文洋医生结束了自己在方舱的最后一个夜班，如释重负。(图/拾城 赖鑫琳）

有时治愈，经常关怀，总是安慰

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

这句话是美国医生E.L.特鲁多的墓志铭，被翻译为“有时治愈，经常关怀，总是安慰”。它既是特鲁多医生行医生涯的总结，也被后人视为对“医学之用”的最好的概括之一。

知乎用户“野性的呼唤”是这样理解这句话的：首先，“治愈”是“有时”的，而不是“无限”的。医学不能治愈一切疾病，也不能治愈每一个病人，而患者也不要盲目相信医学的“本事”，对医学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事实上，绝大多数医生都追求精湛的技术水平，试图做一个真正能“治愈”的人。其次，给予“关怀”或者说“援助”，是医学的经常性行为，也是医学的繁重任务，其社会意义大大超过“治愈”。技术之外，医生常常要用温情去帮助病人，从古至今，一切医学技术都是对身处困境的人的帮助。再次，“安慰”也是医学的一种责任，它饱含深深的情感，决不能敷衍了事。如何学会安慰病人、坚持经常安慰病人，是医生需要研习的大课题。

也就是说，医生不仅要治“病”，也要救“心”——病人的痛苦不仅来自病痛，还有心理上的巨大压力。比如，一个病人在接受手术前会焦虑：“手术的成功率有多高？”“这个医生靠不靠谱？”“一次手术不成功怎么办？”此时，医生需要和患者开诚布公地进行术前谈话，目的是得到患者的理解和合作。正如小儿外科专家张金哲院士所说：“术前谈话与其说是说服病家接受手术，不如说请他们审核你的决定是否符合逻辑。”

再比如，临终关怀的问题。此时医疗手段已经无能为力，医生的任务，就是让患者有尊严地离世，就像鲁迅在《父亲的病》一文中所说，“可医的应该给他医治，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得没有痛苦”。

关于医生的意义，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我们所有人的归宿都是火葬场，全都在路上排队。医生的作用，就是防止有人插队（提前被病痛打倒），时不时地把人从队伍里拎出来，让他们往后排（延缓死亡的步伐）。

或许还可以用玩游戏来做比喻：医生的工作，就好比给正在玩游戏的你加血，虽然血条最终会用完，但如果没有它，你会很快“Game Over”。

医生并不是万能的，他们也是普通人，甚至自己也会变成“插队的人”。为此，2017年10月《希波克拉底誓言》进行了第八次修订，增加了这样一条：“我将重视自己的健康、生活和能力，以提供最高水准的医疗。”确实，不能再让医生用牺牲自己的健康来换取我们的健康了，医生也需要关怀和尊重。

我们的社会，需要鲁迅这样的“医者”

医者并不仅仅是救死扶伤，可以说，在任何方面对你有治愈作用的人，都是你的医者。

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鲁迅。他虽然最终没能“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但正如鲁迅研究学者钱理群所说，鲁迅关注的，始终是“人”的问题，弃医从文，让他将关注点从生理上的、身体的健康，转向心理的、精神的健康，并将医学问题转化成为文学问题、人文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医者”，他希望“疗救”国民的灵魂。

鲁迅和老友许寿裳进行了这样的讨论：第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第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第三，它的病根何在？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有研究者指出，“诚与爱”正是鲁迅思想与精神的核心，他当年怀着“诚与爱”之心去学医，之后又以“诚与爱”之心去改造、疗救国民性——“所以我的取材，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钱理群指出，鲁迅使用的“病态”“病苦”“疗救”等表达，其实是一种隐喻，它不仅显示了在鲁迅的视域里医学与文学的相通，更暗示着医学本身的社会学、政治学的意义。以鲁迅的成名作《狂人日记》为例，小说中的“我”，就是一名精神病患者：“他们岂但不肯改，而且早已布置；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将来吃了，不但太平无事，怕还会有人见情。”

此后的《长明灯》《白光》，主人公也是精神病患者即“疯子”；《药》写的则是肺病患者要靠“人血馒头”来救治的故事。钱理群认为，“鲁迅是在‘疾病’与‘死亡’这一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生存境遇里，发现了一个最能展现人性和社会问题的广阔天地”。

倾其一生，鲁迅都在从事“疗救”事业。虽然他也悲观地发现“疗救无望”（《药》就是一个明证），但他仍然坚持，以此“反抗绝望”。我们的社会，需要他这样的“医者”。（插图/翟砚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文选自：《新周刊》第560期“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