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没有全知视角,观影的后劲儿蔓到场外,变成豆瓣上的精彩解析,应了那句“观众比创作者更高明”。但于我而言,《扬名立万》的致命吸引力从海报就开始了。沾染着王家卫风的霓虹滤镜,带出了十里洋场独一份的都市感,名流场所即便发生过命案,也折射着昏暗的华丽。民国时期的旧上海,站在传统和摩登的交界,华灯初上,烟火迷离,是东方世界一颗正在升起的明珠。后来的很多影视剧,对上海滩有过不同呈现,可《扬名立万》里的老上海,我才觉着有了那个时代对的质感——乱世沉浮、娱乐至上。导演刘循子墨艺术世家出身,从美术系毕业。无论是布景风格,还是人物服化道,仔细研究起来,处处都是“处心积虑”的表达。“娱乐之神”雕像和墙上挂着的欧仁·德洛克罗瓦画作《萨达那培拉斯之死》。
看了些幕后的采访,新人导演是有野心的。想拍真实又不约定俗成的民国,于是架构了鲜少人驾驭的Art deco场景,富丽堂皇的豪宅之下陈列着雕塑、名画,纸醉金迷。正好贴合他想诠释的时代质感——一个华美又傲慢的上海。在主张低欲望的今天,我们大概很难理解那时候横流的物欲。但不得不说,审美很多时候是社会的一面镜子。20世纪,全世界都处于动荡之中,战争频发,烽火缭绕。Art deco的盛行恰好是战后经济大萧条时期。苦难之后,人们正需要被一些精致与华丽拯救。奢靡如《了不起的盖茨比》,一直被当作Art deco风的教学材料,翻来覆去地说。1920年代的纽约城,女性迎来了一次思想观念的解放,“经济越差,裙长越短”。夜色下,Flapper Girls穿着毫不修饰腰身的亮片流苏舞裙,留着娇俏短发,和男士们一同流连于弥漫着酒精气味和爵士乐的黄金年代。歌舞宴饮是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处处有日夜笙歌的舞池和留声机里淌出来的颗粒声。回过头看《扬名立万》的旧上海,等世界流行的风潮来到东方,多少是收起来了些,但人们包容又反骨的精神是相同的。电影里仅有的两个女性角色——名伶苏梦蝶和歌女夜莺,她们分别身着颜色浓烈的旗袍和东方浸染过的亮片纱裙,气质各不相同,却都是时代的风格产物。苏梦蝶穿的旗袍用丝滑的蓝色绸面做底,布着暗红色的植物状图符。据说戏里每个角色都做过十几套妆造,苏梦蝶最终这身,我看来也是她的性格写照——强烈的力量底色和毫无侵略性的生命力。虽说苏梦蝶这角色不是主心骨,但无疑是温柔担当。她为后辈撑腰,与凶手共情,对待误解敏感却豁达。按照扮演者邓家佳的话说,她是善良又入世的。诚然,身处风云幻变的时代,女性力量悄然觉醒,但仍有不可为之处。相比之下,夜莺的服化更后生一些。不论是几何感的流苏裙,还是亮片小礼服,都更接近当时奢华的西方风尚,但颜色选得淡雅,和欲望横流的大都市相形,还能见着稚嫩和朝气。关于“夜莺”的真实身份,网传有很多版本。我倒是挺乐意接受“隐藏身份”的说法。影片最后和齐乐山对视时,夜莺冷静、克制、复杂的神情,分明超乎了嫩生生的外在形象。可无论如何,作为歌女逐梦时,她花费的功夫与对抗的偏见,一样也不会少。那是女性直面欲望,为自己争取的新时代。她们的生活状态,就藏在当时的美学里。知道有位喜欢钻研民国时尚的古着收藏者,他在受访时聊到过古董衣的魅力,说可以从中看见旧时人们的时尚品位与生活方式。“旗袍是性感的彰显”,这说法也是大型误读。民国时,女人以对抗的姿态穿上旗袍,为的是争取社会权利、解放自己。女明星阮玲玉算得上那时的时尚icon,她常穿Art deco纹样的旗袍,已然算是前卫、国际范儿。从政治、娱乐到生活,旧上海几乎开放了一切包容性。各方文化与本土元素汇集碰撞,才撞出了那时候的美学。
《阮玲玉》电影中有16套旗袍是当时国际流行的Art deco纹样。
而说到上海图景,不得不提的是月份牌。卡片细节之处常有Art deco的踪迹。服饰也好,城市或居所也好,无不透露着摩登而热烈的气息。除了Art deco纹样的渗透,“透视装”在那时也已经出世。1928年,一贯作风豪放的艳星杨耐梅穿着前卫的透视装出席活动,惹得“封建卫道士”连刊20篇文章,批她有伤风化。其实看照片,所谓透视装,就是现在的雪纺或纱面衣料,穿着能看见内搭。杨耐梅为了从影,曾不顾家人反对离家出走,一向我行我素,哪里在意小报上的蜚语。她是工业时代的欲望女神,专挑妖媚入骨的角色演,爱破坏规则,斩获了好几个中国第一:中国第一批女明星之一、中国第一位女制片人、中国第一位自有汽车的女人。
Art deco纹样+透视装
前几天分享了Francois Halard的家居影集,说众多宅邸中,最喜欢摄影师本人混搭、繁复、古典的家。有个我很喜欢的留言,这里想分享:“喜欢生活在极简空间,不过,还是可以欣赏极繁美学的。”这也是审美的意义所在。眨眼之间,我们离风情万种的年代愈来愈远,可并不妨碍我们欣赏不同的风尚。它也许已经不够实用,但被了解的意义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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