蝙蝠侠、绿巨人、蜘蛛侠、钢铁侠……这些现代英雄的塑造历程，都是一个个哈姆雷特式的故事。他们同样诞生于混沌、成长于黑暗，也同样在与心魔的斗争之中，选择了光明。

即将上映的《复仇者联盟2》证明，最爱制造英雄传说的现代国家，是没有传统英雄史诗的美国。

1938年，首个超级英雄——超人诞生于DC漫画。他来自氪星，原名Kal-El。氪星毁灭之前，这位外星人被双亲放入宇宙飞船来到地球，被农场主肯特夫妇发现并收养，改名为克拉克·肯特。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这位看似在《星球日报》上班的普通新闻记者，其实是一位刀枪不入，具有超级速度、超级呼吸、超级听力、超级力量、超级智力与超级眼的超级义务警察。

超人诞生于大萧条末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1937年至1938年间，由于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国会提高征税幅度，财政部在限制黄金进口的同时对货币供应加以限制，美国实体GDP降低11%，失业率达到13%—19%。同时，农业欠收、农村解体，让大批涌入城市街头的“农业游民”与失业大军汇合，为不断飙升的都市犯罪率与帮派势力做出“贡献”。在黑帮片泛滥、美国梦崩塌之时，由秉承“善良与爱”的老派农场主抚养而成的“超人”克拉克·肯特的诞生，不太像是只存在于纸上的漫画故事，更像是一篇现代版英雄史诗。

从超人到美国队长，英雄的创造者由天父变为科技。

值得注意的是，1938年版的超人并不遵循“不杀”原则。他会用以暴制暴的方式惩治家暴者、奸商与街头暴民——此时的超人并不在意随意使用力量所带来的后果，他更接近荷马史诗中的尚武英雄。直到40年代末期，新编辑惠特尼·埃尔斯沃思（Whitney Ellsworth ）赋予了超人“不杀原则”，这位名字中带有“神”之意（在希伯来文中，El意为神）的“天父之子”，才更接近今天代表美国精神中“坚持人性本善”的超级英雄形象。

紧接着超人诞生的英雄是DC漫画出产的蝙蝠侠。不同于超人“半神”的形象设定，隐藏在蝙蝠侠面具之下的布鲁斯·韦恩是属于人类的“黑暗骑士”：目睹双亲被劫匪枪杀的布鲁斯暗暗立下“一生用以打击犯罪”的誓言——与初版超人相似，为仇恨所驱使的布鲁斯毫不在意罪犯性命：“罪犯就是一帮盲目的乌合之众，一定要将恐惧植入他们的内心。我必须是一个暗夜生物，黑暗而可怕……”就像循着他的所思而来，一只蝙蝠停在窗边。这也成为初代蝙蝠侠的人物性格主旨：只在夜晚降临的正义骑士，却比黑暗更黑暗。

接下来诞生的，是1941年由漫威（Marvel）制造的美国队长。这位超级士兵所使用的武器是无杀伤力、只用于防护的艾德曼合金盾牌，盔甲下的史蒂夫·罗杰斯既非超人那样的天外半神，更没有布鲁斯·韦恩所拥有的百万家产——他只是纽约布鲁克林一个贫穷爱尔兰移民家庭的孩子，没有财富，没有超能力，甚至没有强健的体魄。他是一位瘦弱的美术生，年幼丧父，少年丧母，唯一拥有的是永不服输的意志、永远正直的信仰，以及一颗金子般的心。

史蒂夫·罗杰斯颠覆了“英雄”所拥有的传奇性：首先，他与神之力量无关。赐予他神之力的并非宙斯，而是科学。其次，他并不拥有王子式传奇人生——他完全脱离了阿喀琉斯（超人）式的理想化英雄模式与哈姆雷特（蝙蝠侠）式的家国使命感。史蒂夫所认为的“善”并不包括从自我意识出发，代替神取人性命，而是保卫他所笃信的自由。从身世到内心，史蒂夫·罗杰斯都更能代表信仰自由、平等、博爱的年轻美国所期待拥有的未来。

美国队长为战胜纳粹的精神而生，也反映了美国人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热兵器时代的思索。能够让体弱多病的史蒂夫·罗杰斯拥有达到人类极限之力的强壮躯体的，是由逃亡美国的德裔犹太人亚伯拉罕·埃斯金博士研发的“超级血清”——也正是它，造就了希特勒左右手、九头蛇创始人红骷髅的“超级身体”。血清放大了受试人本身所拥有的一切：放大了史蒂夫·罗杰斯的善，亦放大了红骷髅的恶。

