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活得到底有多累？以下是财经作家杨连宁的总结：

“物价一个字：涨；房子一个字：贵；空气一个字：脏；食品一个字：毒；生病一个字：怕；读书一个字：空；土地一个字：征；城镇一个字：拆；交通一个字：堵；税费一个字：多；开支一个字：高；收入一个字：低；保障一个字：无；福利一个字：少；打工一个字，苦；生意一个字：难；没钱一个字：怂；有权一个字：牛；官腔一个字：假；亲友一个字：钱；信用一个字：缺；感情一个字：乱；负担一个字：重。”

对这一串辣评，有网友将之凝缩成一句话：“生活一个字：累！”

那么国人到底累在哪里呢？杨连宁认为中国人真正的累不在于吃苦，而在于吃亏。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中国人到底累在哪”这个问题：

“勤劳苦干难以致富，发明创造难以致富，专业技能难以致富，遵纪守法难以致富，单打独斗难以致富，自力更生难以致富……”

2014年，杨连宁出版《中国人为什么活得累》一书，用文字问诊国民，用观点把脉社会。五岳散人曾如此评价：“在鸡精汤和成功学泛滥的今天，可以内服此书。”

如今中国人的累，已经过渡到对“房子、票子、车子、婆子和孩子”这五项指标的深度忧虑。

新时期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大抵能用一副对联准确呈现：

上联：做卡奴、做房奴、做车奴、做妻奴、做孩奴；下联：赚票子、买房子、养车子、供婆子、宠孩子。横批：想想都累。

杨连宁认为，如今中国人的累，已经从上一代“挖大渠、脱大胚、扛大包、锄大地”的“革命主义式的劳累”，过渡到对“房子、票子、车子、婆子和孩子”这五项指标的深度忧虑。“50后、60后可以安贫守穷，但如今80后、90后行吗？这显然是道‘五子登科’的人生必考题。望着身边的人全都上九天揽月了，你还安于自娱自乐地五洋捉鳖？”

“中国人的‘财富之母’被侵权了。”杨连宁在书中这样写道。“土地之母”的说法源于“政治经济学之父”、英国人威廉·配第，他曾在17世纪提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的观点。“劳动者失去了土地，就要吃苦。”杨连宁说。

经济学家郎咸平曾经评价目前中国人的购房现状：“中国的房子是不能自由恋爱的，自由恋爱是不发结婚证的，所以必须透过地方政府和地产开发商而向他们买房子。”而在杨连宁看来，一旦只能买商品房，那城里人就要受10年累也不止。“因为你买不起。你按揭买下一套婚房，还债要还到接近退休；退休后按照养老政策，你可能还要缴械投降，缴出这套房子才有钱养老。到头来自己咬牙买下的一套婚房，本是明媒正娶，到最后跟讨了小老婆似的，需要一辈子受累。”

在中国，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和集体，个人购房后只享有房屋使用权，而无法支配土地所有权。在《中国人为什么活得累》一书中，杨连宁道出了国人面对土地时的无奈。

中国人在新时代的累，由经济原因催生，却最终在一个全面发展的现代社会处处发芽。

王朔说过一句话：“50后，基本穷逼；他们的孩子80后，基本苦逼。”杨连宁对此深以为然。与50后、60后“劳其筋骨”的“四大累”相比，劳心劳神的现代国人五大累，绝非仅靠工具更新和技术引进就能解决。

解决新一代的“五大累”，需要升级“软件”才行。杨连宁表示，“房子、票子、车子、妻子和孩子”代表的新社会“五子登科”，每一科都有日新月异的消费档次，人生考试产生的压力、负担、惶恐和焦虑皆出于此。“结婚你得买房子、车子，买房买车你得有票子，工作不顺心会惹怒妻子，票子不够多会牵连孩子……这五大累是相互关联的，一荣俱荣，当然一损也俱损。”

低征购吃农民，高房价吃市民；蓝领过劳死，白领过虑死；水电煤气学区房，看病吃药打电话，哪一个不是劳，哪一项又看不出累？中国人在新时代的累，似乎已经凌驾于科技发展和市场经济之上，由经济原因催生，却最终在一个全面发展的现代社会处处发芽。

“市场分化不是我们的麻烦，垄断专卖才是我们的麻烦；脱贫致富不是我们的麻烦，为富不仁才是我们的麻烦；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是麻烦，特权独占的人先富起来才是麻烦；贫富分化不是麻烦，内亲外疏、有贵有贱才是麻烦；社会分化更不是麻烦，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马太效应才是麻烦。”

在一个“东方式裙带关系社会”中遵从近亲远疏的“特殊主义伦理”，你能不累吗？！

除了需要应付现代版的“五子登科”，中国人还需要时时提防这个巨大人情社会中无处不在的“中国特色”。

其实光是“父母在，不远游”和“好男儿志在四方”这两句相互矛盾的话，就够既重亲情也梦想远方的中国人纠结的了。在杨连宁看来，由亲情制造出的“软骨病”，全民都没法免疫、预防。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裙带关系网庇护下，“中国式拼爹”似乎已经渗透社会的每个角落。这既造就了只重亲情而对亲缘圈子外的群体漠不关心的“等差待人”，也使根据亲疏有别来区分尊卑贵贱的“差序格局”成为社会主流。试想，一个人活在这样一个“东方式裙带关系社会”，天天遵从近亲远疏的“特殊主义伦理”，如此这般日复一日，他能不累吗？！

杨连宁在书中写过自己的一次经历：“当年我当工作队长下乡，也得先打探清楚县长与组织部长是亲家，县委副书记和公安局长是‘挑担’（连襟），这样才不至于捅了马蜂窝。我有同事下去当县委书记，也对我说过实话：由于经年累月的近亲繁殖，你想查处一个科级干部，可能会得罪半个县城。”

这种“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小农经济思想也体现在饱受诟病的“国企病”上。杨连宁认为： “在管制经济年代，全民都像是被圈养、喂养的动物，而如今则成为了市场化生存群体，需要自己养活自己。”

他同时认为，几千年来，大多数国人小农化、村社化、家庭化的谋生方式始终没有大变。这也意味着一个二元化的生存方式没有大变：“有权无权、有贵有贱、有亲有疏、有肥有瘦、有富有贫的二元的、双轨的体制机制安排，涵盖了多数人的生存方式。”

杨连宁认为国人“不患寡而患不均”，骨子里有着“气人有、笑人无”的劣根性。“看见别人家的米汤比自个儿家的稠，心里就不平衡了，这样活着太累了。”“这叫傅立叶变态心理综合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