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那些当官的，多学些东西，总比喝酒强。”

昆明市的一位皮具商有些幸灾乐祸。

2009年1月14日，云南大学科技咨询发展中心“云大培训”会议室。

《新周刊》记者掏出一本《昆明市“三普”教育外语培训教材》，翻到第70页“常用越南语100句”，用普通话读：您好！最近怎么样？一切都还好吗？祝您一切顺利。

“Xin chao!”结业两个月的昆明市粮食局的李俊（越南语学员）、昆明市滇池管理局的周玉红（泰国语/越南语学员）能答出“您好！”其余句子一时语塞。

49岁的吉华顺利地用越南语回答了所有提问。这个昆明市滇池管理局水质监测办的档案管理员，去年11月花了一个月脱产学习，一口气学完了英语300句，缅甸语、泰国语、越南语和老挝语各100句，“除了吃饭睡觉都在背句子”。

“过了几个月不太记得了，但是拿出书来看半个小时，我保证所有句子全能读出来！”李俊有些着急。

“呵呵，你突然一说要测试，他们太紧张了。”坐在学员对面的云南大学科技咨询发展中心东南亚小语种老师们解释。

1年， 5门外语，700句，7万人

仇和最早表露公务员要学外语之意，是在2009年4月下旬。

在会见来访的泰国商务部副部长阿隆功?蓬拉布及泰国华商企业家投资考察访问团时，仇和说，2009年下半年，昆明市将在公务员中开设外语培训课程，让广大公务员普遍掌握百句以上常用英语、泰语等外语。

2009年7月16日，仇和在一次专题会议上听取民主党派、工商联、有关人民团体的调研成果。昆明市侨联提到昆滇地区东南亚、南亚小语种翻译人才奇缺的现象，当地媒体称，仇和连连点头，说自己正在自学越南语、缅语和老挝语：“我给大家带个头，在今年国庆节前，全市50岁以下的公务员要学会说300句英语、100句越南语、100句缅语和100句老挝语。市委、市政府将针对实际学习情况组织测试，并将小语种掌握程度作为干部选拔的一项条件。”

11天后的7月27日，昆明市委、市政府办公厅迅速联合下发《关于在全市进行“三普”教育培训的实施意见》（昆办通［2009］38号），70份，至县一级。

“38号文”称培训目的是“为进一步提高我市干部职工整体素质和综合能力，树立良好对外开放形象，着力把昆明打造成为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区域性国际化城市”。覆盖人群为“全市50岁以下、未取得相关资质证书的党政机关公务员、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和市级窗口服务行业部门工作人员（统一简称公职人员）”，“三普”是指“普及普通话、计算机、外语（英语和东南亚小语种语言）”。培训时限：2009年8月至2010年6月30日。实现目标：全市公职人员通过普通话水平等级测试，在上班时间、各类会议、公务活动和公共场合自觉讲普通话；熟练操作计算机，掌握Word、Excel等软件应用；掌握英语日常用语300句，缅甸、泰国、越南和老挝日常用语各100句。“38号文”表明，“培训考试结果作为公务员年终考核和评先评优的条件之一”。

昆明市为此专门成立了“三普”教育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就设在市人事局（后改制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其中市教育局负责普通话，市信息产业办（后改制为工信委）负责计算机，市外侨办负责外语培训。

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三普办”副主任闫晓陵告诉《新周刊》记者：“昆明市50岁以下的公务员大概有2.7万人，事业单位和服务性窗口单位符合条件的有5万人，加起来有7万多人。”

学一门语言就是学一种思维方式

舆论哗然。有评论者认为，这是仇和强化“招商引资是第一政绩”观念、热情拥抱东南亚的小插曲；也有评论者质疑，全员学外语，还要与评优选拔挂钩，无疑给处在“5+2”、“白加黑”工作高压下的公务员头上又压了一座“五指山”。

“肯定不是在作秀。有些东西，你要事先准备，如果到时候你还在磨枪，我们说的商机可能就没了。”闫晓陵解释。昆明市外侨办副主任、“三普办”外语培训测试实施办主任张晓明则表示：“绝不是为招商引资才学的，你说学外语对招商引资特别是海外招商引资有没有用？有的，但不一定是现在。”