从1938年超人诞生，到1941年美国队长诞生，世界大战让美国人（或者说全世界）意识到，强大的外部力量是一把双刃剑。诞生于美国的史蒂夫·罗杰斯与诞生于英国的霍比特人有一个共同的内核：外表上的懦弱并不代表内心的渺小。高贵之心，才是凝聚一切外部力量的关键。

战争前夕的英雄不再尚武，脱离了人性的矛盾，崇尚的是一颗高洁之心。而这种性格单一的平面化形象，在漫画世界的第二波超级英雄建造潮中被逐步瓦解。对于人性矛盾的探索，成为下一阶段英雄故事的主题。

60年代出产的英雄形象，更立体复杂，亦更具多面性。

60年代是超级英雄故事的第二个爆发期。此时的美国经历了战后新思潮的洗礼，轮番迎来垮掉的一代、民权运动、登月神话、冷战、越战以及对战争的反思之后，英雄形象变得更加立体复杂，亦更具多面性。

1962年诞生的蜘蛛侠彼得·帕克，是超级英雄队伍中的首位青少年。不同于英雄漫画中无私而勇敢的少年助手形象，彼得·帕克只是一位“有些自恋却又自我排斥、缺乏信息且孤单”的普通高中生。他没有双亲，没有美国队长和蝙蝠侠这样的心灵导师，由年过半百的梅婶婶和本叔叔抚养长大。这只是一位成长中的少年，并不知道拥有力量会带来什么，也不知道如何锻造稳固的心灵。这位偶然间获得超能力的男孩之所以走上英雄之路，是因为已故的本叔叔曾经教导他：“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同年，漫威将北欧神话中的雷神索尔纳入超级英雄体系。如果说超人是外星版的奥德赛，雷神就是现代版北欧神话的英雄归家记——在经历了奥德赛般的战争与迷失之后，以“尚武”著称的索尔在归家途中培养了责任与善。

之后一年，钢铁侠诞生。托尼·斯塔克是美国队长的挚友，霍华德·斯塔克之子。这位智商突破天际的科学天才在前往越南帮助美军改造微型芯片的途中，被越南军阀俘虏，因心脏插入碎片而命在旦夕。在被逼制作武器的同时，托尼·斯塔克在一同被俘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托尼大学时的崇拜对象、物理学家殷森的帮助下设计和制作了一副动力盔甲——能够在拯救心脏的同时，让托尼成为一位钢铁战士。但是成为钢铁侠的托尼并没有成功拯救殷森，这股仇恨让他进行了大规模复仇，并在返回美国后成为军方杰出的高精尖武器供应商。

与纯真自制的美国队长对立，托尼·斯塔克喜爱冒险、游戏人间、酗酒成性、自我膨胀。他是“浑身都是弱点”的超级英雄，不依靠时代与同类的杰出科学家——一个孤家寡人。他同时拥有人类最为杰出的创造力，以及人性之中最为脆弱的缺陷。超人与美国队长无理由式的强大内心，在托尼·斯塔克身上很难找到。在一副英雄的铠甲下，他只是个时不时逃避现实的普通人。

托尼·斯塔克心中的矛盾在同年诞生的绿巨人身上，得到了更深层的挖掘与探索——故事主人公名为布鲁斯·班纳，是一名智商高到无法测量的情感压抑者。他因幼时所受到的虐待，生活在一个充斥着焦虑、恐惧、愤怒、毁灭人格的封闭世界中；又因照射班纳研发的伽马射线导致身体变异。这些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人格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绿色怪兽——由这些负面情绪变身的绿巨人Hulk这样评价班纳：“那个渺小的软蛋。”绿巨人的故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拥有了为所欲为的力量，人类还能否控制自己的心智？对于未知力量的一味恐惧与摧毁，又是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毫无疑问，Hulk代表了布鲁斯·班纳（人类心灵中）所有的黑暗与原始兽性——这个绿色的巨人以失衡心灵与强大力量之间的矛盾，开启了反英雄的英雄时代。

