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恐族生存指南

回避社交,只是应对陌生和尴尬的一种方式
刘旭
之所以会出现如今“社恐”泛滥的情形,与当下的信息承载方式和沟通场景的变化有很大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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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年轻人为自己的行为打上了“社恐”标签。图为2019年11月22日,人们鱼贯通过旋转梯。(图/ 视觉中国)


太宰治在《人间失格》中写道:“我一向竭力回避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害怕卷入那样的漩涡之中。”如今,太宰治描述的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这当中,大多是年轻人,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打上了一个标签——“社恐”。


“社恐”是“社交恐惧症”的简称,指行为主体不敢进行面对面的社会交往。换言之,这个群体在进行正常的社会交往时会感到有压力、不自在,并且无法以正常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态度。而这种趋于回避与退缩的心理状态,也多见于在手机媒介环境下成长的个体。



“在真正需要帮助时,社交就变得不那么令人恐惧”



叶佳璇就是其中之一。她今年25岁,刚刚拿到艺术史硕士学位。她本科时学的是广告学,该专业偏重协作与沟通,但她明显感觉自己难以适应。于是,当大多数同窗选择毕业后进入4A公司或者“大厂”时,她毅然决定去读一个自己感兴趣又不用和人打太多交道的专业。


刚上大学时,叶佳璇并不知道“社恐”这个概念的存在。她以为自己不善人际交往,单纯是性格内向的原因。但在一次参加社团活动的面试时,她观察到,其实身边有很多和她一样的人。“大家都很拘谨,在那个环境里,完全可以针对项目内容聊聊天,但人们都在玩手机,以掩饰当时的尴尬。”自那往后,叶佳璇会思考“为什么自己和同龄人会恐惧社交”,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没有得出任何结论。


上大二时,叶佳璇报名参加了一个综艺节目的录制。习惯独来独往的她,这一次也是独自前往现场。看到身旁成双结对的观众,她觉得自己稍微有些奇怪,但是她并不渴望和其他人建立联结。录制结束,已近深夜,从大兴星光影视园到她东五环外的宿舍有三十公里,作为一个女孩儿,她不免有些害怕。


叶佳璇正发愁如何回去的时候,一个同校学生出现在她眼前。那个女孩主动问她:“要不要一块儿?做个伴儿。”她点点头,两个人拼了个车,搭伴儿回了学校。在路上,她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下车后互加了微信。那时,叶佳璇意识到,“社恐”有时候好像只是一个托词:“在我真正需要帮助时,社交就变得不那么令人恐惧。”她觉得,自己的“社恐”状态,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陌生的回避。


回到宿舍,叶佳璇躺在床上回想起自己过往那些真正的“社恐时刻”。


过年回老家,不太熟悉的七大姑八大姨会问她很多难以回答的问题,譬如:“谈恋爱了吗?”“学的专业以后出路是什么?”对于这些近似拷问的问题,她会即时触发内心的“社恐按钮”,尴尬地说上几句之后,她就找个由头赶紧逃离现场。


学生会组织的聚餐也让叶佳璇感到不适。起初,她加入那些校园组织,是为了“能让自己在学习之余,有些事做”,但她慢慢察觉,当中的运行模式,与她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大家没有过深的交往,表面看着嘻嘻哈哈,但实际上,相互之间并不了解。”所以,每次和他们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叶佳璇都会觉得有些别扭:一方面,不能放开吃,肚子填不饱;另一方面,大家都在尬聊,“无论是讲述的,还是聆听的,都很不好受”。


最让叶佳璇受不了的环节还不是用餐,而是结束之后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尤其是“真心话大冒险”游戏,被叶佳璇称为“社恐的洼地”。每次轮到她,她都只选“真心话”,因为包含着亲密动作的“大冒险”对她来说简直是“公开处刑”。虽然名义上是“真心话”,但实际上就算胡编乱造一些经历,也不会有人在意:“每次聚会,真正感到快乐的,也就那么几个人。”


在比对了不同情境下自己的反应之后,叶佳璇得出了一个结论:像自己这样的“社恐”,并非生活中的异类,“回避社交,只是应对陌生和尴尬的一种方式而已”。所以,在她看来,没有必要放大这种状态,“把‘社恐’挂在嘴边,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


尽管叶佳璇想得很清楚,但在行为上,她依旧按照旧有的习惯去社交。在众多社交对象里,“半熟不熟的人”最令她头疼,她至今找不到一个让自己舒服的交往方式。老朋友则是她的“舒适圈”,不过她也不过分依赖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她会和朋友们聚一聚,聊聊知心话。那个时候,她并不觉得自己是个“社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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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1日,四川绵阳创新中心,在自助手机充电站边充电边刷手机的人。(图/视觉中国)



“工作场合的‘社恐’,大多是想化繁为简”



与叶佳璇同年出生、已经工作三年的胡翰对“社恐”的理解就完全不同。在朋友眼里,胡翰很爱表露心迹,从他在社交场合的表现来看,几乎没有人会把“社恐”安在他头上。但他自己反复强调,工作时,他是极度“社恐”的那一类。


