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荒地村生活的那两年，迈克尔·麦尔（Michael Meyer）总想在身上揣一张准备好的卡片，随时随地交给热情的陌生人，上面有他们所有问题的答案：“我是美国人。鼠年出生。身高一米八六。我没工资，是个作家，在中学志愿当老师。中文不难，比英语容易。是的，我会用筷子……”

偶尔，麦尔也会遇到“不走寻常路”的提问者：有一位建筑工人问他，有没有人跟他讲，他的胡子很好看；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曾站在国道，问他道德是不是重于智慧；一个八岁的男孩严肃地问他恨不恨本·拉登。这些问题在他来东北前始料未及。

2010年，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的麦尔决定做一回“上门女婿”，到中国妻子丹的老家——吉林市附近的荒地村居住，而丹继续在香港做律师。麦尔这个“留守丈夫”在荒地下农田、睡火炕，学着三舅、三姨的语气张口闭口“哎呀我的妈呀”，在最终完成的“返乡”日记《东北游记》中，他记录下荒地这个东北村庄的兴衰与变迁。

在乡村可以获得城市生活之外的片刻喘息，也可以感受东北人民让人吃不消的热情。

中文版译者何雨珈在读到《东北游记》的书稿时，觉得这有点像文字版《乡村爱情》，作为细致的旁观者，麦尔描绘了形形色色的东北人：会叮嘱他们夫妻俩“相互帮助相互学习”的丈母娘，躬耕于农田讲究自然、天道的三舅，爱看体育台的三姨夫，常为他“出谋划策”的三姨。比如三姨偶尔就会像这样提点一下麦尔在社交上的失礼：“去瞅瞅朱姨，给她捎点肉，让她做给你吃。”因为麦尔几个星期前经过她家，没去打招呼。

在麦尔看来，尽管在地缘政治上不再炙手可热，东北依然是一片独树一帜的土地。“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方言、菜系和性格。把‘东北’这个词和这三个名词连接，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几乎都会立即想到爽脆的口音、拉长的腔调、土豆酸菜、猪肉饺子和彪悍不失低调甚至有些古怪的民风。”麦尔甚至想到了那首曾经传唱全国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歌里用半戏谑的口气，描述了东北人民乐于助人的美德和有些让人吃不消的热情”。

在荒地村，麦尔就常常感受到当地人的热情。

当他在零下22摄氏度的冬日独自走在路上，会有人驾着三轮拖拉机忽然停在他身边问：“干哈么呢你？谁家滴哈？”麦尔发现，不同于中国其他很多地区的标准问话“吃了吗”，在东北，“你是谁家的”是更家常的问候语。最后，麦尔上了这辆三轮拖拉机，司机把他捎到了目的地——三舅家，且坚决不要钱。不过麦尔清楚，总有一天他会跑来跟他亮明身份，“我也就能给他帮个什么忙，报了今天的恩”。

那天麦尔进门时，三舅已备好酒菜。两人没有刻意寒暄，只是简单打个招呼就各自开吃，这种随意反倒让麦尔有家的感觉。席间，电话响。麦尔听到三舅说：“啊？”“啊啊啊啊。”“啊。”麦尔发现，在东北，“啊”这个词能代表很多意思：你好、再见、知道了、我同意、再来点儿、麻烦你，以及这事一两句说不清。挂掉电话后，三舅和麦尔说，有人要来和他俩一块喝酒。见麦尔对自己所说的这个亲戚的辈分一头雾水，三舅放慢语速解释：“他是——你丈母娘——的儿子。你——媳妇儿——的妈——的儿子。”

但并不是每次，麦尔对三舅的表达都不明所以。谷雨时节的一天，三舅告诉麦尔，该给稻子做秧床了。麦尔惊呼：“原来是要先把秧床做好，再挪到田里。”他以为，只是在田里走，然后把种子撒进去。麦尔边说，边模仿撒种的动作——伸出一只手左晃晃右晃晃。三舅大笑不止。“三舅说我是笨蛋、彪子、山炮……中心思想就是说我傻不啦叽的。”麦尔感觉，好几个星期都没见三舅这么高兴过。