新千年，重生的超级英雄所面临的敌人不再是具体的团体与国家，而是偏激独裁的意识形态。

在新千年，超级英雄们均被搬上大银幕。后“9·11”时代让这些故事有了新的演绎。超人成为不再被归家执念所掌控的奥德赛式神明，装载着谦和与善的更高级生命体，以及因超级力量被人类视为异类却从不丢弃理想与爱的“终极幻想”式精神象征。

美国队长亦不再是“天生高大全”代言人。在尚未接受超级血清的“弱鸡”时期，史蒂夫·罗杰斯就已时刻维护挚友巴基·巴恩斯；他成为英雄之后，巴基追随的并非力量与智慧均达到人类巅峰的“美国队长”，而是“那个压根不懂打不过就要跑的布鲁克林傻小子”——他认定的不是力量，是挚友史蒂夫的善与信仰。

与美国队长的单纯式高尚平行的，是蝙蝠侠式复杂的黑暗。在诺兰重新塑造的蝙蝠侠影片里，反派小丑针对脸上的伤痕编出了好几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代表着一类罪犯内心深处的黑暗。善良来自光明，罪恶则来自伤痕——没有天生的英雄，也没有天生的怪物。他们都是被家庭与环境所逐渐养成的。

处于蝙蝠侠对立面的除了小丑，还包括高谭市的“光明骑士”哈维·登特。哈维·登特相信司法体系，更相信秩序、理想与绝对正义。而他不顾高谭城市生态所进行的“大清洗”没有带来绝对光明，却让整个城市陷入混乱的失衡。蝙蝠侠的故事主旨不再是凭着一介理想打击犯罪，而是理解滋生罪恶的城市暗面，并接受它的存在。哈维·登特所代表的理想化式绝对光明，与小丑所代表的无底线式绝对混乱，都并非常态。一个城市（世界）如同人的内心，是光与影的综合体。黑暗骑士蝙蝠侠所要做的，是在笃信正义的同时，接受黑暗的存在。

在重新演绎的钢铁侠电影中，托尼·斯塔克一出场就是个游戏人生的科学家兼武器商，认为“和平就是手握比别人更粗的棒子”。在他被恐怖组织俘虏、亲身体会到暴力与武器之恶后，使用钢铁盔甲毁掉了视线之内斯塔克工业所制造的一切武器。他依旧没能拯救殷森，但他不再选择复仇，而是选择拯救殷森的家乡。回到美国后，托尼停止生产武器，并拒绝向美国官方交出钢铁战甲。他成了一位清洁能源的研发者，在再造和重生中皈依真正的自我。

在新千年，站在英雄对立面的绿巨人依然是比美国队长、钢铁侠和蜘蛛侠更强大的存在，他的力量来源依旧是愤怒。在李安版的绿巨人影片中，造就Hulk的并非布鲁斯·班纳，而是班纳的父亲。这位对力量有执念的科学家认为像他这样经过改造、拥有更完美身躯的族类才是最优异的存在——弱小如蝼蚁的人类没有必要得到尊重，拥有神力的优异族类才应该是世界秩序的建造与维护者。这一次，布鲁斯·班纳的人格并没有在变身后消失——他保留了女友贝蒂爱的力量，拒绝接受恶的教养。他以巨人之身杀死了恶之源头（亲生父亲），以野兽之态对所爱之人回望最后一眼，然后孑然一身远离家乡。

超级英雄所对抗的已不再是某个具体的国家或团体。美国队长对抗的是“世界应屈服于某类人意志”的纳粹式观念，钢铁侠对抗的是根植于斯塔克企业内部的唯利是图式贪婪资本主义，蝙蝠侠对抗的是脱离现实的空想主义，蜘蛛侠对抗的是科学之力催生出的恶之怪兽，布鲁斯·班纳对抗的是人类自身无法摆脱的毁灭与逃避之欲。

英雄之心的锻造，需要的不仅是来自自我的力量；而英雄之心一旦养成，能够拯救的亦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生命。

在继续进行的漫画故事中，“美国队长”盔甲下的英雄已不仅仅是史蒂夫·罗杰斯。巴基·巴恩斯成就了美国队长，亦因战争成为美国队长最强劲的敌人——他被敌对阵营俘获、洗脑，被派执行暗杀任务，成为人形兵器。他由一束光变成了一抹暗影。而在所有人都将变为冬日战士的巴基·巴恩斯视为敌人之时，只有史蒂夫·罗杰斯对这个记忆全无的人形兵器抱有希望。

