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年展”的口号是社会动员，当然，明眼人看到还是一种政府动员——例如开幕酒会上敬酒的副市长，例如放在市民中心的双年展主场地。

但这并不妨碍这是场有趣的双年展——有建筑系学生热捧的大师到来，也有那些年轻建筑师或出位甚至看起来“无脑”的举动。双年展是现实的影子，这里有小贩与城管的猫鼠游戏，有人民对付城市“管制”的民间技巧。它是个复杂的矛盾体。

两个市民中心与建筑多元价值观

香港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的主会场在深圳的市民中心，这座没有大门的政府办公地位于深圳的中轴线上，方圆5公里，开慢车绕行市民中心一周需要10分钟。像很多设计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公共大建筑一样，由美国一家建筑事务所设计，有上海大剧院风格的透明玻璃墙，巨大的具有装饰作用的波浪形顶棚——人称“大鹏展翅”。

在《弱建筑》一书中，台湾建筑师阮庆岳在思考建筑的多元价值观时，说到“横向移植”（向西方与日本求经）中的客体模仿与自体生长，强调都有各自强烈的需求必要性。两者不是零和的斗争，而更可能是多元价值关系的互补共生。

在本届双年展上，建筑师刘家琨做了一个山寨版的“市民中心”，倒是本土生长的正面形象。黑色遮阳网用红色的气球吊起来，下面放满竹椅，观众能在深圳市中心听遮阳膜被风吹起又吹落的声音，山寨版市民中心的空阔和幽静之感好过“大鹏展翅”。它被取名为“随风2009市民中心”，计划中它是被放在宏大的市民中心前面的，但是它看起来像是对那座耗资23亿的建筑的讽刺。当廉价、轻便的黑色遮阳网被风吹起时，会变化出自然的波浪——这是许多波浪形顶棚极力模仿而不得的姿势。

接地气的本土建筑师VS黑衣建筑大师

来自本土的这种轻巧力量在本届双年展上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弱！建筑团队”的三个成员谢英俊、阮庆岳、Marco Casagrande给双年展贡献了一个温柔的“茧”。他们要向昆虫学习建筑的方法，昆虫在地球上生活的时间比人类还长，但是不曾产生脏乱垃圾或是污染空气。竹编的“茧”如同昆虫的巢穴，来于天地最终也归于天地。阮庆岳说：“茧是对单一主体与唯我中心的深切反省，弱同时是真正和谐的开端，弱也必然是智慧的自然流露。”

在双年展开幕的第二天，深圳下起了小雨，气温开始下降， 因为有火，“茧”中温暖了起来。谢英俊因为长期在农村、灾区生活，早起生火成为他的生活习惯，所以，最懂得对付火塘里扑朔迷离的火。当他背身弯腰伺弄柴火时，台湾自由作家巫祈麟正用DV给“弱！建筑团队”做采访记录。阮庆岳笑着喊：“谢英俊，拍到你的屁股了。”谢英俊笑笑，继续拨动柴火，让火烧得更旺。

穿冲锋衣的谢英俊在灾区推广协力造屋。阮庆岳的《弱建筑》一书中称他有“极为殊异的勇气特质，他想以一己的作为，来对抗资本主义大巨人”。来自芬兰的Marco Casagrande在许多方面都像独行侠，经常会带着自己的老榔头到工地挥汗，几乎能独立解决所有问题。这些动手能力超强的建筑师都不同于人们膜拜的那些黑衣建筑大师。

双年展开幕当天，日本建筑师伊东丰雄坐在高高的台子上讲他的作品，在一堆人的簇拥下走VIP通道离开市民中心。尽管那位不懂中文文法的翻译让现场的观众听得很无奈，但伊东丰雄的演讲还是在市民中心创造了最高的满座率。听众的“好学”切实地应和了所谓的“横向移植”（向西方与日本求经）现象。但是有更接近中国地气的一些建筑师出现之后，这样“横向移动”或许会更理性一些吧。因为那场时间仓促的演讲并不值得那么多人翘首以盼。

双年展上的年轻人：态度更重要

大师在前，年轻一代更愿意在双年展上体现某种个性，至于到底要表达什么反而不再重要。由Tor Lindstrand和Marten Apangberg组成的International Festival团队基本就是来双年展过节的。他们穿着“深”、“圳”字样的T恤在展馆现场担纲酒保和DJ的角色，供应二锅头、金酒、伏特加和啤酒，旁边有人唱热门泳装卡拉OK歌曲。他们的展台在开幕当天是最热闹的，大家围在一起喝酒听歌看大屏幕泳装美女，不亦乐乎，他们用最直接和简便的方式强调了双年展的市民参与性。

“规划师总是走在城市建设的后面。”“即时城市”的参与者郑祖耀总结城市规划师的现状，而他们想要不同的方式，这个展览上外表比较惹眼的Our Group团队，成员主要由法国巴黎美丽城国立高等建筑学院的研究生组成，他们说当前中国造城的方式主要是盖好房子，然后让人住进去。未来是否可以是人与建筑的同时进驻呢？然后，他们会告诉你，让我们先憧憬一下吧，而且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实体性的东西呢？造出一个模型的意义一定是大过概念本身吗？

他们对于自己的项目滔滔不绝，但是好像一切都令人费解。反思城市化过程中的规划秩序是个很大的题目，以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自己都跑题了，学艺术出身的郑祖耀将自己做的“一目了然”的TIMES杂志分发给大家，借此反思传统的阅读方式和杂志版式。

