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五四”时。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这让人不由得想起《新青年》杂志，想起陈独秀，想起胡适……以及，被批为“世故老人”的鲁迅。

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鲁迅已经37岁，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如胡适、茅盾、郭沫若、郁达夫等要年长10岁以上，在当时的年轻人心目中，他更像一个“长者”。但他说自己不做“青年导师”：“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寻不到倒是运气；自知的谢不敏，自许的果真识路么？凡自以为识路者，总过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态可掬了，圆稳而已，自己却误以为识路。假如真识路，自己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华盖集·导师》）

虽然如此，当时的年轻人仍然景仰他，因为，他将希望寄予青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三闲集〉序言》）

100年后的今天，社会进化了，青年也进化了。新时代的青年，既是价值取向趋向多元、主体性和自我意识凸显的一代，也是反标签、反套路的一代。他们是行动家、创新家、生活家，并开始影响、反哺上一代。

“我是青年！”

南京大学教授周晓虹在论文《中国青年的历史蜕变：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中写道：“人们谈及‘青年’（Youth），常常都会将其自然而然地视为一个与生命成长相关联的年龄群体，一个与成年人相对应的社会范畴。但是，有关这一年龄群体的‘年龄’界定或者说‘青年’这一年龄群体的边界划定不断推后，却最清楚不过地显露出这一群体的社会建构意义。换言之，作为一种年龄群体，青年本身的出现、具体年龄的确定和变动都无一不是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结构及其变动的产物。”

“青年”概念是近代的产物。在我国，“青年”概念的出现比西方要晚100多年，历史学家钱穆曾称，“青年乃民国以来一新名词”。陈独秀于1915年9月15日创办《青年杂志》并撰写发刊词《敬告青年》，开篇即比较中西方青年观的迥异：“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这篇发刊词被视为中国“青年”概念得以确立的重要标志。

《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一文中指出，所谓“新青年”，是区别于“旧青年”的——“自年龄言之，新旧青年固无以异；然生理上，心理上，新青年与旧青年，固有绝对之鸿沟”。

而“新青年”应该具备的特质，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作了具体阐述：一、人格形态——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社会观念——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人生态度——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民族视野——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伦理尺度——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常识标准——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用当时就读于北京大学的杨振声的话来说，《新青年》杂志就如春天的响雷那样，把当时中国的青年从迷糊的状态中惊动醒来，让“他们首先发现了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确实感到自己是那时代的新青年了”。后来，杨振声成为“五四”运动的中坚力量，两度被捕。

巴金的《家》则用文学手法描述了当时的年轻人“青年”意识觉醒的过程：“觉慧皱紧眉头，然后微微地张开口加重语气地自语道：‘我是青年。’他又愤愤地说：‘我是青年！’过后他又怀疑似地慢声说：‘我是青年？’又领悟似地说：‘我是青年。’最后用坚决的声音说：‘我是青年，不错，我是青年！’”

不是每个年轻人都有资格自称“青年”

一个人能不能被视为“新青年”“真青年”，与年龄无关，而是与精神面貌相关——陈独秀1915年提出的这一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启发性。他说，“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敬告青年》），因此，“慎勿以年龄在青年时代，遂妄自以为取得青年之资格也”（《新青年》）。

鲁迅也表达过类似看法：“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华盖集·导师》）

“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这不正是近年来热议的“提前进入中年危机”？当代青年一方面希望青春期被后置（“我还是个宝宝”），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中年危机被前置（“90后都开始脱发了”），于是造成了年龄、身份感的错乱，市场研究及营销咨询公司“青年志”将这一现象称为“年龄迷航”，并发布了一篇题为《消失的年龄坐标》的报告。

关于“青春期后置”，该报告写道：“青春期被不断后置，从18岁到25岁，再到30岁乃至40岁。‘自我’前所未有的丰沛，也前所未有的复杂，拥有前所未有的多种可能性。人们希望自己一直是拥有无限可能与潜力的‘宝宝’，可以持续建构与丰满自我，不用成为循规蹈矩、毫无可能性的‘大人’。”

