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一种忍耐的天性，此天性曾为《支那人的性格》一书作者、传教士史密斯大为惊叹。他说：“灾难降临时，他们只知道承受，像是不可避免一样……一个具有这种天赋的民族，加上强大的生命力，肯定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骨子里逆来顺受、随遇而安，而外表又极其要求体面，正如鲁迅所言：“支那人是颇有点做戏气味的民族……总想将自己的体面弄得十足，所以敢于做出（戏子样）的言语动作来。”

王朝更替并不总是大于生活的本事。1940年代，京沪两地的居民见惯了流血、空袭、游行、暗杀以及缺衣短食的现状，激进与保守、求生与求变、卫国与尊洋，通过标语、报纸、论争时时冲击着人们的思维，“持常遇变”却是一般民众的选择。

彼时，生活照常继续。在上海，戏园子里和茶馆里仍上演着滑稽戏招徕来客；女性身着旗袍，而布料花纹各异；齐耳短发、大波浪与小辫子一起流行；蹬黄包车的车夫脸上、乞讨的难民的脸上以及因内战失败而释放的国军脸上，流露着乐天知命的笑容；中产阶级拥有汽车和木料制成的车棚；年青人中间流行从西洋传来的健美之风，因此在弄堂里耍起了杠铃。

与想象中的苦难迥异，这一历史时期的中产阶层美学，在摄影者周海婴的镜头下散发着难得一见的真实与自在。这是一段“被遮蔽的历史”。朱其在《历史的“暗室”》一文中描述说：“许广平母子在鲁迅于1936年辞世后，同年11月上旬，从虹口搬至法租界的霞飞坊64号（现为淮海中路927弄）。周海婴在40年代后期主要的拍摄对象实际上是‘霞飞坊’群体，他最好的人物影像是‘霞飞坊’附近的中产阶级邻居、亲友同学和鲁迅系的知识分子，这个人群可称为周海婴的‘亲密圈层’。霞飞坊一带的街头难民和弄堂小贩、佣工等底层民众也是他的拍摄对象。”

民国气象的记录者

周海婴有关霞飞坊“亲密圈层”的影像带有民国人像的普遍特征：男子大都是鬓角剃干净的油背头，西装革履；女子皆是烫花散开的中短卷发，身着旗袍。他们脸上洋溢着城市优越感的纯真笑容或内敛的优雅，其气质既有传统的温良，亦有城市精英的干练，女人都有一种动人而内在的性感。

朱其说：“1947年的一组与上海的中学好友在一棵枯树下的合影（自拍），四男四女的青涩状影像达到一种成熟时期的民国风情的极致。1950年拍摄的妻家四人坐在黄浦江的木船上，背后是迷蒙的外滩欧式建筑，戴金丝边眼镜的男主人在斜眼凝视着画面外的右前方。这张照片传达了一种优雅但漂浮的不安定感，背景因变焦导致虚影，女人们沉浸在此时的荡漾感，唯一的男子则处于一种莫名的思虑。”

评论者认为，周海婴自1946年至1956年的拍摄，捕捉到了他们身上一种超时代的美感。在这个群体的影像中，有时社会变迁仿佛并不存在，因为这批优秀群体在民国社会也秉承一种来自传统和现代性的自律操守和人性的光辉。“在某种意义上，这个群体处在中国城市现代性最好的时期，他们的状态在影像上具有一种超时代的魅力。40年代后期，这个群体在城市文化、经济生活、学术教育、国际眼光以及现代民主等方面，达到中国现代史上最好的水准。”

周海婴的摄影穿越了1949年解放前后的两个社会，但他始终表现出一种个人视角，在影像格调和情绪上与当时的社会主流摄影保持了一种有距离感的风格。他在民国时期拍摄了一批底层关怀的街头摄影，记录了上海弄堂生活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日常影像。

在解放后，他拍摄了新中国早期纯真向上的社会生活，自己与同龄人青涩的校园风情；他还拍摄了一批具有现代主义风格的景观摄影。这些摄影在那个时代的艺术和技术上均属一流，并且具有世界水准。

灰色生活地带的描摹

评论家朱大可说，“周海婴把大量镜头对准了灰色的生活地带”。这种日常场景没有太多政治意味，而只是赤裸的生活本身。“我们藉此走近了那个时代的市井民俗。”

其中的《斜视》，表达下层人对拿照相机的“有钱人”的严重不屑，成为小市民反叛精神的一个戏剧性写照。

而那些黑白街景，如北京大前门、北海公园、公园鱼缸、小贩、圆明园废墟、穿军装的小孩；那些今天已经消失的民俗，如包粽子、看中医、冰糖葫芦、零嘴担子、南货担子、修鞋担子、摇煤球、洗马桶；，那些日常生活图景，如繁华的龙华庙会、流落都市街头的乡村难民、杜美公园里的聚会和舞蹈、淮海路上的大水、石库门弄堂邻居、清心堂婚礼、黑人牙膏广告、跑马场的政治广告、健美健将摆谱、武师街头开弓、街头拳击、学扯铃、幼儿园的儿童，等等，所有这些图片像拉洋片一样，不断掠过人们的视线，编织着关于四五十年代的历史拼图。

“相较父亲高度自觉的书写生涯，海婴拍照，毫无野心，他甚至不曾设想这堆胶片的珍贵：这是潜藏摄影自身而被时常错失的见证价值，这价值，缓缓显现，有待岁月，关乎记忆，关乎记忆的淹没，或者缺失。”陈丹青认为，“半个多世纪过去，现在，这批照片捕捉的四五十年代中国社会形态的大量细节，成了那段历史的孤证”。

陈丹青在《善良的观看》一文中描述说：“在周海婴那里，生活之流并未切断：战时的纷乱过去了，日后的政治严寒尚未到来，民国的上海，风神如昔。甚至在我60年代的童年记忆中，海婴拍摄的人物与弄堂，几乎未变：街坊邻居住满老上海市民，彩车上的肌肉男仍是游行队伍的看点，被路人围观仰望，殷实家庭的琐碎讲究和婚宴扮相残存着民国的余绪，宗教仪式已被禁止，我不记得儿时见过牧师与信众出入教堂，但始于1959年的饥荒年代，我家弄堂口也常坐着来自皖北饿乡的乞丐……”

大时代中人的“生趣”，在“忍耐”和“体面”之间，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这是仅存的历史的孤证，既让人看到美好和希望，又让人觉察出不安和隐忧。这段安宁和动人的“城市生态”被历史学家视为大时代下的“最美好的时光”。此后，正如陈丹青所言：“是‘文革’中断并扫荡了所有人的面目神情和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