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时代，征税都是件艰难的事，特别是以房产为目标的物业型税种。在17世纪的英格兰，作为一名挨家挨户上门查看房子里有多少壁炉的评税人员，总会有些不安全感。与此同时，居民们却认为自己更不安全。在“侵犯隐私”的呼声下，英国政府不得不在1689年废除壁炉税（Hearth Tax）。

壁炉要进门点数，窗户总不用了吧？于是，8年以后，英国政府开始了另一个著名税种——窗户税。1697年的英国，只要有窗户的房子，都要交2先令税款，如果窗户超过10个，则要交4先令，超过20个，则要交8先令。在窗户税开征的第一年，英国政府增加了120万英镑的收入。在英吉利海峡另一边的法国，这种税一直征收到1917年。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这样描述窗户税案例：“老百姓干脆把窗户封了，不要窗户了。”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描写过法国房屋设计与窗户税的关系：“在法国农村，有二十四万六千所房屋只有门，没有窗户。”

“一个国家的个人和政府，他们最核心的关系不是选举与被选举，不是领导与被领导，而是交税与征税的关系。”李炜光从经济学角度，把个人与政府的关系揭示出来，“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我们就会去明确个人与政府之间的责任与义务，并用一种方式确定下来。”

当这种关系不能确定或者需要重新确定时，个人与政府的关系就会发生变动。欧洲三大资产阶级革命都是在税制改革的推动下发生的，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必然？

小税推动大革命，欧美三大历史事件均与税收有关

欧洲人的幽默感常体现在对税种的选择上。1647年，西班牙人统治着意大利，他们并没有爱上意大利面，而是爱上面粉——他们要以面粉消费量来征税。征税需要有理有据，用了多少就征多少。西班牙士兵们挨家挨户给面粉称重，最终引起意大利人的反抗，在一个多星期激烈的巷战后，政府取消了面粉税。

“政府与老百姓发生冲突，多半是由于税的问题。”李炜光在他的书里（《李炜光说财税》）详细地分析了英国宪章运动、美国独立战争以及法国大革命，认为三者无一不是由于政府征税而引发“革命”，从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大事。

其中最明显的是美国独立战争。在1764年到1767年四年间，英国议会连续颁布三个税法——《糖税法》、《印花税法》和《汤森税法》，对其在北美的殖民地穷刮不舍。印花税是著名的案例，英国议会规定：一切公文、契约合同、执照、报纸、杂志、广告、单据、遗嘱，都必须贴上印花税票，才能生效流通。

遭遇激烈的反抗后，印花税叫停。两年后的《汤森税法》变本加厉，规定自英国输往殖民地的纸张、玻璃、铅、颜料、茶叶等一律征收进口税。还规定英国关税税吏有权闯入殖民地民宅、货栈、店铺，搜查违禁物品和走私货物。

倒退一百年，即使税吏进屋查看有多少个壁炉都是侵犯隐私，英国人却不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当然就激起美洲殖民地的反抗。既然不能在体制内解决问题，就只有揭竿而起——这就是美国独立战争。

1215年6月15日，当英国君主约翰王在武力胁迫下签署了《大宪章》后，伤心得跪在地上哭了。这份被称为世界宪政之母的《大宪章》以法律限制了英国王室的绝对权力。李炜光在他的书中写道：“《大宪章》以后，英国逐渐形成一种‘经过同意方征税’的普世价值。”而“如何使征收制度化和正常化，便成了调节国王与臣民关系的关键。议会就是调节这种关系的产物”。

在李炜光看来，“财”关系决定着“政”关系。“《大宪章》之后，英国国王的征税权被抢走了。国王要是没钱的话，也只剩下个虚名。国王的权力，一个是军权，一个是钱袋子。税收的权利是核心权力。把钱袋子拿过来，军权都不要紧了。”

在接下来的数百年间，英国国王与议会在钱袋子问题上反复斗争。双方互有胜负，直到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被推上断头台，议会获得决定性胜利。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描述了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税收状况：“大家知道，捐税中有一部分属包税：对于这些税来说，这是由御前会议同金融公司洽谈，商定契约的各项条款，并规定征收的方式。所有其他捐税，如军役税、人头税以及二十分之一税，均直接由中央政府的官员确定和征收，或在他们无与伦比的监督下进行。”

“军役税和附带的许多捐税的总额，及其在各省的摊派额，都由御前会议每年通过一项秘密决议来确定。这样，直接税逐年增长，而人们事先听不到任何风声。”

纵然如此，国王仍然感觉缺钱花，1789年5月，路易十六召集了三级会议，他的目的是向第三等级征收新税以解决“财政困难”。当时，没有人能想到，这个中断了175年再度重开的三级会议，成为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大革命的导火索。市民们在这次会议上反过来要求限制王权、实行改革。路易十六始料不及，遂动了用武力解散议会的念头，结果巴黎的老百姓抢先动手，于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爆发。

李炜光对三大事件这样总结：“法国发布了著名的《人权宣言》，规定人民财产不得任意侵犯，开始将税收的宪政精神融入宪法和法律之中，法国终于走上了宪政的道路。《人权宣言》和其后的若干份宪法与英国的法律一样，都贯穿着限制征税权和赋税负担平等的宪政精神。”

中国历史上政府征税没商量

与欧洲的国王们相比，中国的皇帝们就爽多了。李炜光在书中写道：“比起欧洲，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一般有较稳定收入来源，一般以田赋和政府专卖的盐课收入为主，而来自于商业手工杂税在整个财入中所占份额一直很低，其海关税收更是微不足道。例如乾隆十八年（1753年）四口通商时，海关收入只有99万余两，占不到岁入总额的1/40。”