当一束希望、一道光芒因现实中的不可抗力变为绝望与暗影时，是应抱有曾经的希望不放，还是接受现有的绝望？当这种黑暗与绝望几次三番带来致命伤害的时候，又是否应该放弃它曾经带来的光芒？

史蒂夫·罗杰斯选择了正视、战斗和相信。他找回巴基，并让他继承了“美国队长”的名号。他将曾给予自己光明的人从黑暗中拉出来，成为更加自由的“美国队长”。

在漫威宇宙的设定中，史蒂夫·罗杰斯是能够举起雷神之锤的超级英雄。这是他拥有高洁之心的明证。英雄之心的锻造，需要的不仅是来自自我的力量；而英雄之心一旦养成，能够拯救的亦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生命。

蝙蝠侠、绿巨人、蜘蛛侠、钢铁侠……这些现代英雄的塑造历程，都是一个个哈姆雷特式的故事。布鲁斯·班纳博士是一位科研者，代表着科学的两极。钢铁侠是商界富翁，代表着资本的两极。蝙蝠侠是晦暗骑士，代表着黑暗与光明的两极。蜘蛛侠是一个社会的继承人，代表着成长的两极。他们同样诞生于混沌、成长于黑暗，也同样在与心魔、与外部力量的斗争之中，选择了光明。

英雄进化史之古希腊篇

神一样的种类

人类最早的文体是“史诗”，描写伟大人物的英勇、刚毅、侠义、战功、智慧以及由此传诸后世的巨大荣耀，因此又叫“英雄史诗”。现代西语（比如英语）中的“英雄”（hero）一词就来自荷马史诗。而这个单词并非只用来形容“正面”人物——交战双方都是英雄——“敌人”特洛亚人是英雄，阿波罗称呼埃涅阿斯为英雄，甚至哭哭啼啼的安德罗马克也成了英雄。只要追求卓越，就当得起“英雄”之名。

尚武是古代英雄的本色，勇敢是他们身上最可贵的品质，荣耀则是对生命尊严的捍卫和对名声不朽的追求。

在《伊利亚特》中，英雄是宙斯所创造的第四代种族，父母双方总有一边是神明，属于“半神的种族”。他们继承了神明的强力和勇武，也处处受到神明的养育和眷顾。在柏拉图那里，英雄是一种上古人物，他甚至直接把英雄等同于神明的儿子。英雄是战神阿瑞斯的仆人，好比伟大的诗人是缪斯的侍从，尚武是他们的本色，甚至可以为此不计得失，蔑视任何世俗伦理的规定。

“尚武”式的英雄不守雌、不居下，争相出头，为的就是要永远成为世上最优秀的人。《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是阿开奥斯人中最优秀的一员。在他们所受的教育中，英雄“永远要做最优秀的人，超越其他将士”。对于英雄来说，不仅自己要是一个最优秀者，其对手也同样：赫克托尔向最优秀的阿开奥斯人提出挑战，就连文弱的公子哥儿帕里斯挑战的也居然是“阿尔戈斯人当中最优秀的那一位”。而这种对于极致优秀的追求，来自古希腊人的基本信念：所谓“Aristocracy”（贵族政体），当然是最好的政体，因为它由最优秀的人治理。

除了尚武与优秀，英雄还必须勇敢。“英雄”用作形容词时，其意义就是英勇勇敢。在奥德修斯看来，“勇敢的战士在任何险境都坚定不移，无论是进攻敌人，还是被敌人攻击”。另外，英雄不仅善于动手，也不拙于动口：英雄乃是“会发议论的演说家，会做事情的行动者”。在史诗时代的人类心中，真正的勇敢是直面无法避免的结果，却依然能够义无反顾地尽到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知其不可而为之，为了正义、道义、荣誉和胜利，英勇赴死，义无反顾。这种勇敢可用伯利克勒斯的话概括：“真正勇敢的人无疑应属于那些最了解人生的灾患和幸福的不同，而又勇往直前、在危难面前不退缩的人。”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将怯懦视为一种耻辱。阿喀琉斯在重新顶盔掼甲为友报仇时，对告诫他不要出战的神马说：“克珊托斯，你预言我死？这无需你牵挂！我自己清楚地知道我注定要死在这里！” 对死亡无所畏惧的阿喀琉斯追求的是“光荣名声会传扬遐迩如黎明远照”，向往自己的“名声可达天际”，羡慕别人的“声名将会在天底下的世人中播扬”。在他的概念中，荣耀是比生命更加不朽的存在——荣耀和名声代表着“神圣的自我”，是对尊严和自我意义的寻求。

