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什么比科幻作品中的未来城市更符合当代建筑追求了：一座座高入云端的摩天大楼，各式各样的飞行器穿梭其中，商业、住宅、文教、铁路、港口和工业区，一切分布合理而井井有条。你会发现，这样的城市里再也找不到河流、树木和草地——我们要的是更快捷和更符合经济效益，我们追求着现代化和全球化，城市里甚至不再需要人类。

史毕罗·考斯多夫曾在《城市塑形：历史的都市模式与意义》中写道：“天际轮廓线是城市的标志，一个城市的定位和发展潜力，都显现于其中。”正如他所观察到的那样：“我们察觉到高高屹立的火车站及酒店已盖过了昔日巍峨的大教堂；市中心被摩天大楼所占据，我们才渐渐意识到我们的价值正被取代，被压垮在私人企业的庞大宣传攻势之下。最终，我们的天际轮廓线，是一个竞争与协商产生的符号。凡是能脱颖而出的，就能够站在城市的前线，成为城市剪影的一部分。”

摩天大楼构成了全世界城市的天际轮廓线，这最能说明20世纪以来的建筑主题：在高科技下的“国际化”意识中，现代建筑与工业化生产相结合，强调合理性和经济利益，却无法表达建筑本身的精神。一边是城市的改造和扩张高速发展，另一边却是作为现代化隐形病症的一种，城市越来越趋同，“人味”正在城市中消失。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只有摩天大楼这一种想象力匮乏的价值观，一些建筑师始终坚持着建筑的“心价值”。21世纪以来，他们开始提倡回归自然：建筑的本质，应该是人与环境的互动。

日本建筑师隈研吾曾以“负建筑”和“反造型”来表达他的建筑观，这和西方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建筑理念背道而驰，他惯用竹子、木材、泥砖、石板和纸等自然建材，打造与钢筋水泥截然相反的“自然建筑”。

隈研吾反对城市住宅将人们装在一个个毫无个性的盒子里：“现代建筑强调造型，追求建筑与周围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而这样的做法无疑造成了建筑与环境的割裂。”

另一位建筑大师安藤忠雄则坚信：人、建筑和自然三者的关系，一切本是相互连接、相互羁绊的。安藤忠雄最值得一说的案例是上世纪70年代建造于大阪市的“住吉长屋”，这栋建筑因为“没有窗户的外观”、“里外两面都是清水混凝土”、“没有使用隔热材料”、“楼梯没有扶手”等设计，招来了不少功能主义者的非议，被看作是给人居住生活带来不便的“建筑家的自我偏执”。

“让生活融合在自然中才是住宅的本质。在享受与自然共生的生活丰富性同时，也要接受它的严峻，于是我牺牲了方便这个选项。”安藤忠雄曾拜托“住吉长屋”的业主夫妇：“这个房子，有一般房子所没有的东西。所以，也许生活上有些不便……夏天热了就脱一件，冬天冷了就多加一件衣服……请努力适应住在这里的生活。”经过30年，现在这对夫妇仍住在那里——这刚好能回答安藤忠雄设计这栋建筑之初提出的问题：“建筑设计的目的，是要建造合理、符合经济效益，且更重要是舒适的建筑。但是，闷在封闭的不透气的室内，和住在多少有些不便却可以仰望天空自然呼吸的庭院里，两者比较，到底哪种比较‘舒适’呢？生活在里面的人最有发言权。”

台湾建筑师谢英俊在农村和灾区推广“协力造屋”理念：将建筑去工具化，去专业化，让建筑回到使用者手里。谢英俊打造的“生态建筑”几乎不用常见的钢筋、水泥和预制板，用的是茅草、树枝、泥土、旧木头以及老房子里拆出来的旧砖。

不仅仅是为了节省成本，“协力造屋”也是建筑师们反抗社会的一种。早在1907年，德国基督教传教士古斯塔夫·保德史威瀛创立“家园协会”，与贫病交加的雪茄工人和农民一起，用自己的双手，在橡树、山毛榉、杉木林间建设家园。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泄漏事故后，迪特里希·冯·保德史威瀛牧师在德国创建了“要家园不要切尔诺贝利协会”，与核污染灾民一起，建造起三十三座就地取材的“黏土木架屋”。

久石让曾说：“关于创作这件事，重点在于感性。”现代城市规划只是单单从城市管理的合理性出发，感性不足，甚至与城市人的内心需求背道而驰。于是这些对抗钢筋水泥的建筑师出现了——要在复杂与压抑的现代都市中为人们找回失落已久的感动，唯有让建筑回归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