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女儿降生。在铿锵做声的教育改革的鼓噪声里，原以为孩子可以走进教育的春天。从3岁进幼儿园那天起，我们明白自己错了：什么都没有改变，而且变本加厉。12岁的女儿2010年上初中，不知不觉就成了一株“病梅”：近视眼，睡眠不足，焦虑。

教育产业化将中国拖入一场马拉松式的赌局之中，求赢的工具论教育理念与社会盛行的成功学，扭曲了学子的心灵。一胎化政策使孩子变成稀缺资源，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进入社会上层，似乎是421家庭神圣的理想。如果说中国人还有什么宗教，那就是孩子：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升学中的道德剧

牵动人心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就显露出真实的面目。

有些人无幼儿园可上，好多人上不起幼儿园，最好的幼儿园总是被权势所支配。一直到2010年第四季度，政府才出台了一个大办幼儿园的决定，给那些为后代夜不能寐的人些许念想。

从幼儿园开始，孩子的教育就跟价目表挂上钩。支付得起兴趣科目学费，你的孩子才有机会接受高级教育。那种打击孩子自尊心的区分，诱使家长掏钱买心理平衡。幼儿园教师的打分高低，直接决定孩子能否被好小学录取。

孩子们的休息时间被大量的教育占据，北京一个中学生每年的课外费高达上万元。从学校下课就进了补习班，丧失了双休日，每晚做作业到十一二点。从早上6点起床，到深夜疲惫地躺到床上，他们累计需要忙碌17个小时，近视镜，黑眼圈，驼背，一脸焦虑。

攫取父母血汗钱的，还有商人。他们获得进入学校吸血的特权，教辅、文具都是其获利的筹码，他们甚至可以发明出千奇百怪的收费项目来。

合法书商与不法书商另有高招，他们通过炮制诸如“牛津女孩”、“哈佛女孩”之类的成功样板秘笈，嬉笑着赚钱。高智商的甚至把雇人攒的垃圾，假托外国专家的“某某教育法则”叫卖。

上中学之前，奥数与英语，犹如两条毒蛇，缠住了每一个家庭。追求智慧的东西变成了加分工具，机巧取代了对未知的探求；外语取代母语，成为荒诞的敲门砖。

学校的素质教育斗不过应试教育。山东省利津县第一实验学校教师刘志刚披露，抓素质教育只是作秀，而真正落到实处的还是应试教育。学校“几乎是任意的、不择手段的抓教学成绩。在很多农村学校，学生自早晨六点至晚上十点在校时间长达十八个小时，要上十二节课，而这些课都是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学科的应试训练课，诸如音乐、体育、美术等科目虽然写在了课程表上，但一般是不上的（上级检查时除外）” 。

考大学之前的日子非常恐怖。高中老师对孩子们说的一句话是：熬过这一年，你们就进了天堂。

2010年年中回杨陵老家，一个喜爱文学的侄女，披星戴月，应付做不完的测验和摸底考试，她的书桌上矗立着一排辅导资料，没有一本小说和杂志，正中心用红笔书写了几个字“离高考还有203天”。

孩子，过早失去童稚和纯真，变得木讷，老成，过敏，丧失了学习的兴趣。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中国父母强制性地设计好了他的每一步。孩子是他们的工具，反过来，他们甘愿做孩子的奴隶。幼儿园就学会的自理能力，在考学的路上悉数丧失，叠被子，整理书包，做作业，都由大人包办了。只要有说得出口的量化指标，家长们都将竭尽全力去弄，特长生，少数民族，团员党员，只要列入加分指标，便有一场异常残酷的角力，找门路，送钱，无所不用其极，大家愿意接受这么一个寻租、搏斗过的结果。

诸多高考丑闻无一不在证明：大学入学资格成为掠夺最激烈的一块领地。从湖南嘉禾到吉林松原，高考作弊公然以产业化的姿态挑战道德极限：从户口迁移、集体抄袭到使用高科技作弊器，一条龙服务迅捷便利。监考形同虚设，教师参与贩卖作弊机器，人们的羞耻感罪恶感荡然无存。他们的集体快感或许是，以己之获利，鲸吞了属于他人的资源和未来。2008年，松原600分以上的考生超过了该省两个大城市长春和吉林的总和。罗彩霞高考顶替案说明，放肆的权力可以无耻到何种程度。

