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年，也就是1914年，被称为复辟年。袁世凯祭孔，采用三卿士大夫的官秩，设立清史馆，并由一帮遗老主持编撰前清史。“还政于清”的说法传得沸沸扬扬。在四川还有土匪穿上清朝的袍卦打算趁机沾点复辟的光。

但是，逊位皇帝身边的这群人对于复辟保持着谨慎的态度。溥仪听师傅陈宝琛说：“看样子，他们总统，倒像是优待大清的。优待条件本是载在盟府……” 这句未及说完的话，大致就代表了他们对于未来的不确定。

春节这天，清室仍照常举行贺礼，宣统帝升殿受贺。大总统袁世凯还与副总统各派代表，赉文往贺，“以联络民国与清室之感情云”。

这种繁文缛节并不会让清室对这位篡逆贼子有什么好感，袁世凯虽被称为“袁宫保”，但在遗老中还有“曹操”的名声。

紫禁城外是民国，紫禁城内有皇帝。

1914年，溥仪虚岁9岁，已经退位2年。根据《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国民政府每年都会拨给他四百万两白银，溥仪的私人财产也由国民政府特别保护。侍卫人员照旧留用，但不准再招太监了。

除了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归民国政府所有，紫禁城内的一切仍然属于清王室使用。所以，无论外面发生了什么，1914年的溥仪在紫禁城内还是皇帝。

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回忆起童年：“琉璃瓦顶是黄的，轿子是黄的，椅垫子是黄的，衣服帽子的里面、腰上系的带子、吃饭喝茶的瓷制碗碟、包盖稀饭锅子的棉套、裹书的包袱皮、窗帘、马缰……无一不是黄的。这种独家占有的所谓明黄色，从小把惟我独尊的自我意识埋进了我的心底，给了我与众不同的‘天性’。”

在这样一部“交代材料式”的自传中，溥仪以反思的方式展示了昔日皇权的荣光。在那个封闭的小世界中，末代皇帝听到最多的还是嗻嗻之声，9岁的溥仪已经习惯了身边那些比他强壮、年长的大人跪地磕头。

每次出行，敬事房的太监警告人们回避，离他们二三十米远的是总管太监，十步之外才是溥仪，后面跟着举大罗伞的太监，拿着马扎、衣服、雨伞、旱伞的御前太监，还有捧着茶点的御茶房的太监，再后面是御药房的太监，端着灯心水、菊花水、藿香正气丸、避瘟散、三仙饮等瓶瓶罐罐。这条队伍的最后是拿着大小便器的太监。

但是，故宫的大门还是关不住外面的世界。有几次都能听到袁世凯吃饭时的军乐演奏，袁宫保就在离紫禁城不远的中南海里办公。太监总管听到都忿忿：“袁世凯吃饭的时候还奏乐，简直是‘钟鸣鼎食’，比皇帝还神气。”

1914年的6月， 袁世凯裁撤各省都督，于北京建将军府，并设将军诸名号，分驻各省督理军务。那年冬至，袁世凯举行了隆重的祭天仪式，算是为他登基称帝做了一次彩排。在遗老中间，袁世凯早有“曹操”的名声。

连年混战让民国百姓怀念前清。

逊位的皇帝能干什么呢？在紫禁城的小朝廷内，因为民国政府老是拖欠“拨款”，再加上偷盗盛行，管理混乱，皇家的财政日益吃紧。根据《宣统事典：清史事典》的记载，1914年，虚岁9岁的溥仪发布命令裁减了宫内的官员，内务府的官员减少272人，剩下778人。上驷院、武备院、奉宸院裁并内务府管理，圆明园裁并颐和园管理。溥仪也念书，但是好像不太认真，“念得腻烦了就瞎聊，甚至叫师傅放假”。

从这一年开始，溥仪写日记。其实在前一年，他已经能够作四言诗了。“松柏哥哥，终寒不凋；训予有功，长生不老。”那是为陈宝琛贺寿所作。他是溥仪的老师，在溥仪逊位之后，一直忠心耿耿地追随着。

虽然已经是民国了，紫禁城内逊位皇帝似乎依然有着某种神秘的权威。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当时，“赏紫禁城骑马，赏乘坐二人肩舆，赐写春条、福寿字、对联等等，限制就更严些。那时不但是王公大臣，就是一些民国的将领如果获得其中的一种，也会认为是难得的‘殊荣’。”

有个叫王九成的商人一心想要一件黄马褂，于是花钱打通各种环节混入民国“遗老圈”，一到年节就会跟着遗老进宫给溥仪磕头。他最喜欢发钞票，拿着成卷的钞票随意打赏。所以，紫禁城的太监最喜欢他来。最后，他也如愿得到了黄马褂。

百姓对于连年混战的厌恶，最后也形成了一个复辟的“舆论”。成天就是打来打去，还不如前清呢。“真龙天子坐上宝座，天下就该太平了吧？”这些都是溥仪的师傅从当时的报刊上摘引下来念给他听的。“民心”都给紫禁城内外的遗老一些安慰，这些被急速清除出历史舞台的人，觉得好像也有一个人心向背，总有人在怀念他们，将来或许还有一种反转的可能。

但紫禁城内人最看重的还是清帝逊位后民国政府给予的“优待条件”，好歹让他们留在宫中，保持原先的生活。

对于袁世凯称帝，内务府曾经出过一个正式的公文：“现由全国国民代表决定君主立宪国体，并推戴大总统为中华帝国大皇帝，为除旧更新之计，作长治久安之谋，凡我皇室极表赞成。”袁世凯甚至考虑过嫁一个女儿给溥仪为后。

1914年的紫禁城，在它虚幻的荣光中，有些不安。溥仪和末代皇族的命运都在那些军阀、政客手中，其实从溥仪哭着被抱进宫开始，他便成了一个政治运作的工具。无论是1914年的各种不确定，还是1934年在伪满洲国登基成为康德皇帝。他从来都只是一个橡皮图章。

在溥仪的前半生中，他一直有一个“偏见”，那就是：“最怕的就是落在中国人手里。我认为落在外国人手里，尚有活命的一线希望，若到了中国人手里，则是准死无疑。”这或许可以用来解释他的很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