伯利克勒斯在著名的“葬礼演说”中对英雄的评价堪称典范：“这些人之所以能赢得这一切，是由于他们的勇敢精神、他们的责任感，他们在行动中有一种强烈的荣誉感；你们也一定会意识到，在一项冒险事业中，任何个人的失败都不会使他们觉得城邦使他们灰心丧气，他们反而会尽可能地把他们最光荣的东西奉献出来。他们无一例外地把生命奉献出来，这使他们每个人都获得了永世常青的声誉。至于坟墓，它不只是安葬他们遗骸的地方，而且是存放着他们荣誉的最崇高的圣地……”

在荷马笔下，英雄们追逐的是个人的荣耀，因此颇有个人英雄主义的味道，这与古希腊崇尚个体完善的精神相通，与后来古罗马隶身国家、献身神明的集体主义思想略有不同。荷马强调个人成就的古典意识直接影响后世西方的价值观念，形成了西方人文传统的基础——可以这样说，荷马史诗中个体性的德性理念，就是今日西方世界个人道德规则的形成基石。

英雄意识到了自己的凡人之身和必死性。而这种对于局限的认识，让他们更懂得如何运用凡人身体上和智慧上的资源来对付问题。

“英雄”是希腊传统宗教中一个十分古老、明确而神圣的概念，英雄崇拜与神明崇拜并行，由古代的祖先崇拜演化而来，后来则成为较发达的城邦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神明崇拜与英雄崇拜的双轨制绝佳地体现在赫拉克勒斯身上，这位力大无比的英雄虽是大神宙斯的儿子，却是一个凡人，于是希腊人在腓尼基的推罗那为他建了两座神庙，一座把他当作神来供奉，一座却按英雄来祭祀。

而到了柏拉图那里，英雄崇拜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在他看来，英雄崇拜乃礼法之所需：统治者必须给每个公民一个神或一个精灵甚或某个英雄，并且在赞美神明之后，还要赞美精灵和英雄，英雄最终忝列神明、精灵之末座。

但英雄终归是一个往昔的种族，虽比现在的人更加强壮、更为英勇。这个神所创造的“第四种族”，早在文明纪元之初就已消亡。他们有的战死后去了阴曹地府，在阴风凄凄的黑暗中过着悲悲戚戚的日子——生前为朋友两肋插刀的阿喀琉斯甚至不愿意在阴世为王，他想回到凡间，哪怕与人为奴。有的英雄则幸存下来，宙斯“为他们安置了远离人类的住所，在大地之边。他们无忧无虑地生活在涡流深急的大洋岸边的幸福岛上”。而在现世之中，英雄再无存在。

英雄虽不如黄金时代、白银时代与青铜时代的人类，但比之“现在”的黑铁时代，则又高尚许多。赫西俄德就曾如此感叹：“我但愿不是生活在属于第五代种族的人类中间，但愿或者在这之前已经死去，或者在这之后才降生。因为现在的确是一个黑铁种族：人们白天没完没了地劳累烦恼，夜晚不断地死去。诸神加给他们严重的麻烦。尽管如此，还有善与恶搅合在一起。父亲和子女、子女和父亲的关系不能融洽，主客之间不能相待以礼，朋友之间、兄弟之间也不能如以前那样亲密友善。”

“在这些人看来，力量就是正义，虔诚不是美德。恶人以恶语中伤和谎言欺骗高尚者。嫉妒、粗鲁和乐于作恶，加上一副令人讨厌的面孔，将一直跟随所有罪恶的人们。羞耻和敬畏两女神以白色的长袍裹着绰约多姿的体形，将离开道路宽广的大地去奥林波斯山，抛弃人类加入永生神灵的行列。人类将陷入深重的悲哀之中，面对罪恶而无处求助。”

神明不再，英雄也注定不复存在。我们只有把英雄与当前的人类做个比较，才能看出英雄的伟大——这个属于“现在”的黑铁时代难以产生伟大的原因，是因为那些对于名节与不朽的追求、敢于直面死亡的勇气，以及超脱出生存概念的超凡脱俗，都已随着神明与英雄的共同毁灭，消逝在光芒尽头的黑暗之中。

