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神宗熙宁年间某个清明节，汴河与黄河水闸处人声鼎沸，在一系列仪式感十足的过场之后，水闸轰然而起，黄河水如脱缰野马湍急而下，大水咆哮着穿过西水门进入东京汴梁，又从东水门喷薄而出，不久即灌满了汴河。

在汴河下游等候已久的舟船，满载着来自南方的谷物、丝绸、布匹、漆器、木料，还有来自海外的象牙、犀角、宝石、香料等物，迫不及待地拔锚启航。河岸上的纤夫摩拳擦掌，拖拽着各式舟船鱼贯而行，仲春的四月，汴河之中千船涌动，百舸争流。

汴梁城东水门周围人声鼎沸，上至官家、下至黎民百姓等来了渴望已久的东南漕运，汴梁城中各种因为冬天漕运不通造成的涨价，如米粮、酒类、茶叶等的价格应声而下。这个刚刚从沉闷的冬天中苏醒的帝国都城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814个各色人物，73匹牛、骡、驴等牲畜，20多辆车、轿，29艘大小船只，张择端将东南漕船在清明时节进入汴梁的情形描绘下来，自唐而始到两宋达到极致的中国古代物质文明巅峰，永远凝固在了画卷之中。

唐朝、宋朝，在中国古代史断代中，通常被凑在一起，将两者统称为“唐宋”，史学家黄仁宇称之为中华第二帝国。它被认为是中国最繁华昌盛的时代，符合所有中国人的梦想，强大的国势与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兼而有之。

在这段让人梦萦魂牵的历史中，有些细节往往为人忽略——“生产力”、“物通天下”、“城市化”是由唐及宋，物质文明步入巅峰的三个关键词，但仅有这三个关键词是不够的。

在物之上，它还有一种不易察觉的精神层面的变化——自由。当唐代都城的坊市围墙被拆毁之时，当宋朝初年政府垄断海贸政策废止之时，当来自西域的阿拉伯人可以出任大宋市舶司长官时，这个时代便被看不见、摸不着的自由空气孕育着，感染着，推动着，走向了辉煌的巅峰。

生产力：江南经济大爆发，物质走出了土地的束缚。

谁也不知道曲辕犁的发明者是谁，只知道在唐朝初年，一种被称为“江东犁”的种田工具悄然在苏州周遭的农田上普及开来。这种由11个部件组成的新式耕作工具，实际上就是为江南水田而生的。它符合美学上均衡而稳定的原则，让土地跟随犁的运动产生了神奇的物理作用，犁身可以摆动，富有机动性，便于深耕，且轻巧柔便，利于回旋。

虽然它不能直接让水稻增产，但因为省时省力，可以节省农夫与牲口的工时，从而使更多的农田得到开垦。

曲辕犁的诞生是必然的，当南北朝分治之后，较少遭受兵灾的江南地区，更多的荒地被开发出来。唐朝的耕地达到5亿至6.6亿亩，在江南得到更大开发的宋朝，即使全国国土面积缩小了，它的耕地面积仍然达到7亿亩以上，无论哪个数字都大大超过了前朝。

江南的开发还为帝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南方气候较为温暖，让一年两熟的复种制得以施行。唐代就有记载岭南地区“稻岁再熟”，而到宋朝，一年两熟的复种制已经在南方相当普及。到了南宋，当北方人因为躲避战乱大批南下时，稻麦复种又满足了对小麦的大量需要。

复种制的推行，是让土地利用率增长的魔术棒，加上为人熟知的宋朝期间引进的耐旱、早熟的“占城稻”，让粮食产量爆炸式增长。根据《宋代经济史》作者漆侠的计算，宋代垦田面积达到了7.2亿亩，南方水稻亩产约353市斤，北方小麦亩产约178市斤。

粮食增产，首先带来人口的变化，盛唐天宝年间人口突破5000万，而北宋末年人口已经超过1亿。人口增长带来的还有赋税的增长，唐朝时朝廷收入约3000万贯，而到了北宋神宗年间，朝廷收入超过1亿贯。

天宝年间，秦岭淮河以南的户数占全国的45.5%，到北宋初年，这一数字完成了逆转，达到59.1%，5万户到10万户的州，北方有5处，南方达到了17处。这说明经济中心已毫无疑问地转移到了江南。

江南的粮食越来越成为尚在北方的朝廷倚重的根本，唐朝便有“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之说，韩愈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到北宋神宗年间，每年有超过500万石的粮食由汴河输入汴梁，“国家于漕事最重最急”。江南已经成为国之根本。

除了人口与赋税，还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搅动了唐宋的各行各业。

粮食增产让其他作物的扩大生产成为可能，木棉在北宋到南宋初年从海南岛、新疆、云南等地开始北伐，到南宋后期植棉业已经扩展到江淮和四川，木棉种植的普及曲线正好与粮食增产的曲线重合。

除了棉花还有茶叶，在唐以前，史籍中尚无人工种茶的记载，而唐朝不仅出现了人工种茶，还出现了陆羽的《茶经》，对相关栽培技术进行了初步总结，唐朝产茶的州郡已经有了50多个，基本都在南方，到了晚唐，集中种植的茶园已经相当普遍。

