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啊，你的名字叫强者。曾经是“她世纪”的护花使者、“女人生猛”的温柔知音、“伪中产”的捍卫神、“急之国”的先行军。

而在诸多大中城市的中坚阶层，男人们却在貌似强壮的外表下，逐渐失语与沦陷，要么为生活所累，成为物质奴隶，要么在追逐权力、金钱和欲望的道路上夺路狂奔，成为贪婪动物。

以生活和家庭之名，男人们在物化哲学的沙尘暴里迷失自己。我们变得犬儒，还自认幽默，我们变得愤怒，还自认激情，我们变得焦虑，还自认上进，我们变得浮夸，还自认“大国崛起”。我们喝的酒比任何时候都多，诗意却比任何时代都贫瘠。

身上的赘肉在一天天增多，男人们的大丈夫品格却在逐渐减弱。就像我们的饭局越来越多，格局却越来越小。中国男人品质的塌方已然在阻绝通往幸福的盘山公路。

男人消失了，不是在肉体上，而是在内心里。

做男人为何变得这么“难”？

我们时常看到这样的社会景象：男人成为“难人”，是这个社会压力的主要承受单位，维也纳男性健康国际学会的调查显示，男人自杀死亡的人数是女人的3倍，因车祸而死亡的人数是女人的6倍，男人平均寿命比女人少4年，男性的健康与30年前相比并没太大改善，而去看医生的比例却比女人低40%。

对中国男人来说，城市生活本身的压力不断加码，不得不沉浸在赚钱迷宫里，绞尽一切脑汁在人民币的数字游戏里奋斗。高房价、高物价、高男女性别差，使得男人更难买得起房子、车子，更难于娶到满意的老婆。政策的不确定性，社会的进一步固化，加剧了“难人”的紧张程度。于是早衰、焦虑、抑郁、欲望持续地折磨着中国男人。

“压力、污染是男人的两大杀手。”一位38岁的北京男士这样描述自己所处的环境，“幸好我结婚生子早，孩子现在五岁半了，周边很多朋友想要孩子要不上。”

新的医学研究表明，就身体整体抵抗力而言，女人强于男人。中国成年男性中患各种男科疾病的比例约占男性总数的20%—30%，且发病群正以每年15%的速度递增。男性健康成为一种社会问题。北京近10年居民死亡情况调查报告显示：40—59岁组死亡人数在10年中上升了2.4倍，其中男性增长了73% 。

男人的生命曲线正在从高峰跌下，而工作和家庭的负担曲线在持续上升，这两条剪刀状曲线大概于44岁相交，这被称为“中年剪刀”。这是中国男人在社会话语中消失的外力原因之一。

于是，我们甚至听到这样的反抗声音：男性特权是一个陷阱，它对应的永远是压力和紧张，它要求男性在一切场合有展示其男子汉气概的义务。对男性的社会要求和角色扮演，恰恰是导致男性心理脆弱和精神萎顿的致命伤。

除此之外，“中年危机”几乎是男性在步入事业小成之后的“必经之路”。有一位媒体总编便感慨自己的人生下半场开始了，他称之为“混吃等死”——事业进入天花板、家庭进入固化期、世俗使命已然完成、精神召唤仍显失落。

曾为物质而累，异化为赚钱机器；曾为女人而累，退化成原始动物；曾为社交而累，衍化为社交狂人。也曾变身改革先锋、不公斗士，但这一代“中国愤青”终于以“犬儒”的方式谢幕。

男人没了，女人还在

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女性意识的觉醒客观造成了男人的无所适从。女权主义的传播，使得建立在农耕文明的传统性别秩序发生彻底改变，这无疑是时代进步的应有之义，在全球化和城市化推动下，独立女性意识的发展，是符合经济规律和社会运行道理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男性失语了。

傅书华是一位女性研究专家，但是作为一名男性，他“痛切地感觉到了男性的失语”，他说，女性批评的一个基本思路是，话语霸权为男性所掌握，女性的价值定位是由男性给出的，女

性失落了自身而不自知。因之，女性应该解构男性话语，重新寻找、确立自己的价值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使自己不仅成为人，重要的是成为女人。

新女性找到了自己的话语和价值方向，旧有的社会性别体制“重装系统”。但是，新女性的形成，并没有对应的新男性出现，那么原有的男性角色就在这一过程中沦陷了。对此，傅书华不无难受地说：当女人开始成为女人并发出自己的声音时，男人却还傻乎乎地沉浸在自己原来的社会符码中，既不知道使自己赶紧成为男人，更遑论发出自己的声音。

