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3月，《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小说。刊首语这样写道：“斗胆”在头条的这个位置，刊登这样一部用“闹剧的形式”反映“当代青年们的奋斗、追求、苦闷、成功和失败”的破格之作，是为了打破渐趋僵化的办刊模式，改变读者心中《人民文学》的刻板印象……这篇小说，就是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

刘索拉当时刚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毕业前，她花了两个多月时间，把五年的压抑和感慨倾泻而出。结束时想起五个字：你别无选择。就投了出去。当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是王蒙，《你别无选择》的发稿编辑是朱伟。据说，朱伟初读后，在编审稿签中这样说：这是正在冒出来的新作者，如能扶植发表，可能其震动力不亚于阿城的《棋王》。王蒙读罢，“犹豫三分钟”后终于批示：这是一篇横空出世的小说，它的发表将彻底改变《人民文学》的形象。

王蒙的“犹豫”，是因为《你别无选择》塑造了一群“问题青年”，在他的价值尺度里，那是“吃饱了撑出病来的，脱离群众的精神贵族”。而最终，这样一部用黑色幽默解构八十年代青年生存意义的小说，“横空”生出了意义。小说甫发表，旋即惊动了文学圈。它被称为新时期真正的“先锋派小说”，还拿下当年的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这一切对刘索拉来说都像一场“意外”。“我当时只想写着玩。觉得人生无奈，但你又别无选择。”可直到今天，她仍觉得人们读不懂这部小说，“我是在写音乐”。

“老老实实学习去，你注定得做音乐，你别无选择。”

《你别无选择》横空出世，刘索拉在小说中发出的声音像她的姿态一样，令人无法小觑。如同八十年代文学青年追捧“泄露”进中国的《百年孤独》，手臂下夹着你一本《你别无选择》，一度成了大学生们表征自我，找寻意义的象征。他们背得出“多年以后，当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也会脱口而出：人生其实就是一种选择，你别无选择。

八十年代是刘索拉这一代人的“后青春期”。她是“文革”后的第一届高考生，典型的“中国式77级”。此前她曾报考过更名为“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的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并未被录取。“我成绩特好，可成分不好。”刘志丹侄女这一身份背景，曾让她背负太多。1977年夏天，刘索拉终于成为作曲系的一员。同班的，是后来和她同样名噪海外的谭盾、郭文景、瞿小松、叶小钢等人，也是她小说中那些“问题青年”、“精神贵族”的现实原型。

“八十年代中国出现了第一批现代作曲家，就是我们这批。我们这批进音乐学院的学生，有点像张艺谋、陈凯歌他们，都比一般学生大，都刚经历过‘文革’，都会思考很多问题，有很多疑问。当时中国音乐的教育系统还是苏联的，还是贝多芬、柴可夫斯基，任何德彪西之后的音乐都是禁止尝试的。因为那属于反动、资产阶级的，没有人敢教。我们只能自己去找突破。这些找突破的挣扎，到了文字里，竟然就成了先锋了。”

八十年代初，尚未毕业的她，曾动念退学。她身边的音乐才子们在音乐上的探索和尝试，受到政治立场的质疑。性格激烈的她，无法接受社会对音乐学院学生的漠视和排挤。她的叛逆不只在音乐里，她要在身体上出走。直到某位教授的一句话，刺激她留下，并被她写进小说里：“老老实实学习去，你注定得做音乐，你别无选择。”——这也成为八十年代她对时代和音乐的双重宿命感的明证。

“《你别无选择》的背景，就是在1976年到1983年之间，在那个被禁止的环境，我们怎么样想办法都要做被禁止的声音。我写作，就为了想明白音乐学院那些事。”“写得非常快，就像在作一组曲子，全出来了。”并无小说写作经验的她，写了二十多页，被李陀看到，“这是小说啊，写得好，要写下去”。与她同代的戴锦华，曾回忆这部小说的阅读感受：“有点调侃，有点张狂，又有巨大的渴望和伤痛。”

“所有人提到它，都在谈文学。它是音乐，今天都没有人真正读懂它。”