大学里的是与非

在大学校园里，对真理和智慧的探究，在功利性的目标前变得卑微。

教育是一付重担。据统计，中国一半以上人口的年收入在2万元以下，而普通大学学费和基本生活费每年至少得1万，也就是说，占中国人口50%的家庭没有能力负担孩子上大学的费用。

如学者李公明先生所言，一种统治着校园的官场文化，使教育和学术成为官场文化的婢女。一位跨出校门的大学生说：“我曾经给母校下了个结论：这所大学就是这个省官僚体系的缩影。学校机关如省府，院系如地市，学生如草民。至于辅导员，算是乡镇长。”

在行政化、衙门化、官场化的学校体制下，晋级的门敞开着，爬进去就有博导、院长、项目、资金。你自成一体，俨然一个部落王国的酋长，文章有人替你写，杂事有人干，开会评审，游山玩水。

一些高校成为文凭发放站，成批出产标准的不合格产品——学士、硕士、博士以及教授、博导。在新星出版社2010年6月的招聘面试中，北京一名从本科读到研究生的当代文学硕士，既不知道《花间集》的时代背景，不能说出温庭筠之外的第二人，也不知道老鬼和《血色黄昏》，不知道汉学家马悦然。她能把《奥德赛》的故事按在《伊里亚特》头上。如果只看她们的简历，你会以为碰到了中国非常优秀的学生。

教育工厂每年出产600万毕业生，本为延缓就业压力而实行的缓兵之计——扩招，制造了巨大的教育泡沫，置师资和需求于不顾的高等教育大跃进，促使院校攀比式升级。教育GDP主义成为一种祸害。

一个无爱的教育体制，可以摧毁教师和学生的人格，阉割一代又一代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其成果可能就是制造成批的考试机器和文凭持有者。

上海松江中学生韩寒是个特例。在上世纪末期，他以叛逆小说《三重门》步入文坛，成为教育制度的讥讽者。也有人有多种勇敢决绝的尝试，有识之士兴办孟母学堂之类的国学班，希望从幼儿抓起，把人性教育理念输入新一代。北大教授贺卫方叫板研究生报送制度，清华美院教授陈丹青逼宫硕士报考制度，均徒劳无功。

南方科技大学自主招生自发文凭的举动表明，人们唾弃没有革新能力的应试教育，决心另起炉灶。

失范的范跑跑

启功先生为北京师大所题“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二字，实则是对普天下教师的要求。十年间一个可怕的变化是师德坍塌，教师把学生当成获取功名财富的资源，学生也反过来把教师当做伺候自己的仆人。

剽窃（北大王铭铭、清华汪晖），嫖娼（复旦陆德昌），性乱（天津师大副教授李玉进日记门），胡言乱语（北大孙东东、孔庆东），弄虚作假（上海交大陈进汉芯造假案）……这冰山一角，恰是象牙塔的群丑图。

2009年，一名13岁上海少女愤然跳楼，源于班主任歇斯底里的精神折磨。2010年，江苏涟水县初二班主任樊某大发雌威，将喊她名字的外班学生张小新一顿暴打，随后带到自己班里，勒令65名学生排队上前替她扇耳光。

有人在课堂上喊出读书的目的应该是“挣大钱娶美女”。2001年，湖南株洲二中语文教师尹健庭直言不讳喊出了这样的口号。

到2008年，北大历史系毕业的中学教师范美忠，在地震来临之际，撇下学生独自跑出去，还在博客里宣扬别致的人生心得：“我从来不是一个勇于献身的人，只关心自己的生命，你们不知道吗？上次半夜火灾的时候我也逃得很快！”范美忠对充满疑惑的学生解释道：“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因为成年人我抱不动，间不容发之际逃出一个是一个，如果过于危险，我跟你们一起死亡没有意义。”

有网友为此炮制出一首《范跑跑之歌》：“有一个人，名字很奇怪∕他假装爱，自由自在∕爸爸妈妈，他都不爱∕他跑起来，比兔子还快∕你也许不知道，他爱坐而论道∕他的职业却是为人师表。”

