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冬天从来不缺人气。照往常，不等天亮，运货的车马、等活儿的短工和摆摊的小贩就会把寒气从前门大街驱赶得一干二净。但在1914年12月23日凌晨，这些人都不见了踪影，只剩下士兵和警察沿街立正，任凭冷风扫过，整条大街像是没睡醒一样。

6点多，大总统袁世凯率领文武官员乘车驰过，抵达天坛昭亨门后换上礼服，到坛中列队站好。接着，燔柴、初献、亚献、终献、饮福受胙、撤馔、望燎，古代皇帝专享的祭天典礼，在民国重现了一遍。

民国肇建三年后，袁世凯终于结束了在制度选择上的摇摆，宣示他取得了权力的胜利，开始寻求上天的认可，迈向那条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不归路。

大总统借打击国民党解散了国会。

袁世凯曾经问他的英文秘书顾维钧，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实现共和又意味着什么？顾维钧用罗马和美国的制度解释一通之后，袁世凯还是怀疑，认为中国实现共和需要几个世纪。顾维钧对此评论“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体优越”，换句话说“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

到1914年的时候，袁世凯对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议会共和”已经彻底丧失了信心。每逢重大决策，国会必会掀起一场风暴，第一大党国民党处处反对，不动用几番手段休想做成事情。

在议会内阁制政体下，大总统的命令需要总理副署，即使是被视为袁世凯御用的进步党内阁也时不时闹些脾气，无法指挥裕如。袁世凯曾向人抱怨，当大总统受到的限制比在前清当总督的时候还大。既然如此，他当然要出手扫除一切藩篱，把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

从国民党的角度看来，在1914年，袁世凯在对他们的迫害是变本加厉、登峰造极。继暗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后，北洋政府在1913年底宣布国民党非法，1914年便开始全面清剿，不仅传令各省查缉乱党、“务绝根诛”，连哥老会等和国民党一起革过命的江湖帮派也被勒令解散码头山堂，停止活动。

这一年，从东北到两广，到处都有国民党机关遭破坏、干部被捕杀的消息，重庆警察厅甚至开出了查获党人一名奖1000元的赏格。7月间，孙中山在东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举行“讨袁死难同志追悼会”，演讲中称“二次革命”以来死难同志已经不下万人。

袁世凯的目标不仅是国民党，还要一石二鸟打垮被他视为“悉为挟持党见者所蹂躏，几酿成暴民专制之局”的国会，以及束缚手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下令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并追缴证书的时候，袁世凯来了个扩大化，对早已脱党的国民党籍议员也不放过。以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为党首的公民党一贯拥护袁世凯，只因为其议员多为前国民党员，同样遭受了灭顶之灾。

最后，被取消资格的议员达438人，剩下的议员不足法定开会人数。在各省都督、民政长，各“民意”团体交相声请和鼓吹之下，袁世凯以顺水推舟的姿态在1914年1月10日发布命令，停止国会运作。

在这最后一击中，袁世凯余恨难消，在命令中破口大骂，指责国会“开会七月，糜帑百万，而于立法一事，寂然无闻”，而国会议员中“争权利徇党见，置国家存亡、人民死活于不顾者，反占优势。且人数过多，贤者自同寒蝉，不肖者如饮狂水，余皆盲从朋附，烟雾障天”。

袁世凯与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之间，曾就制定什么样的正式宪法反复交锋。国会解散之后，自然一切依大总统的意思来。1914年4月，大总统指定的新设立法机关“约法会议”拿出了《中华民国约法》，这部新宪法不仅改议会内阁制为总统制，甚至连国会和国务总理都不要了，前者变成了“应大总统之咨询审议重要政务”的参政院，后者则改为赞襄行政首长大总统的国务卿。立法、用人、内政、外交、军事各种权力都集中到大总统一人之手，再也无需他人同意或者副署了。

集权的成效显而易见。1914年5月1日，《中华民国约法》正式颁布施行。三个月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北洋政府宣布中立。之后日本进攻德国的青岛殖民地，在中国山东大打出手，北洋政府又在划定交战地区后便置身事外。诸般决策如此迅速直接、无所顾忌，在国会存在时是难以想象的。

整整一年，大总统都在争取“民心”与控制“民心”。

1月，袁世凯批示内务部从优奖恤谭嗣同、林旭、杨深秀等戊戌六君子，不仅在表明对变法的认可，还为自己洗脱叛徒的罪名，博取梁启超、汤化龙等被剥夺了内阁和国会舞台的前立宪派的支持。

2月，决定将祭天定为“自大总统至国民皆可行之”的通祭，予以恢复。7月，设立了礼制馆，通过“修明礼教”来“贯通新旧”。9月，袁世凯率领文武官员在北京孔庙举行“秋丁祀孔”，恢复了辛亥革命后断绝的传统，被守旧派文人视为道统再续。同月还下令各省要派专员搜集前清史料交付清史馆，自然令视民国为敌国的遗老们有所宽慰。

恢复文祀之后，武祀自然不能缺位。11月20日，总统府命令设立武庙，祭祀关羽、岳飞，并以袁崇焕配享。12月的祭天典礼，至此已经是顺理成章、呼之欲出了。

后代学者将袁世凯在1914年以来的一系列举措称为“复古运动”。但袁的复古并非没有边界，有人建议恢复磕头的礼节，便被严厉斥责一番。

鼓吹独裁还要找洋和尚来念经。

袁世凯的基础力量是北洋军，但当年的部下成为统兵一方的大将后，指挥起来便不那么如意，甚至要考虑到派系制肘，撤换起来也不那么自由了。1914年围剿白朗期间，北洋系的大将陆建章、张敬尧屡屡战败，袁世凯斥责他们“数十里内尚不能截剿残匪，使之逃窜”，但却不敢轻易更换。即使是面对白朗入河南张皇无措的督军张镇芳，也只能先撤职留任了事。