《你别无选择》发表后，连刘索拉自己都意外。她的更大热情还在音乐里，德彪西、勋伯格、巴赫……像书里写的“你注定得做音乐”。

但小说似乎给她带来更大荣耀。《人民文学》当期轰动，《你别无选择》带来的关注超过前一期的《棋王》。小说刊出当年，获得第四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一起获奖的，还有莫言的《红高粱》。中国作协要吸纳她成为会员，并盼她“多写先锋小说”。作家出版社开始筹划“文学新星丛书”，次年推出的第一辑收入阿城的《棋王》、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另外两本是王兆军的《蝌蚪与龙》和何立伟的《小城无故事》。

这部小说也引起巨大的争议。有人认为这是对《二十二条军规》和《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模仿，因为那种“黑色幽默”并非“文革”后的中国土壤能浇灌的。也有人说，它是向“迷茫的一代”、“垮掉的一代”致敬。刘索拉对此不作评论，她甚至感谢来自知识分子的褒贬。相比文坛的争议，小说最初遭遇的“不测”，更让她不解又不安。“中宣部当时点名批评，说像刘索拉这样的人不能推。我刚毕业，基本上就宣布我死了。直到后来，很多知识分子读了，开始支持我。”那是1984年，西方现代派作品陆续进入中国的时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读《1984》的时候。

王蒙最终为《你别无选择》写序：“刘索拉的小说在1985 年出现是一个先锋性的，并非偶然的现象。它的内容与形式都具有一种不满足的、勇敢探索的深长意味……他们有点脱离群众。但他们已经出现了，哪怕是在闹剧的或自嘲的外衣下面，他们发出了自己的杂沓的却也是动人的青春的声音。”

“《你别无选择》真的有那么文学吗？其实，我想探索的从来不是文学，我只是用文学的形式在做音乐。这部小说，今天看它很幼稚，但它有大量的信息，告诉你八十年代的音乐、八十年代的声响是什么。所有人提到它，都在谈文学，它其实是音乐，是一部关于声响的实验作品。今天都没有人真正读懂它。”

你无法说清那个写《你别无选择》的她，一路走来，是音乐决定了文学，还是文学影响了音乐。

这个王朔心目中“又能写字儿，又能写曲儿”的“有作品的大师”，今天已经不愿意解释，音乐和文学在她这里的关系。就像她后来写《蓝天绿海》、写《寻找歌王》、《混沌加哩格楞》 和《女贞汤》，对照她同时做的音乐——《蓝调东方》、《中国拼贴》、《六月雪》，你无法说清那个写《你别无选择》的她，一路走来，是音乐决定了文学，还是文学影响了音乐。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刘索拉被认定为“中国先锋作家”，她的一次无意识写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增添了一个坐标点。这一切，不是偶然，可她也别无选择。1987年，刘索拉第一次出国，应美国新闻总署邀请做国际访问学者。她被邀请的身份，先是作家，之后才是作曲家。“出去你才知道怎么回事，可别以为你是‘中国的’作家，‘中国的’艺术家，就误以为你有多牛了。”她是那时少有的清醒者。

也是那一年，她成为北京作协的合同作家。短暂的“职业作家”期，让她丧失创作激情，年底递交创作成果时，她交上去的，是把小说《蓝天绿海》改编成摇滚歌剧的总谱。里面有她八十年代的所有感悟，更有初到美国来自音乐上的刺激。之后，她又恢复了“自由”，她有选择。

《蓝天绿海》紧随《你别无选择》之后创作，但没有得到同样轰动的关注，刘索拉却认为它是更真实反映八十年代“历史情绪”的一部作品。“它骨子里更为伤感，只是表现得更为浪漫化。就是在写我们这些八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末就唱甲壳虫，感到失落迷茫颓废的一代。有点像西方的嬉皮，但又更为压抑。这种浪漫主义的悲观挺代表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的。八十年代的所谓文艺复兴，热火朝天，都是一种表面的热闹。你掀开来看，这一代人失去了太多，根本弥补不过来那种困惑、那种失落，好像从根儿底下有一种悲哀的东西。你出国，你走到哪去，去美国去欧洲，都逃不出去，这种被抹上的一种忧郁。这种底色，真的都让我们这代人赶上了。”

写完《你别无选择》后，刘索拉听了一首歌，美国黑人歌手Sam Cooke 的《变化会来的》。她说，她当时听到，就觉得过不去；今天再听，还是心头一震，觉得过不去。“不过我相信，变化会来的，时候快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