“外语新政，符合云南对外开放形势。”云南民族大学东南亚南亚语言文化学院副院长易嘉表示。“一刀切，太过行政化了。”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所长木霁弘说，“有时感觉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汉语的国土，学外语掩盖和扼杀了很多的人才。我有一个学生，学问非常好，但几次考博就是英语差，他在大学三分之二的精力放在了英语过级上。”但他也承认，学外语可激发公务员的学习劲头，“光一个越南每年出口的大米比云南省还多，云南拿什么给东南亚？云南要汽车没汽车，要化肥没化肥，这些恰恰是东南亚最缺的。西双版纳在拿蔬菜换泰国石油，可惜还是小打小闹。”

“很多公务员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接触多少外宾，但从提高公务员素质来说，有必要。学会一种语言就是学会一种思维方式。”六七年前，云南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张文力就给昆明市公务员编写过英语培训教材，“昆明市很早就要求公务员必须通过英语培训。”

700句，学什么？

2009年8月3日晚，“38号文”下发第七天。

昆明市委宣传部、市政府外宣办五六十名公务员就坐进市新闻中心报告厅，接受了两个小时的新东方洗礼。

“有些单位想到年底事比较多，相对行动快一点。”张晓明解释。

几天后，有记者发现《昆明市公务员东南亚语短期培训教材——常用缅甸语一百句》中，第一课第六句学的就是“我是仇和”。市委宣传部官员解释，这是试用版教材，确有不妥，但学“我是仇和”跟学“我是张三”并无二异。

一说起教材上有“我是仇和”的句子，负责外语教材编制的张晓明很生气，“不可能，这是误报！最早还没有教材，用的是讲义，有可能是为仇书记自己学习准备的，结果被别有用心的人传出去，借此大做文章。如果有，也是有些人在工作上失误，被别有用心的人拿去做文章，很险恶！”

《新周刊》记者在昆明市外侨办正式编制完成的《昆明市“三普”教育外语培训教材》“常用缅甸语100句”中未发现“我是仇和”，只有“我是李明”。张晓明称，正式教材在2009年11月定稿，2009年12月印刷了2万册，接着又增印了2万册，外加两张语音光碟，一套只需9元。

据张晓明介绍，80页的《昆明市“三普”教育外语培训教材》讲的是“实用主义”，英语300句是以外侨办1999年编印的《世博英语300句》为蓝本重新编订，老、缅、泰、越四国语言各100句以外侨办2009年初编撰的素材为蓝本修订。初稿还征求了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昆明分院、昆明学院、云南省外办、泰文《湄公河》杂志社、缅文《吉祥》杂志社、老挝文《占芭》杂志社、湄公河—东南亚南亚信息中心等机构专家和教授的意见。

700句外语，会告诉你昆明有云南烟、绿茶、红茶、普洱茶、斑铜、蜡染、陶器、大理石、竹器、汽锅鸡、过桥米线、野生食用菌、天麻、三七和云南白药；会建议你去金殿、黑龙潭、石林、民族村、西山、筇竹寺、大观楼玩；会跟老挝人说“我们是好同志、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也会跟缅甸人说“中缅两国人民有着浓厚的胞波情谊”，还会跟你“为了健康/友谊干杯”，大呼“中缅/泰/老/越友谊万岁！”

“火种”和“小老师”

培训方式：分散自学+集中辅导，骨干脱产培训+分批轮训，分类测评+统一考试。一门外语学下来330元，学4天（28课时，10元/课时），1天测试。总分100分，平时面授随堂测试60分，集中测试30分，作业情况10分。

800多名骨干“三普”外语培训全面铺开是在10月26日，通过公开招标确定的6家机构承担培训任务：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昆明分院、昆明学院、云南亨德森新世纪、昆明五华世语达、云南大学科技咨询发展中心、昆明五华南亚教育培训学校。

50人的单位要派出一名骨干，50人以上的单位要派出2—3名骨干，14个县（市）区派出英语教师10—20名骨干。这些受训的骨干返回单位，将成为“火种”和“小老师”。