与同事在楼道内正面相遇,他会用最快的速度掏出手机,以免令他难堪的打招呼环节在二人之间发生。于他而言,同事就像一阵风暴,手机则是那个让他相安无事的风暴眼。尽管他只是划拉几下,并没有做什么实质性的操作,但仍能确保他与同事相安无事。


平级之间倒是可以通过一些“小聪明”蒙混过关,但如何掌握与领导的相处之道,却着实让胡翰犯难。他的直属部门总监三十出头,旁人对其的评价是“人机灵,会来事儿”。用胡翰的话说,就是“圆滑”。 胡翰说,他自幼就忌惮与这样的角色打交道。他觉得,以自己的经验、阅历,同这种人说什么,都没有太大的价值。于是,他选择对工作情况避而不谈,除了递交日报,与总监的沟通几乎为零。


在追求效率与秩序的职场上,胡翰这样的行为无异于“慢性自杀”。时间长了,总监自然而然就认为他每天都在“摸鱼”,就算他做出了一些成绩,也由于反馈的缺乏,而得不到任何相应的回报。每天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在回家的路上,胡翰就盘算着,第二天一定要好好和总监聊一聊。但等太阳升起,胡翰又失去了言说的欲望。他担心自己措辞不当,也生怕总监反应过度,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与隐忍。


有一段时间,胡翰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这个苦恼。大家给他想的办法,大多是让他“敞开心扉,咬着牙,往前迈一步”。但对他来说,“道理都懂,可还是做不好这些看似简单的事儿”。他说,原以为业绩终将证明一切,可他现在领悟到,“学会职场社交和做好本职工作同样重要”。他并没有感到意外,自己渐渐“被冷落了,手头分到的工作也变得更为边缘”。在愤怒与自责的复杂心理驱使下,他决定辞职。这是他在职场上第一次因为“社恐”而遭遇的“滑铁卢”。


回老家赋闲三个月后,胡翰鼓足勇气,入职一家在无锡的网络信息安全公司。这回他开心极了,因为他终于不用为社交而发愁了。作为公司的产品文案,他只需将信息精准地传递出去即可:“无功无过,敲敲键盘就能养活自己。”


然而,胡翰并没有过几天舒坦日子,职场“社恐”的他迎来了更大的挑战。随着公司业务调整,胡翰进入营销部门。原本用不着动嘴皮子的他,却阴差阳错地要以说话为生。起初,他本能地想退缩:“我这样的人怎么能适应每天那种状态呢?”最初的几次业务洽谈,他紧张不已,汗水浸透贴身衣物,“感觉每天回家都像虚脱了一般”。虽然很艰难,但他这次不打算放弃:“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爬起来。”


5月的一天,客户下了个大单。走完财务流程后,胡翰主动约领导吃了顿饭,“一来,感谢他的栽培;二来,也算是维护一下我们双方的关系”。酒过三巡,他对上司说了些肺腑之言。令他意外的是,领导也愿意同他讲一些生活琐事与工作烦恼。那一刻,他如释重负。


胡翰突然领悟,“职场社恐”很大程度上是自己设定的障碍,想突破这层藩篱,终究还得靠自己,“大多数情况下,可怕的并不是社交对象,我们害怕的是社交要承担意料之外的后果”。胡翰说:“坐在工位上默不作声,肯定很轻松,但这无异于固步自封。”他之前觉得,回避职场社交,可以化繁为简,可实际情形恰恰相反,工作场景中,不“社恐”,就有更多的可能。


哲学家叔本华说,生活在社交人群中的人们必然被要求相互迁就和忍让,社交聚会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拘谨、掣肘。叶佳璇和胡翰通过主观调整,让那些曾经难以接受的状态向好的方向发展。实际上,大多数声称自己“社恐”的人和他们一样,担心的其实是对社交的焦虑,在情绪得到一定舒缓之后,生活会发生极大的改观。


在医学的界定中,“社恐”算是恐惧症的一种亚型病症。对于人这种社会性动物来说,完全的病理意义上的“社恐”,存在的可能性并不大。之所以会出现如今“社恐”泛滥的情形,与当下的信息承载方式和沟通场景的变化有很大的关联。


比起传统的身体在场,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用线上的手段来完成社交。虽然便捷性大大提高,但由于注意力的缺失和情感互动的减少,社交对于人们的意义也不一样了。日本学者中野收在《现代人的信息行为》一书中研究过电视媒介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的社交。他提出“容器人”概念:现代人的内心类似一种“罐装”的容器,孤立且封闭,为了摆脱孤独状态,人们希望与他人接触。但在社交过程中,只是内心的容器外壁相互碰撞,任何一方都无法深入对方的内心世界。


叶佳璇和胡翰的“社恐”属性,与“容器人”近似。这种心理状态很复杂,也很割裂。但他们并不是人群中的异类,没有必要将“社恐”妖魔化、放大化。恰如他们所言,刻意回避一些社交,或许只是应对陌生和尴尬的一种方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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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1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家饭店里,巨幅壁画十分抢眼。(图/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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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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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旭
刘旭
野地望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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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2

Q ^
@Q ^:有时不是拒绝半熟不熟社交 而是找不到话题 才有尴尬
09-03 01:54
Q ^
有时不是拒绝半熟不熟社交 而是找到话题 才有尴尬
09-03 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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