不装的“真小人”逗人喜爱，某教授由此推论出一个激动人心的命题：“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明星学者的话本意或许在于解构虚伪的道德，但稍一放纵，就越界成了虐杀道德的刽子手。

马加爵为何反社会？

教育本是教人性之芽生长，从一己之井跳出，仰望星空而融于人群。但某些学生身上的反社会人格却不能不令人担忧。

2002年年初，北京动物园五只熊被人用硫酸泼伤。作案者刘海洋，清华大学电机系大三学生，性情温顺，学习进取，如果没有这桩事件，可谓一个前途无量的好学生——“如果没有这件事，他会像很多清华学生一样，顺顺利利地读研、出国、回国就业，挣钱养家。但现在已经成悲剧了，你们写报道时，该多想想他的母亲、姥姥，那是一家三条命呀！” 班主任曹海翔的忧虑获得了共鸣。

一个清华大学学生被教育塑造的标准“温顺造型”,“妈说”——一切听母亲的，是听话好学学生——不须思考人生，不用探索生命和世界，循规蹈矩，被父母和教师设计好一生的，他的另一面就是冷酷和残忍。没有爱的滋养，分泌的必然是仇恨和暴虐。

2004年，马加爵连杀四同学，八方震动。他的杀人动机很简单，那些同样贫穷的农村同学歧视来自贫苦农村的他，因为他打牌赢了他们的钱，“我智商真的比较高，所以打牌经常赢，几个同学都怀疑我作弊”。

马加爵勤奋好学，渴望改变命运，早日还上上学所欠的一万元债务。他唯一的失败是，被心仪女生当场撕碎了情书。云南省高级法院做出如下推理——“马加爵无视国家法律，因不能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因琐事与同学积怨，即产生报复杀人的恶念”。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在《马加爵犯罪心理分析报告》里指出，真正决定马加爵犯罪的心理问题，是他强烈、压抑的情绪特点，是他扭曲的人生观，还有“自我中心”的性格缺陷。

不公平的现实，无爱的教育，才是根源。在马加爵之后，更多的凶杀接踵而至。山西朔州高中学生怀揣三把利刃，在课堂上连捅老师四刀；浙江缙云盘溪中学初三学生为阻止老师家访，在路上将其掐死；2008年，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大二女生张超雇凶杀害包养她的情夫，该女亲自操刀，将情夫尸体剁成二百六十多块；这一年，中国政法大学学生付成励在课堂上捅死了疑似“潜规则”了自己女友的副教授。2010年最新的案例是，云南楚雄中学生李国阳手刃两同学，一气砍了44刀。

2009年，贫困女研究生杨元元因带母求学遭拒自缢。无爱教育酿造的恶果，除了自残和仇杀外，更多体现在对生命的蔑视上。

河北大学男生李启铭喊出“我爸是李刚”，他所受的教育，没有给予他一丝文明的滋润，反而强化了身份、等级意识，没有一丝敬畏生命的良知，有的只是蛮横霸道以及无畏。西安音乐学院男大学生药家鑫，见被自己开车撞倒的路人注视车牌号，竟然下车连捅8刀，杀死了她。

1982年7月11日，张华为救落进粪坑的乡下老大爷而献身，引发了一场值不值的大讨论。这个命题一直延续至今，2003年1月23日，中国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部教师刘垚得出结论：张华的这一跳该不该，不仅仅是一个大学生该不该为一个老头而死的事情，而是对于我们这个民族，该把“德”字摆在什么位置。道德是人类进化的产物，如果没有道德，人类能否生存到今天，同样是“X”。“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还要拿自己的命和处于危险中的人的命去比较，那是愚蠢的，也是可怕的。可怕的是，这种价值标准超过了道德，这样下去我们的社会将变成什么样子，不敢想象。”

28年后的今天，网友讨论的是“为救18名复旦学生而牺牲的24岁民警张宁海死得值不值？”

