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2年，英国人拥抱伦敦奥林匹克的方式是这样的：英伦三岛，自愿自发，开展文化奥林匹克活动。文化节开幕的前三个月，以凯特·布兰切特为首的一大群演员、导演、音乐人和艺术家都在全英各地露脸。在这场投入超过5000万英镑的艺术节中，人们看到了500多项演出，持续长达4年的文化狂欢。这场文化奥林匹克的核心项目，是属于莎士比亚的环球戏剧节。

在这场以莎士比亚为核心的全球性节日中，上演了不同国家与地区所带来的70部莎翁戏剧，包括阿富汗、南苏丹、肯尼亚、伊拉克、赞比亚和俄罗斯。仅仅是在莎士比亚环球剧场，就迎来了世界各地的剧团用37种语言上演的37部莎翁戏剧。

“不论何时何地，莎士比亚看起来总想告诉我们点儿什么。”

在伦敦奥运会开幕前一个月，那些生活在英国的人发现，他们已无法摆脱莎士比亚。想转到体育频道看看足球，就会听到加里·莱因克尔有模有样地朗诵莎士比亚，只为激励一下那支倒霉的英格兰国家队。走进伦敦地铁想去混个周五派对，就会撞见加入“莎士比亚游击队”的老剧场明星马克·里朗斯，正在有模有样地朗诵莎士比亚。下班回家想窝在沙发里看个电视里的迷你小电影，又会与BBC的莎士比亚《空王冠》系列迷你剧不期而遇——无处不在的莎士比亚皇家剧团，殷勤地向你解释了为什么莎翁无处不在：“不论何时何地，莎士比亚看起来总想告诉我们点儿什么。”

2012年7月19日至11月25日，大英博物馆和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联合举办了名为“莎士比亚：站在世界的舞台上”的莎翁特展，彼时还在大英博物馆担任馆长的尼尔·麦克格雷格从这些展品出发，贡献出了一部详实的史学著作：《莎士比亚变动的世界》。面对陈列于展厅中的第一部对开本的莎士比亚作品集，麦克格雷格提出了这么个问题：“为什么莎士比亚那些在400年前写于沃里克郡的戏剧，能够在全世界回响至今？”

自己提出的问题，由这位老派英国知识分子自己给出了答案：“因为他创造了一种能够与全世界对话的高级文化——这里所说的高级文化，并不是说人们已经到达了能够研究但丁或歌德的高度，而是说，莎士比亚有能力让所有阶层聚集到一个商业化运作的剧院中来，满足同时代人们的所有需求。它就像1920年代到1930年代的电影院，或者1960年代的英国电视台——它能够凝聚整个国家的注意力。”

麦克格雷格将莎士比亚的作品看作是一种“对剧变的回应”：“1580年代到1590时代的英国是非常动荡的，世界每天都在变化。属于往昔的缓慢与稳定已经一去不返。人们不确定明天将会发生什么。西班牙会不会摆脱女王的统治？爱尔兰的律法会不会被推翻？更别提那些总在发生的骚乱与瘟疫。莎士比亚之所以能让我们兴奋至今，是因为他让我们知道了当时的人们，是在如何应对世界的动荡与人心的变化——这些问题的答案，今天的观众同样需要。”

“奥伯龙：我们环绕着地球，快过明月的光流。帕克：我可以在四十分钟内，替地球围上一圈腰带。”

在莎士比亚的时代里，伦敦开始成为一个世界性大都市。与此同时，16世纪的英国却面临着瓦解的危险。面临400年前的“全球化”，人们总喜欢幻想一些掺杂着英雄的冒险或者掺杂着间谍的阴谋故事——“这是头一次，伦敦开始容纳来自不同传统的异乡人。人们在感受更多鲜活世界的同时，总喜欢做这样的幻想：你的邻居，就很有可能是你的敌人。”“想象你是1590年代中期的年轻伦敦人，到白厅办事，在那里的墙上见到德雷克远航大地图，然后你决定去看看刚听说的那部《仲夏夜之梦》。看到奥伯龙、帕克对话的那一幕时，那些对话在你心中激起的回响，会比在你400年后那些见怪不怪、全球化的后代心中激起的回响高出多少？”

在这个属于奥林匹克与莎士比亚的夏天，身处英国的人们一口气看完了伊拉克版《罗密欧与朱丽叶》、非洲版《裘力斯·凯撒》与突尼斯版《麦克白》。在麦克格雷格为BBC所作的《莎士比亚变动的世界》广播剧中，他讲述了一位92岁德国老朋友的故事：“为了让未婚妻免于被送入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命运，马塞尔必须在24小时之内跟她结婚。当他急急忙忙路过华沙，他那已经被焦虑搅得一团糟的脑子里只剩下《理查三世》的词句在回响：‘是否曾有女子能够如此迁就着接受一场求婚？又是否曾有女子甘愿如此托付自己的爱情？’又一次，莎士比亚的词句，契合在不同时代的人类处境之中，重复描绘着不随时空而改变的人性与心境。”

“而这，”麦克格雷格说，“就是我们缅怀莎士比亚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