三舅面对从小看着长大的麦尔的妻子丹，却完全是另一副宠溺模样，这也让麦尔想到了一个中国成语：血浓于水。

为帮麦尔在荒地找到一处落脚地，丹曾经回了趟老家给初来乍到的丈夫租房。六十六岁的三舅几乎是滑着出门迎她，嘴里不停喊着她的名字。和三舅一样热情的，还有妻子家的众多亲戚。他们围坐在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前唠嗑。丹盘腿上炕，和他们嗑瓜子。大家喝着茉莉花茶，屋里不时响起东北方言里的语气词，比如“哎呀我的妈呀”，或是“嗯呃”。七大姑八大姨警告丹，她必须马上怀孕。她们说混血儿都漂亮，但她必须多吃苹果，不然孩子皮肤可能会太黄。

荒地村人似乎有自己的世界。但在麦尔看来，某种程度这也是乡村生活的迷人之处。“在这里，可以获得拥挤喧嚣的城市生活之外的片刻喘息。”但麦尔也承认，即便从荒地村路边的垃圾箱里，也能看出这片土地的变化。在那里你可以看到：昂贵的熊猫烟盒、茅台酒瓶子、传授炒股技巧的宣传单、房地产广告、八卦小报《奇闻轶事》……

在村里，哪怕芝麻大的事也会人尽皆知。任何一个消息片刻走遍千里。

麦尔的租房之路并不顺利。一天，他独自走在路上，一辆丰田陆地巡洋舰开了过来。司机是村长，他问麦尔是不是在找房子。麦尔没想到，荒地村的领导不是穿着中山装的干瘪老头，而是瘦高个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村长把麦尔带到一间车库，认为他可以租下这里。在麦尔看来，与其说这是个住所，不如说是野兽派雕塑。地面、墙面和天花板都是铅灰色，看上去没有完工。屋里的炕是混凝土浇注，没有上漆。

这和麦尔理解的住房完全不同。他喜欢的是三舅家那样暖烘烘、有烟火气的土炕——“用砖砌成，长度是整个房间的长度，炕的下面会烧干的秸秆来加热，油布摸起来很烫，但铺上棉铺就暖和又舒服。房间里飘着一股烤制谷物的香味，就好像坐在刚出炉的面包上。”

麦尔于是陷入了要在中国处理的最糟糕的局面：要拒绝一个建议，又不能让提建议的人丢脸。最终他还是说了大实话：“这个房子太破了……”

“有道理。”村长说。

麦尔又问：“这是谁的房子？”

“带你去，不就是他的房子？”事后，三舅听到麦尔的转述，说他“脑袋让门挤了”。随后，三舅带麦尔去了另一处空房，只见房内有数百支蜡烛烛光闪耀，环绕着十几座佛陀金像。

三舅解释，屋主的丈夫抛弃她走了，所以她做了尼姑。她马上要去庙里，说欢迎麦尔住在这，房租很低，但是蜡烛不能灭。

麦尔很乐意做点烛童子，在他看来，“蜡烛灭了，谁知道呢”？

“人人都知道。”三舅提醒他，在村里哪怕芝麻大的事也会人尽皆知。这种最初的社交网络，让任何一个消息片刻走遍千里。

最终帮麦尔找到住处的，是他做英文外教的荒地二十二中的关老师。关老师建议，麦尔可以和自己的弟弟同住。

在二十二中教课的第一天，麦尔有点感冒，关老师建议他生吃大蒜，再喝点可乐熬姜，并热心地把他拉到了菜市场。麦尔见关老师和卖大蒜的人讨价还价，混合着语气强烈的地方方言和标准普通话：“嘎哈呀？”“扯啥呀？”“得了吧！”最后，大蒜的价格被讲下来一半，关老师建议麦尔多买点。

拎着大蒜、生姜、可乐往回走的麦尔，感觉自己学校生活的第一天还算丰富：他和男生们在雪地上打篮球；听女生们唱Lady Gaga的《扑克脸》；学会了“冻疮”和“治疗感冒”等汉字的写法……但他去学校其实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了解荒地村的历史。关于这一点，麦尔依旧没有答案，他只是在路过村口的石碑时，看到了这样几个字：1956年，荒地建村。