互联网上的道德拆迁队

2003年以后，木子美和竹影青瞳走红网络，前者称“男女关系于我而言，就是直接地与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后者自称“人间妖孽”。2004年12月，我在武汉主持《新周报》文化副刊，在记者网上采访竹影青瞳时，我夸了一下她的字“很有力量”，她的反应是“我的乳房更有力量”。也在这一年，我的老乡，27岁的史恒侠因持续贴自己扭S腰舞蹈造型的照片而走红，“我不仅拥有冰清玉洁的气质和妖媚性感的身材，还有一颗勇敢、坚强、善良的心”，被网友命名为“芙蓉姐姐”。

杨二车娜姆、张钰、凤姐、马诺等相继加入网络大众狂欢的喧闹声中。炒作出位的登峰造极之作是“曲别针换别墅”，商业推手利用大众对奇迹的渴望，编写了一幕电视连续剧，在达到自我推销的目的后戛然而止。

这些互联网验证自己鼓动力的“骗局”，开创了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魔幻世界，这些行为的道德后果是：创意可以取代新闻真实。搏眼球的狂飙造神运动，在2010年出产了“兽兽”、“小月月”之后戛然而止。人们已经厌倦了那些鬼魅般的面影。

灰色人群以挑战性姿态横空出世，他们被网民视为自己力量的胜利与展现，而忘记了幕后的商业推手——娱乐公司和媒体掌控人。这恐怕永远只能是个梦想：平民自由推选自己的偶像，展示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自我娱乐能力和选择权。

这些榜样的一颦一笑抵消了思想品德教育。被商业操纵的选秀节目所提供的源源不断的成功案例，无一不在唆使年轻人售卖自己，不择手段推销自己。

生死之书

总有人不愿让老人安静地离开人世，也有那么多老人以为自己可以长生不老。

2007年夏季，一个诗人广告商当着我的面，花了五千元钱买了尾数为“7777”的手机卡。

十年里，从手机号码汽车号码去谐音“4”，到高价竞购“6”、“7”、“8”，人们对死亡的忌讳变本加厉，对吉利和发财越加疯狂。

十年里，中国的大师与明星相继凋谢：巴金、启功、季羡林、任继愈、钱学森、赵丽蓉、傅彪、罗京、陈晓旭等等。而另一些死者只能低调地活在某些人们心中，这个名单里至少有李慎之、何家栋等等。

陆幼青的“死亡日记”

新世纪第一年，以“死亡日记”直播开始。

这年7月，陆幼青离人生终点仅剩四个来月，这位37岁的上海浦东房地产销售中心副总经理，因患胃癌被切除五分之四的胃，随后又被确诊患有腮腺部淋巴癌。在做了二次手术并进行了六次化疗后，他对医院失去了信心，“非常冷酷麻木。他再也不愿去受那份罪了”。过上“想吃就吃，想喝就喝的正常人的生活”。半年后癌变复发。他决然放弃不会有效的化放疗程序，体验生命消失的感觉。他希望把自己每一天的记录放到网上，与网友共享自己的“死亡体验”。榕树下网站把这些文字冠以“死亡日记”进行连载。

陆幼青称榕树下的网民是一群思考着的人，他们会更理解日记的用意。

“死亡日记”总共34篇，历时三个半月。12月11日早晨6点50分，在昏迷了整整24个小时之后，陆幼青离开了人世。

“榕树下”网上灵堂开通48小时后，有两万人访问，留下两千多条催人泪下的悼词。“病魔———啃噬你的躯体，我们———珍藏你的灵魂。”

“一个家庭在最艰难的时刻不但没被击垮，出现那种悲悲戚戚的场面，反而互诉爱意，尽情享受着一个家庭最亲密珍贵的时刻。在我眼里这是世界上最坚强的家庭，最温暖的情意。”8年后，榕树下网站创始人朱威廉撰文抒发对此事件的感想。

从世俗的眼光看，陆幼青是一个成功者：他借助网络和媒体完成了心愿，把一己之死亡做成了社会事件，算得上一个出色的商业营销案例。榕树下网站版主给陆幼青算了一笔账：首印版税应为：100000×12%×18(元)＝216000(元)。

