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版本的《安娜·卡列尼娜》电影里的裘·德洛秃顶、颓老，更被老婆送上一顶绿帽子，造型和遭遇皆跟翩翩俊男身份不太相衬，不能不说是为了托尔斯泰牺牲皮相了。但，谁会拒绝牺牲呢？谁会那么笨？如此文学经典，如此文化殿堂，如此黄金机会把自己融入文明历史，裘·德洛和他的经纪人想必连做梦亦感心满意足。

《安娜·卡列尼娜》开始连载于1875年的《俄罗斯公报》，此后一直被认真的文学读者评为“最伟大的小说”，几乎没有“之一”。托尔斯泰凭之自豪，视之为“所能写出的最完美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则“不止是小说”，而是哲学，是理论，更是人性与神圣的对话。陀斯妥也夫斯基表扬说“这是没有瑕疵的艺术品”，高尔泰更指“不了解托尔斯泰，便没法了解俄罗斯”，而《安娜·卡列尼娜》就是托尔斯泰的民间观照。

它已是第三度改编为电影了， 也有过电视剧， 感染意义早已超越俄罗斯也跨越了文字。 影片来到香港，片商为吸引眼球，竟起了“贵族孽缘”的片名，安娜·卡列尼娜反而只成副题，实在扫了托尔斯泰的雅兴。可是在商言商，无可厚非，否则票房将更冷清。但幸好除了有本地文青和裘·德洛粉丝入场追捧，也出现了不少内地游客，且大多是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女。也难怪，俄罗斯小说曾是他们成长时代的宝物，多少热血多少眼泪，都曾被俄罗斯作家引爆，此番观影，既是怀旧亦是自省，每个镜头每句对白里面都有自己的青春。

而更有趣（也更可恶！）的是，或因感情过于投入，许多人忍不住一边观影一边评论，坐在我前排座位的是四个文艺中青，坐在我后排座位的又是另外四个文艺中青，120分钟内，前排的善男子善女子不断絮絮私语，后排的善女子善男子，唉，亦是，遂令我觉得非常烦扰。看电影的最大乐趣其实等同做梦，必须全神贯注始可切身感受戏中人的喜怒哀乐，“梦里不知身是客”，才可入戏；一旦被杂音骚音干扰了，脑袋清醒，好梦破灭，所有喜怒哀乐皆大打折扣。此之所以在戏院内响起手机铃声是一桩罪大恶极的败德事情，它让所有观众跟电影之间有了疏离，戏是戏，我是我，戏里情节不再真实，有如涨满的汽球被针戮了一下，泄气了，情绪难再集中，简直是偷窃了我们的观影快感。戏院内不关手机，应该被抓去坐牢。

讲话讲话，这些文艺中青到底在谈些什么？既然被干扰了，我索性偷听一下，原来主要是讨论电影情节与小说之间的异同，那个人物变好了，那个人物变坏了，诸如此类。到了电影的中后段，好脾气的我终于忍不住发难，先俯身对前排观众说“你们能够安静一些吗”，再微微转身对后排观众说出相同话语。有效吗？有效了十分钟，又来了，又聊了。我唯有静默，懒得再说，暗叹倒霉便是了，也暗中决定找一天再来看一遍，再来欣赏这影像版的俄罗斯故事。

有人说“俄罗斯人是地球上最擅长说故事的民族”，或因地处极寒，或因伏特加酒精的催化作用，俄罗斯文学确是深沉壮烈，仿佛每位伟大的作家都曾有那么一个寒夜，独坐于冰湖岸边，瑟缩着，面对火堆，抽着草烟，喝着烈酒，杂乱苍白的胡子上结着冰珠，远处豺狼咆哮，劲风暴啸，宛若群鬼狰狞。可是抬头望天，繁星铺盖，黑夜闪着亮光，如同诸神的眼睛在眨动在微笑在招手，别惊别惧，我们在等你，只要你愿意，举起手来，我们将迎接你到净土。

但问题是坐在群鬼与诸神中间的作家偏偏迟疑。只因作家是人。人总要选择，或总以为自己能够选择。但又偏偏不容易也不懂得选择。寒地里的作家被选择撕裂，时而仰颈，时而低头，灵魂与肉体分离，所以坐着不敢妄动，唯恐稍动即被选择的张力撞击得支离破碎。终究唯有继续喝酒，抽烟，以及书写。书写成为唯一选择。俄罗斯作家选择把选择的难题在小说里留给后世。在文字面前，群鬼无语，诸神静默，永恒的对峙留在纸上，其后，展为影音，像一道旋风，把每一位观影者吹刮到冰雪野地，陪伴他们思考。这正是俄罗斯文学的最大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