昆明市粮食局派了5人，一人攻一门。滇池管理局派了14人，多的攻5门，少的攻一门。昆明市公安局巡警支队的内勤赵南为了解压，跑来学外语。52岁的王燕京在昆明电视台总编室工作，一口气就报了5门……

云南大学科技咨询发展中心在20多天里，培训了148名骨干，“结果出乎意料的好，几乎所有人测试能达到90分以上，有两三个没过，补测就过了”，云南大学科技咨询发展中心主任李忠华说。教缅甸语的扈老师说，他们采用的是主教+助教“疯狂英语”式的教学法，上午4小时主教拼命教，下午4小时助教拼命带读，“三四天后，很多学员的嗓子都是哑的，又干，又咳。”有的学员用中文标注读音，有的学员拉住老师用手机录音，有的学员感觉比上班还累。

“三普”办副主任闫晓陵说：“截至去年年底，计算机培训540多人，合格率99.6%，普通话培训4220人，合格率99.7%；外语骨干培训2900人次，还没有测试数据，估计会差一点。”

几乎要被遗忘的700句

“他们几乎都要忘了这件事。公务员真是一个‘高效’的执行团队，只知道做。公务员这个身份，常常嵌进了他们的生活，他们就像是风中之子。”一位消息人士向《新周刊》记者透露。

理论上，昆明“三普”教育外语培训覆盖的公职人员超过7万人，然而，截至今年1月14日，昆明真正受训的骨干仅有800余人2900人次。他们仅有培训成绩记录，并未收到过“三普办”的合格证书。

《新周刊》记者在采访昆明“三普办”安排的10名骨干受训学员时发现，他们在接受完培训后，并未充当“火种”和“小教师”的角色，仅有少数学员曾利用周五工会开会的时间，与同事进行过简短的外语交流。

《新周刊》记者在采访云南大学科技咨询发展中心、昆明世语达语言培训学校两家培训机构时也发现，他们在2009年11月完成骨干培训和测评任务之后，并未进入任何一家相关单位进行分批培训。而在“38号文”的规定中，2009年11月至2010年6月正是全面培训和考核阶段。

今年1月，昆明市第十二届人代会第二次会议，昆明市政协委员张毅就表示，“昆明进行三普外语培训，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现实意义，但是存在缺乏必要性、客观性、分散人员精力和增加压力等缺点”。他建议应选择英语为共同学习内容，力争学习人员较全面、准确地掌握1-2个语种。

“三普教育和外语培训是否重要？很重要，但是和我们昆明市目前的中心工作来比，我们还是要摆正位置，有些特殊情况我们还是要考虑，一方面要让大家学好，同时也不能因为这个增加太多负担，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所以不强制，是鼓励。”张晓明说。

昆明世语达语言培训学校校长朱彦连忙解释：“有些单位跟我们联系了，2月底3月初，我们会有更多的推进。”

学员李俊则说：“如果学了又丢掉的话，对不起老师，也对不起领导。如果以后有这种机会，学越语不会说两句，本身是对自己不负责，对机关不负责，对政府不负责。”

一句缅语换一张飞饼

昆明市公安局巡警支队的内勤赵南说，她学完缅甸语，元旦到彝族古镇游玩就派上了用场，她跟做玉石生意的缅甸人对了几句，对方马上请她吃飞饼。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的何维曜臻学完泰语后，也派上一次用场，有个泰国留学生在昆明机场被发现患有甲流，被紧急送到医院，“我们所有医护人员下楼，都戴着口罩，他很恐惧，我用泰语说了一句‘你好、很高兴认为你’。他一下轻松了很多，后来他还教我泰语中说‘你好’男女有别，女的说得会比较温柔。”

昆明市政府外事侨务办副调研员、老挝语翻译于广存刚刚从印度回国，他发现很多餐馆和旅游景点的印度人都会用汉语说“你好，谢谢”。“我去老挝，许多商店的人都会讲汉语：你好，多少钱，谢谢你，你需要什么？”于广存感觉东南亚许多官员比中国官员更精通对方国家的语言，“很多老挝、越南、泰国、柬埔寨官员都会说汉语：你好，喝酒，干杯！我们的官员说得不如他们。有一位外事办主任给我打电话，开口就用汉语讲：你好吗？身体好吗？很想念你。我问他跟谁学的？他说他就来过中国两三次，跟中国人在一起时学的。”