历史的印记，记录了东北的兴衰荣辱，也浓缩了现代中国的起落沉浮。

最初来到荒地村，麦尔的写作计划是“记录逐渐消失的中国村庄”。但住了一段时间后，他开始对包括荒地在内的东北这片土地的历史产生浓厚兴趣。在他看来，东北历史之所以迷人，在于它几乎浓缩了现代中国的起落沉浮。“比如，你乘坐的火车可能行驶在一条以沙皇命名的铁路上；你途经的建筑是洋葱圆顶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堂；走过的路旁，种植着日本赤松；树木掩映之下，可以看见殖民时期各国政府的办公楼，散发着木头的淡香；在溥仪的‘傀儡皇宫’，曾经就关押过二战时期日本的盟军战俘……”

改变写作思路后，麦尔一次次从荒地出发，乘坐火车穿梭于东北的大小城镇，考察数百年来的历史遗迹。在敦化街头，他发现这里的城市布局依旧能看出当年日本规划的影子，另外，这里所有的快餐店都有浓浓的山寨味，比如CFC、加州炸鸡；在沈阳寻访二战盟军战俘集中营时，他发现集中营的工厂被改成电器厂 ，周围是新建商品房，上面写着英文宣传语“Low density of the honey life”（低密度甜蜜生活）；葫芦岛，这个已经破旧不堪的东北港市，已和魅力四射的拉斯维加斯结成了友好城市，每年都要举行国际泳装文化节；在寻找清政府用柳条篱笆修筑的堤防壕沟“柳条边”遗迹时，麦尔一路跨越了多个县才见其“真容”，只是沟已平，上面已种大豆、花生。麦尔默默在此伫立时，一辆装满西瓜的卡车经过他身边，司机下车，与他攀谈奥巴马与美国经济，并问他“美国的西瓜多少钱一斤”。“这里就是柳条边。”麦尔答非所问。司机问：“柳什么？”

在东北各地寻访，麦尔最初试图在博物馆、档案馆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但他发现，在那里“听不到一个地方或一个事件的多个面向，所有的故事都指向一个结局：1949年，中国解放了。这些并非‘不真实’，但它们只是故事的一部分”。

但有一家博物馆与众不同。在沈阳寻访时，麦尔来到了一个展示工人村历史的社区博物馆，那里的展品都是从老住户家收集而来的：砧板、衣帽架、北方孩子玩的嘎拉哈……重现了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这里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以及工人村过去的辉煌。

沈阳工人村曾是闻名中国的工人住宅区，随着1990年代效益不好的国企纷纷倒闭，工人村也走向了落寞。当麦尔来到这里，发现大多数工厂早已拆掉，被豪华公寓楼代替。曾经的工人文化宫，改为私人会所；少帅张学良的银行则成了沈阳金融博物馆，讲述着“钱的故事”，展厅中还有一尊比尔·盖茨蜡像。“他就是活财神。”讲解员对麦尔说。

一路走访下来，麦尔发现，真正创造东北历史的，其实在博物馆外。就像他孜孜以求的荒地历史，其实就在三姨、三舅的讲述里：荒地五十年前还是一片沙丘和泥沼，亲手建设这个村子的，正是世代生活在这里的村民。

麦尔住在荒地的两年，这个乡村也“迎来一个前无古人的新经济阶段”。2010年，荒地当地最大的企业东福米业计划将村庄变成一座企业城，东福几乎承包了村里所有土地，雇用农民操作抛光机和包装机。一部分村民欢迎这种放弃耕地、住进公寓的生活，而以三舅和三姨为代表的村民则不愿意离开土地和家园。在探讨城镇化这个话题时，麦尔的态度是，乡村和城市并不对立。“人们希望他们的村庄城市化，这样他们就可以获得更好的社会服务和公寓。”麦尔只是偶尔会想到三姨的那句话：“怎么就能知道一个地方已经发展得正好了呢？”

在荒地居住两年后，麦尔决定离开。离开的那天早上，他收到了妻子丹的短信：愿你正享受东北的早晨。宝宝踢我了。就像小小的手指在温柔触碰我的皮肤。

丹终于在全村人的期许下顺利怀孕。三姨听说后，笑得毡帽都拱起来；三舅听说后，像往常一样低调地笑，但笑容中满含赞许，接着又批评麦尔这么晚才当父亲。在麦尔看来，自己的这趟“寻根”之旅，足够孩子长大以后捧读，了解生命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