英雄进化史之近代篇

个体的觉醒与叛逆

从15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到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这段历史，完全可以理解为一个个体觉醒与成长的历史进程，古典时代的英雄们开始冲破心灵上各种固有的禁锢，从神意的藩篱中挣脱出来——但解放之路却并不平坦。

在文艺复兴带来个体的觉醒之后，英雄亦陷入癫狂。

弗莱德·R.多迈尔在《主体性的黄昏》里指出：“在很大程度上，西方历史可以看成一部解放的历史，即人从各种外在的监护或虚构的压抑下逐步解放的历史。”的确，中世纪的人们聚焦于上帝，文艺复兴则要求回到以人为中心的古代世界，聚焦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自然和上帝了解的出发点。当人不再是超越尘世灵魂的工具，而成为人间欢乐生活的根据时，一种《巨人传》中庞大固埃式的生活风尚逐渐风靡整个欧洲。时代呼唤全新的亚当和夏娃，也期盼超乎传统神性的英雄。当人的个性、自由和热情以一种超乎寻常的方式得到呈现时，文学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也以癫狂的方式释放着巨大活力，表现出征服自然和主宰自我命运的信念和勇气。

当充满奇思异想的堂吉诃德骑马缓行在古老的蒙帖艾尔郊原时，夏多布里昂看到了伤感，海涅则对堂吉诃德精神“伤心落泪”、“震惊倾倒”。在他们心中，堂吉诃德疯癫的行为之中蕴藏着高尚可爱的品德：他坚持正义，嫉恶如仇；他不为钱财，只重名誉。为了心中信念，他不顾酷暑炎热、饥劳困顿，路见不平便拔刀相助，屡败屡战，毫不气馁，即使被人削掉耳朵、打落牙齿、击断肋骨也无怨无悔。

与桑丘精神状态象征的粗俗世界相比，堂吉诃德是信仰的捍卫者、自由的守护者、知识的播撒者、绝对的探求者。他负载着神圣的疯狂，伸出拳头重重地砸向既存现实的一切藏污纳垢之处，甚至连一块沾有“污迹”的“石头”也不放过，直至将它砸碎、毁灭。现实对堂吉诃德失去了其有效性，他从日常生活连续性的束缚中解脱，自由地居于其上，这正是对英雄德性淋漓尽致的诠释。

如果说堂吉诃德是文艺复兴时期行为上的癫狂英雄，哈姆雷特则是思想上癫狂英雄的代表。延宕是哈姆雷特的精神状态，疯癫是其抵御荒诞世界的方式。哈姆雷特洞悉人性的真相，痛感人与世界、人与自身分裂之苦。面对荒诞世界，他只能在延宕中用戏谑之语进行探问，其疯癫表现出人性的迷惘和困惑。但哈姆雷特最终摆脱了忧郁与延宕的阴影，以鱼死网破的形式实现了悲剧性的超越，让生命活力在毁灭中重生，从而确立了向悲而歌、向死而生的英雄本质。

启蒙价值所孕育的理性精神带来了浪漫主义的激情反拨，追求自我实现的奋斗型英雄与不断反抗的叛逆型英雄携手并进。

接下来的英雄之路，简直就是自我实现和叛逆反抗两种路数的殊途同归。

18世纪是欧洲的启蒙与革命并进的时代，当启蒙运动让理性走向傲慢，并一再雕琢着个体的乐观自信时，新教伦理也深深融汇到资本主义的世俗化进程中。新教的“因信称义”滋生了个人主义，“天职”观念召唤着虔诚、认真勤奋的职业精神，同时也推动了经济个人主义的产生。一批通过个人奋斗而获得自我实现的英雄人物开始充斥于文学作品中。

笛福笔下的鲁滨逊是孤独的个人主义英雄，他没有像传统英雄一样去追求爱情和荣誉——即爱情的追求依附于所爱的对象，荣誉的追求以渴望他人的认同为前提。摆脱个人依附的所有条件后，鲁滨逊依然乐观热情，勇于冒险和探索，其精神象征着英国清教主义的延伸和发展，也是不断攫取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人格化体现。但鲁滨逊精神遮蔽了个体与“经济人主义”分离导致的痛苦和冷漠无情，而这种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必然伴随的分裂现象，在浮士德身上得到充分呈现和揭示。