新男性，被定位为在社会重大转型时期被寄予重大社会期望的角色。他们需要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尊重和体谅女性，脾气好，对老婆忠心，是个“顾家”的男人——家庭妇男。

然而，新男性却被称为“灰色男人”，他们的特点是为了妻儿过上体面的生活，他像陀螺一样疯狂地工作，但是内心一直渴望在50岁以前退休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每周有相对固定的运动时间，但是仍然经常失眠，肠胃欠佳……

这是新的“两性代沟”，女性一方面希望男性豪迈霸气，“像个男人”，事业有成，另一方面，又期待男性体贴、了解自己，多花时间陪自己——男人往往分身乏术，从而造成新的性别紧张。在这种性别失衡中，更使得男性无所适从，无怪乎有男人哀叹“此为最终的失语和沦陷奠定基础”。

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曾经对老人有利，对男人也有利。老人们照着自己的形象塑造下一代。男人们照着自己的角色塑造女人。西蒙?波伏瓦曾经在《男性批判》中说：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就的。但现在却可以说：“男性是天生的，却是被用旧的。”

人们更多的是在陌生人社会里互相算计，在契约人社会里互相限制和约束。血缘约束力已经被异地他乡的分离所割裂。中国传统的性别防卫轨序失效了。新女性逐渐崛起，旧男性日渐沦落。男人进一步失去自己，成为负担的承载者和秩序的被改革者。

男人是女人的臂弯，但这臂弯易折；男人是家庭的靠山，但却有愚女移山；男人是公司的骨干，但却跳槽完了还吐槽；男人是语言的动物，但却内心不安。“社会不靠谱，还想要男人靠谱吗？”男性在反思。“男人不靠谱，社会还会靠谱吗？”女人在反问。

放下鞭子，解放男人

中国男人的集体肖像是：沮丧、挫败感强、成功者不觉成功，失败者不抱希望。混日子是常态；“混吃、混喝、混炮打”（电影《非诚勿扰2》台词）是变态；而给自己开一场“人生告别会”则几乎是“精神分裂的一个浮想”。

“男人终于成了自己不想成为的那个人。”一位男士向朋友无奈地总结道。常常是“心未动，身已远”，偶尔发出“没有男人，只有老男孩”的喟叹，在面对强大的外部竞争压力时，又不得不板起脸、憋着腔调，不说人话。

没错，思想和价值观才是男人的肌肉，但男人的肌肉只在心里生长，无从付诸行动。再昂贵的健身房年卡都阻挡不住中国的男人们在丧失自我的道路上一路滑坡。

中国男性要想从社会中心重返人性家园，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只是秀秀肌肉和金钱，同样“任重而道远”。事实上，妇女解放发展到今天，之所以仍难看到尽善尽美的平等，很大程度上源于男人未能解放。只有解放男人，才能真正解放女人，达到两性平等的理想境界。

四十多年前，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男人解放运动”，它基本上模仿女性解放运动，并带有同性恋解放运动的色彩，有了不错的效果。在当下中国，虽然背景不同，社会结构差别较大，但面临相似的问题，男人也应该为自己掀起“解放运动”。

来自联合国的性别权力测度表明，从2003年起，美国的女人财富首度超越男人，而日本超过一半职业女性创造的企业获利为所有企业平均值的两倍。在职场上，男人需要调整心态，重排自己的成就序列。一个精神上富足且自信的男人，有观念影响力，同样能获得尊重，哪怕他的地位并不高，赚的钱并不多。

男人的魅力呈现方式有多种多样。你不是一个好的商人，可以去做一位生活家，经营情趣。你不是一个好的政治家，还可以尝试去做一名不错的演员……以此类推，万种可能。性别的解放，有时也可以引发人生的解放。

中国的男人在坍塌，很有可能是在错误的方向使力，停下来想想再出发，貌似也不错。

（实习生舒心对本文亦有贡献）

中国男人一百年

1910—1920

他们积极投身于中国社会变革洪潮中，充满了“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壮志。辛亥革命前后，以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大批知识精英为代表的新锐革命党人活跃，推翻了数千年封建帝制；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新知识分子开始进行激烈的思想变革，从法国归国的陈独秀和蔡元培、从日本归国的郭沫若和鲁迅、从美国归国的胡适和蒋梦麟是这场思想革命的精神领袖，他们批判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号召接受西方的科学、民主和文化作为新秩序的基础。