农业劳力也可以从粮食生产中分离出来，专门从事其他作物的种植，“例如唐后期到五代，南方出现了密植的专业化桑园，种植密度达到每亩50株。有的农户种桑达3000株”。除了桑、茶，许多水果、蔬菜、花卉、药物都出现了专营的情况。

这些形态，对物质文明的进步带来革命性影响，只有当农人脱离了专注的粮食生产时，才可以让基于其他农作物的深加工物质，诸如丝绸、布料、漆器、木器等得以专业化生产。

唐宋物质的极大丰富，不是偶然的，当生产力发展起搏着帝国的心脏，还有一条大动脉为帝国运输血液。当大量的粮食、货物被生产出来之后，便需要强大的物流体系让物质得以通行天下。

物通天下：贸易四海，让享有天下万物成为可能。

隋炀帝杨广的结局非常悲惨，公元618年4月11日，一伙叛乱的禁卫军冲入了杨广的寝宫，校尉令狐行达动手用练巾勒死了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皇帝，这里是烟花三月的扬州。

这时的扬州叫江都，是隋炀帝下令开凿的贯穿南北的大运河长江北岸的起点，这条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南至余杭（杭州），全长两千多公里，沟通了整个中国最富饶的地区。虽然隋炀帝死得很不光彩，但他留下的这条运河却给中华第二帝国疏通了血脉。

无论唐、宋，朝廷最关心的是漕运，运河里运输着唐代都城长安洛阳、北宋都城汴梁所需的粮食，唐开元二十一年后的三年间，共转运了700万石粮食入长安，北宋大部分时间输入汴京的漕粮每年高达700万石。

粮食是农业帝国的命根子，对于宋朝而言，粮食不仅仅是养家糊口的必需品，它的背后还牵扯着另一个由国家专控、带来极大财政收入的行当——榷酒。

榷是专卖之意，榷酒就是酒的专卖。在宋朝，酒和盐、铁、茶一样是国家专卖，当然专卖并非国家酿酒卖给百姓，而是由国家提供酒糟给商家酿酒。酿酒需要粮食，基本等于一斤粮食酿一斤酒，对于北宋朝廷来说，这需要大量的粮食，元丰二年更是规定汴梁销售的酒糟限额是120万斤，每斤250文铜钱。

但酒的产业从销售酒糟到收税，是北宋朝廷一笔巨额收入，在庆历八年，酒课收入达到1710万贯，占总财政收入的两成。

因此，在《清明上河图》中，我们看到了四通八达的街道、穿梭往来的人流、布满了酒馆饭铺的城市和迎风摇曳的酒招，这里有汴梁公酿作坊七十二家之一的孙羊店，也有打着“小酒”幌子的王家纸马店；有普通家酿的稚酒，也有当时的知名酒酿美禄。

除了以粮食为基础的酿酒业之外，漕运还带来了天南海北的货物。特别是南方的茶叶，此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们日常不可或缺的产品，来自江南、荆蜀地区的茶叶制成茶饼，输入到中原。同时，茶的专卖也给北宋朝廷带来巨额收入，政和二年到六年的5年期间，朝廷得到了1000万贯的收入。这便是“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的壮观情形。

于是彩帛行、丝棉行、绢行、米行、面行、生铁行、炭行、磨行、肉行、油行、屠行、果子行、靴行、杂货行、染行等应运而生，北宋汴梁城至少有160多行，南宋临安有414行。

贸易的发展还带来了某种新生金融行业的萌芽，唐朝时，商人在长安把钱交给地方驻中央的机构进奏院或某军、某使、某富家，然后带着当事人付给的文券，到目的地凭文券取钱。这种文券类似于后世的汇票。腰缠万贯是不可能的，但人们可以把价值万贯的汇票缠在腰中。

除了内河的漕运，海运、海贸的兴盛为帝国带了天南海北的货物，以及大笔的财政收入。

唐朝与西方贸易还有陆上的丝绸之路，由骆驼驮着的货物走过千山万水抵达长安，海贸此时尚未成为帝国的命脉。

到了宋朝，因为西域商路被西夏、吐蕃等敌对国度隔断，海上丝绸之路遂成了沟通外国的重要通道。根据史料，当时从广州到波斯湾的航程，大约需要90天。

于是在南宋时，马可·波罗在都城临安（杭州）看到了这样的情形：苏州的丝绸、温州的漆器、经由海路远来的福建和广东的罐装茉莉花、产自鄱阳湖西南城市南昌的扇子、产自江浙一带的著名米酒充斥市场……

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东西，还有犀角、象牙、珊瑚、玛瑙、珍珠、水晶、檀香木、沉香木、香料、樟脑、丁香、豆蔻……

正是物流业前所未有的发达，让唐宋——中华第二帝国的物质文明高潮迭起，就如《东京梦华录》里所说：“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

城市化：孕育出辉煌的物质文明。

英国学者米勒曾提出一个“有机会进行买卖活动的地域范围”的概念，他的研究称：“市场之间的距离不超过1至7英里的界限。”7英里折合11.76公里，他认为人在这样一个距离内可以有效地进行商品交易。