浮士德是歌德用毕生心血浇铸而成的英雄人物，面对漫无边际的探索道路，他对自我分裂的矛盾和痛苦有着深刻省察：“有两个‘我’居住在我心间，一个想同别一个分离，一个沉溺于迷离的爱欲之中，执拗地固执着这个尘世，另一个猛烈地想离去风尘，向那崇高的灵的境界飞跃。”但浮士德最终拒绝了悲观主义和享乐主义，选择了奋斗和超越。他在不断否定自我的过程中确立新的自我，在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悲剧中，他的生命具有了更高的存在意义。“凡是自强不息者，到头我辈均能救。”

与浮士德所走道路不同，以“拜伦式英雄”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英雄对理性力量和进取精神完全不屑一顾，而是以狂放不羁的激情和撒旦式的精神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我生来就为了反抗”，拜伦因其强烈的反叛意识和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彪炳史册。其笔下的英雄人物是海盗、异教徒、无家可归者，他们都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强烈的情感，敢于蔑视传统秩序，反抗一切抽象冰冷的法则。

恰尔德身上表现出一种高傲的孤独和深沉的忧郁，他蔑视现实的庸俗，企图在自由的漫游和冒险中寻求精神的皈依。曼弗雷德终日沉浸在痛苦中，同时又具有一种坚不可摧的精神，他企图通过对道德和理性的极端蔑视找到精神的栖息之所。他们最终都陷入悲剧的漩涡不能自拔，但他们为追求自由而点燃的激越之火，无疑迸发出英雄主义情怀，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个体对自身价值与尊严的维护。

拜伦笔下的英雄除了冷漠和拒绝之外，直接性的感受也成为他们反叛的出发点。勾引了1003个女人的唐璜每一次都爱得饱含激情，他拒绝离情别恨和忧伤。但拒绝忧伤就是拒绝永恒，在不断的直接性感受中呈现出来的是充满差异的世界，这必然会掉入虚无主义的泥沼。唐璜无疑是荒诞英雄的雏形。

人类生存境遇最为复杂的20世纪，冷漠的荒诞英雄成为“反英雄的英雄”。

20世纪是人类生存境遇最为复杂的一个世纪。人类创造力空前高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类迎来了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与此同时，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战乱不仅摧毁了西方社会的自信和文雅，也摧毁了传统的信仰和道德勇气，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正如加缪所言：“一旦世界失去幻想与光明，人就会觉得自己是陌路人。他成为无所依托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失去的家乡的记忆，而且丧失了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他的生活之间的分离，演员与舞台之间的分离，真正构成荒谬感。”

冷漠是《局外人》中默尔索的处世方式和生活方式。他面对亲情、爱情、友情无动于衷，面对工作和生活充满麻木，即使面对死亡，他也以事不关己的态度来拒绝神父的拯救。默尔索之所以抱定冷漠的信念，以局外人的态度对待一切，是因为那股穿过未来扑向他的“阴暗的气息”——“这股气息所过之处，使别人向我建议的一切都变得毫无差别。”

这里的所谓阴暗气息就是人的死亡。在死亡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默尔索的这种感受来自他对世界的感受和清醒认识。在两次大战的屠杀面前，一切伦理道德都显得荒谬可笑和无足轻重。既然是人自己制造了这样的悲剧，他又有什么权利来谴责和哭泣？

正因为来自清醒认识，默尔索的消极、冷漠、无动于衷、执着于瞬间的人生等都具有一种象征的意义，加缪在为美国版《局外人》写的序言中说：“他远非麻木不仁，他怀有一种执着而深沉的激情，对应绝对和真实的激情。”

在默尔索的身上，我们似乎又看到了堂吉诃德的影子。但与堂吉诃德不同的是，默尔索的荒诞来自突破理性种种局限的清醒的理性，是一种更高层面的理性。作为理性荒诞的代表，尽管默尔索缺乏传统英雄的力量和气概，但他身上充满了冷峻的激情，能够激发人在绝望后生存的勇气，所以依然不失英雄风采和禀性。

岁月变幻，时光流转，历史的天空上总是铭刻那些不朽的面影。文学的书写就是指向那些伟大心灵的路标，走近这些英雄人物的精神世界，我们一定可以得到心灵的洗礼，并获取生活的勇气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