2009年8月11日，昆明市新闻发言人刘海发曾作出解释：“昆明开展公务员‘三普’培训，但并不强制实行考证制度，只是借此鼓励公务员多学一些知识。”张晓明也说：“技多不压身嘛，通不过没有任何惩罚。不像有些媒体讲的跟晋升挂钩，没有直接关系，不是说你不学了，该提拔你就不提拔了，或者你学不好，就怎么样要处罚你，你学好了就一定会重用你，不是这样。”

仇和的“洗脑革命”

2007年12月28日，仇和从江苏宿迁到云南昆明履新。

仇和依然保持着每晚睡前读书50页的习惯,一年读书大约30本。

仇和讲话快，好短句，爱排比，走路快，工作节奏快，做事雷厉风行，信赖“要多换思想少换人，但不换思想就换人！”的“换脑”理论。

2008年2月，昆明启动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干部培训。领导干部们每个月至少要腾空4个半天和两个整天参加培训，提高党性修养、理论水平和工作执行力。

仇和开讲的第一课就是“创新市域经济发展机制与现代新昆明建设”。按下来的主讲人还包括科技部副部长曹健林、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陈建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世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吴汉东。一年讲上56场，受训2．6万人次。

2008年3月，84名昆明干部到扬州学数字化城市管理；4月，82名干部到苏州学工业园区规划建设与管理、招商引资、科技创新；5月，52名干部赴常州进行政法综治培训，90名干部分批赴新加坡学习城市规划建设管理；7月，100名干部到上海CBD学习经贸， 100名干部去苏州学习外向型经济。

2009年2月至12月，昆明市又推“行政效能提升年”和“干部作风改进年”。11月，200名正县级干部又坐进了培训班。

“今天你充电了吗？”成为昆明官场最流行的问候语。“能不能再快点”，催命似的赶着昆明官员向前冲。从公开7355部政府官员办公电话、辞退开会打瞌睡的县招商局副局长，到直播市委全会、昆明官员工作实现“716”(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6小时)，再到招聘40名经济学博士到昆明任副县长、强推“外语新政”，仇和在昆明官场进行着一次次“洗脑”。

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闫晓陵明显感觉到，“仇和书记来了后，大家工作节奏加快了，思维方式改变了。过去我们总觉得昆明还不错，他来了后，通过一些宣传，我们看到了昆明跟外地、外省的差距的确很大”。

昆明民间和官场评价仇和，提及率最多的是二环，二环是昆明最大的政绩工程和民心工程。“昆明原来时速10公里，上个班，7公里的路，要走1个小时。”昆明市公安局新闻办的韩建颖说，现在一圈二环下来，只需20分钟，就能看遍昆明城。

2009年9月30日通车的二环是“仇和速度”的代表之作，3年的工期压缩为1年。一位昆明官员透露，主管副市长因督工不力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一位村长因组织石材不力而被撤职。“以前，人人都想从副职变成正职，现在，还是宁愿做副职，正职责任重压力大！”

昆明的焦虑

昆明和南宁都称自己是人居城市，都想成为连接东南亚的“桥头堡”。但是，南宁抢走中国—东盟博览会，昆明只能委曲求全去抢中国—南亚国家博览会。

在昆明官员和昆明人心中，南宁就是一个抹不掉、赶不走、绕不开的“梦魇”。

昆明说自己是中国唯一能从陆上沟通东南亚、南亚，同时具有面向“两亚”区位优势的省会城市，是泛亚经贸次级中心。南宁说自己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东盟国家最热爱的中国城市，“南宁渠道”是双边合作的最佳渠道，北部湾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

仇和以招商引资为第一要务，从“情感招商”、“朋友招商”、“蹲点招商”到“铁腕招商”，逃不开的正是昆明的焦虑。在与东南亚的商业贸易中，倚靠的是昆明为数不多、高端人才奇缺的南亚小语种翻译，仇和的“外语新政”，很难说能直接拉动多少GDP，但是其背后迫切渴望拥抱东南亚，在与南宁的竞争中不输阵的心理，早已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