而在宋朝时期的江南地区，这个距离被确定在17.8千米（《北宋中期东南地区城镇的数量、商税与空间分布研究》），其意义在于：如果某一区域内城镇分布密度达到每一千平方公里有一座城镇，则区域内大部分人可以进行日常交易活动。

根据研究，1080年北宋两浙路城镇空间分布密度为1.42（城镇数/总平方公里，下同），江南东路为1.17，福建路为0.89，江南西路为0.85。

按照这个水平，浙江、苏南、江宁附近大部分地区都被纳入了这个范围。这说明在这个当时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城市化程度已经相当高。

在中国古代，城镇是由贸易市场发展而来的，唐朝以降，在城市之外开始出现定期的集市贸易，南方多称草市，北方通常称为集。这类集市往往产生于交通要道、关津渡口或城市边缘。

唐宋时期的商路，特别是水路的畅通，让这种集市的发展愈加迅速。北宋真宗末年，开始在草市收取商税，并在草市设置监税专官，草市升级为镇。康定元年（1040）至元丰三年（1080）之间，两浙路城镇数量从142个增长到175个，江南其他三路的城镇也有显著增长。

熙宁十年前后，东南地区共有户数523万余，按照5人一户计，人口达到2600余万人。城镇人口114万余户，人口达到570余万人，城镇人口占到20%。

南宋城镇化进一步发展，随着人口增多，造成商税大幅增加，以江西路的景德镇为例，从北宋熙宁年间只收了3337贯税收，到了南宋时的38400贯，这种增长幅度在东南地区是普遍现象。

城镇为商品找到了会聚的地点，也为城市中的人享受奢华物欲提供了可能。

临安城中一场婚丧嫁娶，店家负责宴席所需的全部细节，“花、酒檐、首饰、衣服、被卧、轿子、布囊、酒器、帏设、动用、盘合，凡吉凶之事，自有所谓‘茶酒厨子’专任饮食请客宴席之事。凡合用之物，一切赁至，不劳余力。虽广席盛设，亦可咄嗟办也。”（《武林旧事·卷六·赁物》）

这本书还提到过一次盛大的宴会，其中有200多种菜肴。41道菜用鱼、虾、蜗牛、猪肉、鹅、鸭、羊肉、鸽肉做成，烹调手法则有煎、烤、炸、煮等。另有42道菜为水果和蜜饯、20道菜为蔬菜、9道菜为用各种材料熬成的不同粥品、29道菜为干鱼，还有17种饮料、19种糕饼、59种点心。

临安城中还有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有化妆品（油膏、香水、睫毛膏和假发），有小猫和用作猫食的鱼及猫窝，有蟋蟀笼子及其饲料，还有金鱼、浴巾、钓具、游戏用的飞镖、棋类、糊窗户的油纸、蚊香，等等。

宋朝的审美情趣虽然仍然是简单、雅致、枯淡的，但对于生活的讲究已近极致。花园中的自然景色全由人工造成，小小的假山，弯弯的溪流跌落成瀑布，金鱼在池塘中游来游去。这种鱼，“钱塘门外多蓄养之，入城货卖，名鱼儿活”。

在这座万花筒一般的城市中，马可·波罗如是说：“谓其为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良非伪语。”

自由缔造物质文明，第二帝国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蒲寿庚这位有着阿拉伯血统的商人在南宋淳佑十年（1092年）达到了人生的最顶峰，他成为泉州市舶司的提举。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顶峰，也是整个唐宋自由精神的顶峰。

以唐宋为核心的第二帝国所建立起来的物质文明正是来自于自由的创造。在东南沿海的港口城市里，唐宋两朝皆建有外国商人居住的“蕃坊”，每处置“蕃长”一人，由外商中有声望者充任，代表官府管理坊内事务。

外族人出任朝廷官职在唐代相当普遍，无论是李光弼还是哥舒翰都是外族中出将入相的佼佼者。这说明在唐宋时代，华夷之分并不明显，在华的外族人享有与中国人平等的地位。

商业方面，第二帝国走过由封闭到开放的自由之路。唐朝的长安由坊、市组成，坊者居民区，市者商业区，而此时的市是封闭的，筑有围墙。

到了宋代，这道围墙被拆除了，在东京汴梁之中，商业区是开放的，店铺不再限定在有围墙的市内，而是分散在坊中，位于沿街、沿河之处，形成了人潮涌动的商业街。

还有就是对各种贸易限制的解禁，比如海贸，宋初进口商品仍是严格专卖，但收入甚少，只有每年50万贯，导致进口专卖到淳化二年（991年）结束。一旦放开，市场给了朝廷满意的回报，市舶税在宋徽宗年间达到100余万贯，到南宋时已经达到年收入200万贯。

两宋的空气如此自由，这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时代；这是妇女可以外出打工、可以平等继承家产的时代；这还是朝廷不能予取予夺，皇帝一件快意事都做不得的时代。

自由的空气在帝国四处蔓延，由盛唐开始，至两宋为最，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前无古人甚至后无来者的大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