日本在山东登陆之后，袁世凯也曾询问陆军总长段祺瑞，如果与日本人开战，能抵抗多长时间？段祺瑞的答复是48个小时，袁世凯只有叹息不语。

经营多年的军事上都缺乏人才储备，何况“现代化”的政治，袁世凯所能运用的也不过是一些旧官僚。摧垮国会后，袁世凯召集政治会议，请来的议长是前清云贵总督李经羲。

实施总统制的第一任国务卿，还是当过晚清邮传部尚书的老伙伴徐世昌。启用这样的人物当然大受保守派的欢迎，劳乃宣便致信徐世昌，称其为“既受先朝重任，又与项城至交”的恰当人物。徐世昌同僚的各部总长，多是周自齐、孙宝琦这样袁世凯夹袋中的人物，或张謇这样装点门面的老先生，以至于民国只过了三年，这一届内阁却比第一届内阁的平均年龄足足老了11岁。

即便如此，老伙伴们也未必愿意出手相助，袁世凯为请人出山，可谓百计迭出，不惜降低身价。当年“北洋三杰”之“龙”王士珍隐居河北正定，由袁世凯派其长子袁克定软磨硬泡才请到北京。

见面的时候，袁世凯说“我不强求你做官。不过，我有好些事需要你来作。再说，老朋友久不见面，我也想你，你就暂时在我的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处当坐办吧”——动听言辞后面还是国事乏人的感慨。

徐世昌对国务卿的任命多次婉拒，袁世凯更是屡屡用“全国人民，群相推挽，撑持危局，舍我其谁”、“时艰事棘，正赖老成硕望”的话语慰勉，更派外交总长孙宝琦、陆军总长段祺瑞亲临劝驾才得以成事。

袁世凯虽然保守，毕竟处在现代化进程之中，懂得想把“民国”这外来的经念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还需要洋和尚帮忙。他在1912年就说过“将来庶政具举，亦须借用异材，以资先导，而备顾问”。到了1914年制定新约法的时候，便有两名外国异材大放异彩，一是美国学者古德诺，一是日本学者有贺长雄。

古德诺主张“一个国家所拥有的政府形式应由现实政治生活的需要来决定”，落后国家更要集中权力。“虽然新约法给了总统更多超然于立法之上的权力，但大致说来，我对已完成的决定是赞同的”，很为袁记约法壮声势。

有贺长雄自晚清五大臣出洋考察时就开始涉足中国宪法问题，此番更是提出“主权授受说”，主张民国主权在理论上承继自大清帝国，“并非纯因民意而立”，因此“不必取法先进共和国宪法”，而应“求新旧思想之联络”，主张限制民权、尊崇孔子、扩大总统权力，处处与临时约法对立，但却引得保守派与部分立宪派的赞同。李大钊称二人为“今国人信为足与谋国情者”，可见其学说之影响。

“祭天祀孔，议及冕旆，司马之心，路人皆知”。

早在这年7月，革命领袖黄兴在旧金山接受记者采访时，便称袁世凯是一个“专制的、狂妄的、叛国的独裁者”，并说中国人民已经抛弃了帝制，“任何人想做皇帝，他们绝不会长久的缄默不言”，直指袁世凯有称帝的野心。就连隐居青岛的前清军机大臣瞿鸿禨，也写诗讽刺“今年政事令老徐，明年皇帝是区区”。

袁世凯对称帝的话题虽然一直予以否定，但却启动了一套从祭孔到祭天的“古天子之礼”，引发坊间争议。君主立宪派组织“孔教会”的干将谭少沅为此辩解，称“总统虽无天子之名，而不能不行天子之义”，于是“祭天之事舍总统其谁与归？”，目的虽然是辩解，结论却将总统和皇帝等量齐观。

对关心袁世凯政治动向的外国使节，他的亲信们则另有一番说辞。内政总长朱启钤告诉美国公使芮恩施：“忽视祭天，对民国政府来说是有危险的。全国农民根据阴历查看有关播种、收获以及其他农事的仪式。如果废除现在政府已经确定要举行的冬至祭天典礼，而跟着来一个荒年或大歉收，全国人民定要责难政府的”。

在袁世凯的反对者看来，所谓“祭天”，实在是公然炫耀自己登上九五之尊的表演，乃是为称帝释放的信号。孙中山在讨伐袁世凯的檄文中便曾指出其“祭天祀孔，议及冕旆，司马之心，路人皆知”。

国内报章在北洋政府钳制之下，不敢对此大张旗鼓的鞭挞，却也不忘以敲边鼓的方式表示非议。《大公报》早在祭天前便发表“闲评”，说届时“全国官员端冕垂裳，鸣钟伐鼓”，老天看了都会以为“施耐庵闹天宫之寓言，竟将实现于今日乎”，讽刺祭天是沐猴而冠。

《申报》则呼吁将祭天之经费赈济江苏、安徽、山东等地的灾民，则“吾民之受惠当万万倍于虚文靡节之典重辉煌”。

完成了祭天的袁世凯，似乎已经无所顾忌了。12月28日，约法会议通过了《大总统选举法》，这部法律不但规定大总统任期10年、可以连任，甚至连继任者都可以由上任大总统推荐，方法是“将其刑名书于嘉禾金简，密藏石室，届时交付选举”，完全是清代秘匣立储的翻版，总统已经变成了无冕的皇帝。

对这件事，英文《北京日报》称：“须知此选举法应中国之特需，由是观之，则此法诚有利于中国。”这一评论到底是本心之论还是无奈之下的结论，便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