听到他即将死亡的消息，就有一种嗜血动物欣喜不已。一直盘旋在他头顶的秃鹫们，早早签订了分尸协议，把他的死亡做成了空前的推销。网友“滕云”一语揭穿了出版商的心机：“对他们而言，眼下还盼着陆幼青给我挺住，过不了几天，等书开印了，则马上就改为盼着他早点儿死掉，或说恰逢其时地死掉。”

学会告别，做自己生命的主人。这是陆幼青留给世人的遗产。

巴金：为大家活着

有尊严地走向死亡，也是人不可剥夺的权利。

5年后，“人民作家”巴金在同一个城市去世，只不过他是躺在华东医院高干病床上，经受了6年折磨后才离开人世的。事实上，他的生命结束于1999年2月。“主治医生立在巴金的床头轻轻地喊：‘巴老抬抬手，活动活动；巴老抬抬手，活动活动……’巴金便微微地睁开眼，听话地抬抬手，然后又无力地放下……这是巴金老人每天惟一的活动了，从1999 年2月8日开始，巴金老人住进医院就再也没有出去。三年多了，他以院为家，整天躺在床上，过上了有口难言的日子。” 《南方周末》记者发表于2002年7月1日的报道这样写道。

气管切开，用呼吸机呼吸使呼吸道畅通；进食是通过鼻管，一天分6次将特配的流汁打入胃里。

这次病危抢救过来之后，巴金说“谢谢华东医院，我愿意为大家活着”。

与放弃治疗迎接死亡的陆幼青不同，巴金是在工作状态下辞世的。他知道那个日期，但他不愿静下来思考死亡的意义，他要还债要写作要整理全集。在这之前，他跟老朋友曹禺的通讯里，提及死亡，用的是这样的句子：“看到全集出齐，签了名，亲自送到朋友手里，我就满意了。”“靠药物延续的生命，我不能浪费。唯一的目标是生命的开花。” “我还可以拖下去，只希望再拖两三年，写出一本小书。” …所以，我们无从知道巴金的遗言，他在死亡面前的态度，他对人生的检讨。在死亡这个庄严的考官面前，大人物们总是急匆匆掠过，不知道是害怕抑或是无畏。看不到他们对死亡的真实态度，他们动荡的一生也就无法令人信服。

“巴老平时怕热，护士们就一起研究‘最佳室温’，发现控制在22至24摄氏度左右最合适；巴老平时需吮吸流质，护士们就特意挑选他最喜好的果汁或菊花茶。” 医护人员表述自己的愿望—— “第一个心愿就是让巴老能够亲眼看到现代文学馆的建成。”“第二个心愿就是希望巴老过千年。”“第三个心愿就是希望巴金跨进新世纪。”“希望在你的生日送一百朵玫瑰。”然后她们就想不出祝愿的词了。

巴金配有多名专家组成的治疗小组、数名特别护士以及两位护工。出任巴金特别治疗和护理小组负责人的华东医院院长王传馥表示：“在陪伴巴老走完人生路的几年间，这位文学泰斗身边还有数不胜数的无名英雄。”

巴金愿意为大家活着，这个“大家”是谁？从80年代后期到1999年之前，有机会说真话的巴金为何一直沉默不语？“巴老先生的沉默，也许才是他唯一说出的唯一真话。”

愤慨者称，让“植物人”担任作协主席是对巴金老人的羞辱，也是对全体作家的羞辱。

针对质疑，上海作家出面组织了一个三人网络问卷，两名回答者称：“尽管他不能说话，不能动作，但他还有意识，他还在思想。他能听到别人对他说的话。‘植物人’是指脑死亡的人，巴金绝对不是。”（赵丽宏）“前两年我去看他，和他握手，他两眼看着我，握住我的手紧紧不放，力气很大。近两年，因为怕把外面的细菌带到他的病房里，我每次都是在外间、在门口探望他。但是我确凿地知道，一直到最后两天病危昏迷前，他的意识是清醒的。”（宗福先）

启功、傅彪：看穿死亡的把戏

启功先生也是在2005年走的。6月30日，93岁的启功先生仙逝。他是游戏人生，看穿了死亡的把戏。活得自在，圆满。晚年其实是陪大家玩儿。

早在1978年，风头正健之时，启功自撰《墓志铭》曰：“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他说：“这个世界上面对我的字大体有三种人，有一种是不认识我的人，他们对我的生存是无所谓的；另一种人是对我感兴趣并且已经拿到我的字的人，他们盼我赶紧死；第三种人是对我感兴趣但还没拿到我的字的人，所以他们盼望我先别死。”