如何让小贩来双年展

在广场上，还有造价2万的几个“城市下的蛋”，有长草的外壳，内部宽1.8米，设有小型卡拉OK，让人想起北方城市的流动卡拉OK，在小货车上装一套山寨音响，买几张盗版卡拉OK碟，主要服务城市的中下阶层，打工者、小贩花上一块钱，就能点唱一首《香水有毒》或者《天蓝蓝》，旁边通常是烤地瓜、油炸豆腐干、20块钱一套的保暖内衣。但是在这个整洁、空旷的市民广场上，那个躲在蛋里唱K的年轻人却拥有某种诗意和孤独之美。

制作这些蛋的建筑师张珂不愿意将“蛋”所代表的生活方式悲情化。作为一种临时的存在方式，以蛋为家也可以是一种很时尚的生活方式，“不是同情他，扔给他几块钱的”。小贩、流浪汉在现实生活中通常是被驱赶的、边缘的，没有保障，甚至也无尊严。以上刻板印象让“蛋”的浪漫色彩很难说服观众，在与建筑师的对话环节，马上有人担忧如果“城市下的蛋”被城管抓改怎么办？张珂说：“可以拖着蛋跑路，下面带轮的。”建筑师的幽默感或许也来自某种无奈。

现实的困难在展览期间便遇到了。张珂与同事在布展时碰到两个卖鸟的小商贩，他们本来在“蛋”的周围卖鸟，这个自然场景比唱K年轻人更有趣，但是他们被城管迅速驱逐了，张珂无奈，只得给他们贴上双年展工作人员的牌子，算是让他们暂时拥有了合法身份。但是张珂不能在整个白天都保护这两位小贩，后来穿便衣的来了，他显然具有更高的“城管水平”，他看到“工作人员”在跟人讲价，也就掌握了这两个人“真小贩、假工作人员”的证据，最终把他们的牌子没收。张珂有点惋惜，那两个卖鸟的大家都非常喜欢，但是第二天他们就不敢来了。

不过，在现场，听到的另一种抱怨是，知识阶层的伪善在于：享受一个清洁、安静、不为拥挤而烦恼的环境时，又在抱怨管制带来的不自然。

在保安的眼皮底下偷衣服

美国艺术家Benjamin Ball和Gaston Nogues从美国洛杉矶Apparel公司的仓库运来大批吊带衫、比基尼，用衣服夹子固定在线上，名为“可以穿的建筑”。这些衣服会因为重力作用不断往下掉。策展人在做导览时说，掉在地上的衣服都是你们可以随便拿走。这增加了保安的不安，他们担心：贪小便宜的观众最终会将这些衣服搬空。于是，这座“可以穿的建筑”又开始上演中国式的“猫鼠游戏”。

在双年展上如何避过保安耳目，对观展的人来说，偷一件American Apparel牌的衣服带回家便成了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这种愉悦不仅来自American Apparel的优良品质，更来自越轨却不被追求责任的快感。不过，当你忐忑又兴奋地将一套比基尼塞进包里的时候，你却回头发现了摄像头。所有猥琐的偷窃行为正在保安室的监视器里直播。不知不觉我们都走进了《一九八四》式的故事情境，像是隐喻却又是现实。

双年展上的保安是引人注目的，平常的他们或许是艺术家眼中是虚张声势的权力代表，或者是被操纵的对象，又或者是社会矛盾的集中体。这类老套的符号学意义，最终在艺术家林其蔚的手中变成一个社会测量，当他让双年展的保安围成一圈，在一起诵读布条上的拼音时，他发现，在保安队里“小头目”们的声音总是大过一般队员。这也应证了他之前在深圳做的其他几个社会团体的实验结果：在当下的中国，越是底层，发出的声音就越小。

有限参与度

在武汉开出租车的陈胜接到邀请参加双年展的电话时，将对方当成了骗子。“从来没听说过有人组织跑这么远的。”在一周之后，他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于这次参与双年展，言语之间充满了荣幸之感。当初是“百日谈”项目的志愿者在武汉街头找到了他。双年展期间，陈胜就用从武汉开过来的出租车，载着双年展的观众在市民中心附近转悠，顺便聊一下他对于武汉和深圳两个城市的看法。尽管之前，作为一个健谈的出租车司机，他也算见多识广，比如，当他看到“风生水起：城市生态装置”时，他会告诉你在安徽的某个古村落还保留着古代完整的雨水收集系统。但是作为一个双年展的偶然闯入者，第一次到了深圳，参与这次双年展还是长了不少见识的。他说：“我都是参加那种群众参与度比较高的活动。”尽管双年展是对所有市民开放的活动，但是在陈师傅的眼中这算不得“群众参与度很高”的活动。“展台上很少有人讲解的，没有专业讲解，大家看不懂的。”

在马岩松设计的《广场上的怪物脚印》，简介上写着“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一片自由活动的空间”，但是“脚印”里面会放置一个临时打印的纸片“请勿踩踏”。从理智层面，我们会搬出现实的各种担忧，无外乎总是人口众多，总体素质不高。不过，“严禁、请勿”之类的训诫几乎遍布所有的公共空间，贯穿于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私下我们都拥有了逃避惩罚的各种技巧，比如在双年展上偷一件American Apparel的吊带衫，或者，恶作剧地在马岩松的怪物脚印里踩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