皇帝的税收政策，除了影响居民房子的窗户数量，还会影响到他们的职业。明朝建国后实行低税政策，“城镇工商业发展很快，甚至出现专业化的城市 ，比如产瓷器的景德镇、产棉布的松江。全国的物流大市场开始形成。但这种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被万历皇帝一次竭泽而渔的征税而遭受灭顶之灾。万历皇帝缺钱了，于是派太监到江南临时设卡征税，实际上是抢钱。中国历史上城市居民暴动是很少的，这次因为税太重，大家忍无可忍，把宦官杀掉，扔到长江里。这以后，城市工商业一直到清朝康乾年间，才慢慢恢复，这又过去一百年了”。

“税收可以毁灭一个地方的经济。”李炜光认为，“政府收税跟强盗抢钱是很相似的，背后都以暴力为支撑。明朝的工商业本身就有税，万历皇帝却绕过国家税收体制再去收税，他的行为跟强盗已经没有两样了。国税也是这个性质，处理不好就会变成强盗行为。但在皇权社会里，税收这事是没得商量的，近现代才开始可以商量。”

明朝加征税款是否必要，在史学界争论颇多，实际上明朝的税收一直很低，田赋在3000万两白银上下，而工商杂税只有300多万两，低税收政策也成为他们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李炜光认为重点在于万历皇帝绕过国家体制收税的程序合法性，不管加征是否合理，征税的程序不合法是引发社会动荡的主因。万历朝晚期因此引发了数百起抗税群体事件，其中最著名的还出现在了中学语文课本中——张溥的《五人墓碑记》。

必须承认，中国历史上因为税负过重引发起义，从而直接导致的朝代更替并不多见。如果仔细分析，似乎只有秦朝，由于繁重的徭役引爆了大泽乡的怒火从而灭亡。但这并不代表中国百姓对税负不敏感，历史上抗税的事件仍然层出不穷。

欧洲的历史进程与中国有同有异，相同的是：很多起义都是因为税收太重而导致。相异的是：西方人在《大宪章》精神的庇护下，经常“在体制内解决问题”，免去很多两败俱伤的悲剧；而中国的皇权专制体制使历史中的主要纳税者——农民，很多时候不能在体制内解决问题，只好用更激烈的模式。

对话李炜光：税收是考验政府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

《新周刊》：什么是税？

李炜光：税收是文明的对价，具体地说就是公民出钱购买公共服务；税率，则很像是政府提供公务服务的价格。税的使用是政府“拿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顺带着办自己的事（养活政府及其公务人员），在经济学上来说，效率一般不会很高。人只有在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时，才可能产生较高的效率，这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浅显的道理。所以，税的征收和使用必须受到有效的控制和监督，而且这种监控应该是外部的，是一种外部政治控制机制，显然，我们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机制。

《新周刊》：为什么中国税负很高，我们却感觉不到税痛？

李炜光：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实行流转税的税制——税不是由纳税人直接交付的，而是含在价格里。当我们购买商品时，同时把税支付了，但我们却不知道。购物小票上并没有把价格和税分开。（编者：许多国家将两者分列。）

另外一个原因是代扣代缴制。从工资里直接扣税，而不是自己去交，也使人们的税痛感暂时性地被遮蔽起来。虽然现在收入12万以上的人，每年要去税务机关申报一下，亲自体会一下纳税的感觉，但仍然不是实际交税，因为个人所得税早就由本单位的财务部门代为交纳了。

《新周刊》：为什么近几年来人们对税痛特别敏感？

李炜光：80年代初，我带工资上大学，工资才40块钱。1987年开始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免征额规定800元，当时普通中国人的收入水平与这个标准还有很大距离，人们感觉这个税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什么时候才能挣到800块钱？

近几年来，人们的收入提高了，但税制还没有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和调整。要是月收入达到一万块钱，各种税费支付就得达到一两千元。实际上，中国的税痛感已经很强了。个人所得税是超额累进征收，当你的税前收入税前税率适用15%、20%甚至25%，只要收入提高一点，你就会很明显地感觉到税收有多大的威力。

《新周刊》：税痛会是人们税权意识觉醒的动力吗？

李炜光：痛了才会觉醒。十多年前我就开始撰写论文，宣扬税收法治与民主的理念。当我们觉察到自己是真正的“纳税人”，而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交税者”时，就会对公务人员的“三公”消费支出“公务招待、公费出国、公车购置和运行费用支出”——有更明确的态度和参与治理的欲望。因为这些公务人员花的钱来自于大家交纳的税收。这就是纳税人权利意识的觉醒。

《新周刊》：外国历史上很多国家征不上房产税，中国也会这样吗？

李炜光：我国的房产税准备了十多年还在试点。为什么美国、加拿大等许多国家能够正常地征收房产税？

因为在加拿大，房产税对应着社区内三十多种公共服务事项，纳税人等于是在给自己交税，人们的税收遵从度自然比较高。我国的专家在宣传房产税常用的理由是：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这样的解释，至少纳税人不喜欢。房产税是直接税，个人所得税还可以代扣代缴。房产税是根据房产价值来征收，相当于挨家挨户敲门收税，就像古代的官差上门收粮一样。房产税在两个城市的试点，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收效比较有限。即使是强行开征了，效果也不一定好。甚至会引起反弹。历史上很多事件都是这么发生的。

直接税能不能顺利地开征，能不能得到纳税人的积极配合，是考验一个政府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中国也要有纳税人权利的伸张，也要有纳税人权利的实现机制。如果我们确实不能走西方议会制的路，也一定会有另一种形式出现，以达成双方的谅解，监督过度的权力，使税收用到良好的社会公共服务方面去。如果连这个都要否定的话，那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路可行。

（李炜光系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五度时空商务咨询公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