1920—1930

1924年9月8日，“学者军阀”吴佩孚代表中国男人第一次登上《时代》周刊封面，被描述为“吴将军，中国最强者”，他曾有“英雄并不以成败定义，本人既以关、岳为立身行事的楷模，所以在行为上一不爱财，二不好色，三不怕死。本人志在春秋，为国家民族，不惜肝脑涂地”的言论，被称为中国旧军人的最后一个典范；与此同时，中国第一批现代化军官阶层正在形成，投笔从戎的有志青年响应孙中山提出的“创造革命军队，来挽救中国的危亡”，纷纷喊出了“到黄埔去”的热血口号，他们以“亲爱精诚”为校训，高擎“爱国、革命”之旗，尔后成为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的主要军力。

1930—1940

海派男人红遍整个30年代，他们的生活态度全盘西化，颇具摩登时髦感。他们吃西餐、跳社交舞、看好莱坞电影，街头西装革履的比比皆是，鲁迅曾说：“在上海生活，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的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30年代海派男人引发了不少论战，1934年，《新中华》以《上海的将来》为题广向文界征文，引发了茅盾、郁达夫等左联作家的纷纷讨论，他们把上海男人的这种形象定义为“四不像”——“不像洋不像土，不像男不像女”。

1940—1950

再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和任何一所学校的教授学子，能像40年代的西南联大那样星光璀璨，抗日战争的八年里，这所学校不仅汇集了梁思成、金岳霖、朱自清、冯友兰、陈寅恪、沈从文、闻一多、钱穆、钱锺书等大师学者，还培养出杨振宁、汪曾祺、李政道等一批著名学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究竟是怎样的学风造就了40年代知识分子的风气与风骨？殷海光是这样回忆的：“西南联大校园内的风光，就是一个小型的五四。它给当时中国大西南的影响，也是一个小五四。我们的学校，可说集了五四的精英：从保守到维新，从全盘西化到本位文化，从欧洲思想到孔孟思想，从甲骨文到英吉利文，从唐诗到十四行，从楚辞到莎士比亚，从老庄到休谟，形形色色，好一个‘文化的共同市场’，真乐坏了我们那些青年的顾客！”

1950—1960

这是一个单纯朴素的年代，战斗英雄开始成为大众偶像，也成为新的中国男人形象。随着1950年朝鲜半岛爆发战争，中国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始“抗美援朝”，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等人成为这个时代独有的红色英雄群体。

1960—1970

一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让人们记住了大庆铁人王进喜；一篇《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让全中国都知道了兰考县的县委书记焦裕禄；一本《雷锋日记》，让全国上下都开展起了学习雷锋活动……在集体主义的时代中，这些中国男人被塑造成“榜样”形象一一登场。

1970—1980

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下，全中国掀起了持续多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热潮。从1968年到1978年，全国共有2000万知识青年，“知青”成为这一代人的代名词。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根据自己的这段亲身经历创作了知青文学，比如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叶辛的《蹉跎岁月》、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张承志的《黑骏马》等……无一例外都表现了那个时代青年人满怀豪情下农村的热血和激情。

1980—1990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文风浓郁、文艺家和人文知识分子引领潮流的时期，也是中国城市青年开始接受流行文化趣味的时期。这个时期诞生了不少男性偶像——随着电视剧《上海滩》的热播，柔情侠胆的许文强成为中国男人模仿的对象；1982年世界杯体操赛中，李宁一人夺得共7个比赛项目中的6枚金牌，成为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体育明星；1986年北京工人体育馆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崔健一曲《一无所有》奠定了中国“摇滚元年”；1987年春节联欢晚会，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铸就了第一批追星族。

1990—2000

小虎队成为内地青少年偶像，阳光、快乐的潇洒形象，成为青少年效仿的时髦标准。

说起来，小虎队是日本杰尼斯“少年队”的“山寨版”，但对于内地当年闭塞的消息状况来说，他们已经是相当时尚的乐队组合了。《青苹果乐园》、《新年快乐》、《爱》、《逍遥游》等歌曲脍炙人口、街知巷闻，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1991年，因为成员要服兵役，小虎队宣告解散，他们的最后一张专辑《再见》和分离的伤感打动了无数年轻人。在小虎队同一时期的还有红孩儿、太极、草蜢等众多青年组合，都走红一时。小虎队最近一次公开亮相是在2010年的央视春晚，那已经是一个逝去年代的回忆。

2000—2010

2001年，F4凭借着一部《流星花园》，开启了中国男色消费时代的大门。“好男”、“快男”等男性选秀火爆登场，小沈阳穿着裙子等上春晚，“伪娘”渐成风潮，传统男人的阳刚和硬朗不再作为一种审美标准。男人越来越阴柔，女人越来越生猛，在这个中性时代，男人没了，女人也没了。（辑/丁晓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