至于“中年危机前置”，报告指出：“（年轻人）感知到巨大不可控的潜在风险，却没有足够的安全感进行抵御时的焦虑与恐慌——我还年轻，为什么却被迫像一个中年人一样保守地担忧与思虑？”报告举了蒋方舟的例子：和徐静蕾在《圆桌派》对谈时，时年28岁的蒋方舟坦诚自己“担心嫁不出去”，调侃自己还有“男权遗毒”，难以摆脱社会主流价值对女性的苛求，“其言谈之间所表现出的担忧、焦虑和不自信，比40岁的徐静蕾看上去更接近‘中年心态’”。而这一结果反而呈现了蒋方舟真实的一面——“作为一名被不乐观的择偶现实和社会主流观念夹击的年轻人，比起事业爱情双丰收的徐静蕾，的确要面临更多的恐慌和困惑，只是有多少人敢于这样直接表达出来呢？”

《消失的年龄坐标》报告认为，时代的不确定性，正是造成“年龄迷航”的核心因素。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我们进入了“风口时代”——高风险、不确定性与机遇、风口并存。这个时代不论出身，年龄、学历、资历统统不是障碍，人人都有入场一搏的机会（所以00后CEO的出现毫不出奇）。同时，这也是一个“后喻时代”，最具传喻价值的不再是长辈的经验，而是后辈对于社会的不断创造革新。长辈向年轻人学习共享经济，学习断舍离，学习享受各种“黑科技”，学习接受“液态现代世界”（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提出的概念）的不稳定性，学习不断探索这个世界，学习“健康而有益的文艺生活方式”……

鉴别一个人是否年轻，心态最重要

当年，陈独秀是从生理、心理层面来区分新旧青年的，今天要鉴别一个人是否年轻，我们可以引入这四个标准：一是心态——始终对外界保持好奇，乐于接触新生事物；二是状态——保持开放的心态，勇于尝试，哪怕失败、出错；三是姿态——不因生理年龄而产生刻板印象，从而自我束缚，比如摒弃“在什么年龄做什么事”这种想法；四是体态——即进行身体管理，人到中年而没有大肚腩是一种美德（当然也不必一味追求所谓“少女感”“少年感”）。

其中，心态至为重要。职场社交平台领英（LinkedIn）2018年发布的“职场心态”调查发现，提到“年轻”，70%的职场人士首先想到的是“心态年轻，善于学习新鲜事物和迎接挑战”；“好奇”“学习”“开放”是人们提及“心态年轻”的高频词。只有40%的职场人认为自己拥有年轻的心态，而大多数人正被一些心态变老的“病症”所困扰，最普遍的三大症状体现为：做事变慢、工作效率降低（57%）；不再具有闯劲、瞻前顾后犹豫不决（52%）；害怕做出改变、渴望稳定（51%）。至于如何保持年轻的心态，职场人普遍认为这取决于能否经营兴趣爱好（63%）、社交圈子的影响（58%）、个人对自我的认知评价（52%），实际年龄则被认为是影响最小的因素，只占13%。

“青春不是指生命的一段时间，而是指一种精神状态；它并不是指红润的面颊、透红的嘴唇和灵便的腿脚，而是指坚强的意志、丰富的想象和强烈的感情，它是指生命的源头活水的清新之感。

“青春意味着在气质上勇敢多于怯懦，冒险进取多于舒适苟安。这在60岁的老年人中往往比在20岁的青年人中更为常见。人之变老不仅由于年岁的增长，我们之变老常常是因为放弃了对理想的追求。

“年岁也许会使皮肤增添皱纹，可是一旦丧失热忱，灵魂上的皱纹就会随即出现。忧虑、恐惧和缺乏信心会使人心灰意冷，意志消沉。”

年过七十才开始写作的美国作家塞缪尔·厄尔曼（Samuel Ullman）在《青春》（Youth）一文中这样写道。他想表达的就是：有的人很年轻，却已经老了；有的人很老，却依然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