他的去世引发了人们由衷的悼念，拥有启功字画的人也终于借助这个仪式获得了解脱，价格一路飙涨，五年翻了数番。一封启功书信就能让一个人成为万元户。

两年后，信佛的演员傅彪去世。其妻在丈夫身患重症来日无多之际，毅然放弃化放疗的那一套既定死亡程序，决心让“宝贝”像一个人一样离开。她的力量来自于一本书——《西藏生死之书》。 “宇宙人生缘起缘灭的自然法则，除了要对生命赋予最神圣的尊严，还要对死亡给予最崇高的关怀。”好友推荐的这本书引导她“从悲悲切切的弱小变得强大起来，能够接受死亡，面对死亡，处理死亡，承受死亡，不再惧怕死亡”。她决定按照书中说的程序行事。“要停止一切侵犯性的治疗，让临终者在宁静和安详中去世。”她自述学会了怎样表达自己的爱，“知道临终的人期待被别人抚摸，只要触摸他的手，注视他的眼睛，轻轻地给他按摩，把他抱在怀里，或以相同的律动轻轻地与他一起呼吸，就可以给他极大的安慰”；学会了怎样做道别，“要让他知道你允许他去世，要让他放下，不要让他为你担心”。她请法师超度丈夫的灵魂，他走前笑容安详非常满足。

可以说，这本书普及了宗教对灵魂的抚爱，让缺乏信仰孤苦伶仃与命运作战的人，感受到了一种温暖。

如何有尊严地死去？

傅彪和陆幼青只是个案，大师们都是在高干医院走完自己的生命之旅的，他们完全配得上祥瑞老人的称号。

2009年6月5日，“国脸”罗京英年去世，一个播音员的死成了“国殇”。贴在他身上的标签，以“政治坚定，德艺双馨”为甚。相比之下，央视副台长的话或许更像由衷之言，“亲爱同事，一代天骄”。

磁性的声音、稳重的仪容，构成一个中年男人的个人魅力，混杂着观众心目中国家声音和国家形象的投射，一个业务过硬、道德完美的国家符号，就这样横空出世了。

医生曾为罗京做了骨髓移植，依旧未能挽救其生命。主治医生的陈述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嘴的分量：“我们组织了一个全国专家的讨论。”“我们是那么地希望他好，看着他没有挽救过来，我当时都有过想放弃当医生的念头，放弃做这个职业了，觉得太残忍了。”

这一年7月11日，98岁的季羡林先生离世时，依旧没有遗嘱，他知道前面就是坟地，但似乎很不愿意正视那个地方，“人生在世一百年， 天天有些小麻烦。最好办法是不理， 只等秋风过耳边”。这其实还属于是走夜路唱歌，驱除自己对死亡的恐惧。在季承的新书《那些不为人知的事情》里，有这样明确的表达： “死亡一直是个禁忌。他也没有遗书和遗嘱，……父亲对死亡没有准备”。“父亲很少谈身后事。主动谈是没有的。一则，他相信自己身体好，另外，他不愿意谈身后事。”

总有人不愿让老人安静地离开人世，也有那么多老人以为自己可以长生不老,什么都有终结，“神龟虽寿，犹有竟时”，曹操明白的道理，智商高的怎么就会忘了呢？

好在有了生命临终关怀。 2006年2月7日，一个倡导“尊严死”的公益网站“选择与尊严”诞生了，它的目的是：1.使更多人知道什么是“尊严死”，以及如何通过建立“生前预嘱”，按照个人意愿实现这个愿望； 2.使更多人知道在生命尽头选择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以保持尊严是一种权利，需要被认识和维护；3.通过推广使用“生前预嘱”，使遵从个人意愿的“尊严死”在中国法律环境下变成事实。至今已有近90万人次登陆浏览。

这可以说是陆幼青“死亡日记”的继承者，它教我们怎样做好死亡准备。写遗嘱，跟世界告别，带着生命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