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阮玲玉》）
✎作者 | 谢无忌
✎编辑 | 钟毅
《坠落的审判》《芭比》大热，进一步表明，女性电影已经成为当下影视界的热潮。相较之下，拿了奥斯卡大奖的《可怜的东西》却不被女性观众认同，因为它更像一部男性凝视下的女性主义作品：它将女性主义的觉醒拍成一种奇观，拉开了性别议题的架势，唯独没有站在女性的角度，给予真正的理解和关怀。男导演不懂拍女性电影？这种刻板印象，在关锦鹏身上并不存在——他被誉为“华语影坛最懂女人心的男导演”。有影评人曾这么评价他：“香港电影一向充满大男人主义，女性电影寥寥可数，当中被公认为最虔诚、用力最深、成绩最显著的，便是关锦鹏。”关锦鹏。/（图/《导演·门》节目）
前不久，在香港国际影视展期间，《新周刊》记者专访了关锦鹏，与他聊了聊他的女性电影和创作故事。在他长达40年的电影创作历程中，你会发现，女性叙事永不过时，而角色背后令人动容的情感，能够跨越时空。
谁说男人不懂女人心？
提起“最擅长拍女人戏”这样的评价，关锦鹏说，虽然不愿意被贴上这样的标签，但“的确享受面对我的电影里面女性角色的矛盾跟复杂性”。在关锦鹏的电影里，女人是当之无愧的主角。她们并不是现代影视剧流行的“大女主”，而是隐忍、坚韧，但仍然能看出某种挣扎的微光——她们通常拥有独立的灵魂和情感，不必依附于男人并寻找婚恋的意义。或者说，她们蛰伏于传统男权社会，最终涅槃、超脱。提起关锦鹏，最为人熟知的便是他1987年执导的《胭脂扣》。近年来《胭脂扣》重映，人们对它有了新的解读：与其说这是一部鬼片，不如说是一部爱情片；或者说，是一部“罗曼蒂克消亡史”。来自20世纪30年代的女鬼如花是一个悲剧角色。死去50年后，她重回阳间，寻找当年一同殉情的旧情人十二少。在一对现代都市恋人的帮助下，她重逢了十二少，却发现痴心终归错付，50年誓言化作烟云，只能黯然离去。张国荣、梅艳芳在《胭脂扣》中出演男女主角。（图/《胭脂扣》）
在旧式价值观遭遇冲击乃至流逝的当代香港，如花就像出没在城市当中的老灵魂，试图唤回原有的情感记忆，但不免失落。但在这样的悲剧女性角色当中，你仍然能感受到某种真切的主动性。如花的角色，立体、丰满：她原本是青楼女子，外表柔情似水，内里却有着超脱世俗、敢爱敢恨的果敢和坚毅。在如花的选角上，关锦鹏选中了形象多变的梅艳芳。她与张国荣饰演的风流羸弱的十二少，形成一种鲜明的性别对照。电影开场，两人邂逅时，如花以男装装扮出现，十二少哼唱起《客途秋恨》。十二少十分欣赏她：“你有很多种样子，你有浓妆、淡妆、男装，还有不化妆等，分开、加在一块儿都喜欢。”1992年的《阮玲玉》，讲述的则是另一种女性的悲剧。它是主角为20世纪30年代默片女星阮玲玉的仿“纪录片”，也是风华正茂的张曼玉与阮玲玉这两代女星的隔空对话。阮玲玉留下“人言可畏”的绝笔，一代默片女星在周遭世界对女性的凝视和规训下陨落。但关锦鹏在《阮玲玉》中关心的是在具体生活中，因为社会偏见或者性格缺陷，一个女人身上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和复杂性——与世界撕裂的方式，或许并非单纯为了逃避；软弱的背后，有着对命运的无力。但当中又何尝没有一种“生而为女人”的意识“解放”？“人言可畏。”（图/《阮玲玉》）
关锦鹏擅长在不同的时空中，探讨男女关系中的女性意识。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老上海为背景的《红玫瑰白玫瑰》，改编自张爱玲的原著小说。赵文瑄饰演的佟振保，在“两朵玫瑰”之间徘徊。有意思的是，关锦鹏起用港片御用艳星叶玉卿饰演保守派妻子孟烟鹂——象征纯白高雅的“白玫瑰”，而风情、魅惑的“红玫瑰”王娇蕊，则由陈冲饰演。两朵玫瑰在情感关系中的走向中，完成了交错换位，形成对照。陈冲饰演“红玫瑰”王娇蕊。（图/《红玫瑰白玫瑰》）
早在关锦鹏40年前的处女作《女人心》里，他就对男女关系有犀利的洞见。传统模范婚姻看似固若金汤的价值内核背后，隐藏的或许不过是女性不动声色的隐忍和看透。周润发饰演的子威与缪骞人饰演的宝儿之间的婚姻，被钟楚红饰演的第三者沙妞闯入，遭遇破裂危机。经过一番波折，故事以二人复婚告终。关锦鹏在电影中表现了妻子和第三者基于同性的深度理解和默契。宝儿选择复婚，固然出于传统女性强大的愈合力和宽容度，但更多的是一种凉薄的清醒。在浮光声色当中，女性意识早已发生裂变。做导演，很多时候是“雌雄同体”
对于关锦鹏来说，电影当中细腻、含蓄又真切的女性视角，是“不自觉”的、倾向于私人化的体验和表达，也是向内自省、观照的一面镜子。追溯性别的启蒙，父母总是避不开的起点。作为家中长子，关锦鹏与父母的关系也比其他兄弟姐妹更为紧密。
关锦鹏（右一）是家中长子。/（图/《男生女相：华语电影之性别》）
小小的板间房，妈妈与弟弟妹妹睡在一起，而他与父亲睡在旁边的沙发床上。每天晚上，父亲都会打呼噜，有时候被吵到睡不着，他会仔细观察父亲在边上酣睡的样子——与白天西装革履的样子截然相反。“我反而很享受看他只穿着内衣短裤在睡梦中打呼噜。”这是他记忆中关于父亲的、依旧深刻但为数不多的画面。父亲在他14岁时病逝，家中有5个小孩，母亲担起养家重任，早晚打两份工。“她从来没有在儿女面前抱怨过，（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去年6月，关锦鹏的母亲病逝，享年91岁。关锦鹏的微信头像，用的就是母亲充满笑容的照片，取名“开心果”。母亲的隐忍和坚韧，关锦鹏早已深知：“女性那股内在的顽强生命力，比男人更强大。”作为家中长子，他早早就有意识地承担起许多责任，除了买菜、洗衣、做饭，还要管弟妹的功课。这种角色担当其实是以“母亲”为范本的。他瞥见了社会对于不同性别的期许，但在他成长的土壤中，这种“社会性别”的界限是模糊的。某种程度上，他的电影当中很多女性角色的原型，对于女性的同理心和细腻微妙的情感观察，都来源于家庭当中的女性。
母亲是对关锦鹏影响最大的人。/（图/《男生女相：华语电影之性别》）
关锦鹏的女性电影之所以真切，也在于他总能找到角色与演员适配的切入点。镜头当中女性角色和演员的距离，总有种在虚实中游走的感觉。这得益于镜头背后他跟演员的交流。他总会对演员打开心扉，或者坦率地分享个人经验、感情上的挫败等细腻、隐忍的情绪。这些互动的画面，让他记忆深刻。正因为他与梅艳芳的交情之深，才成就了《胭脂扣》当中对着镜子似真似假的如花。“梅艳芳曾经半夜三点多给我打电话问我睡了没有，我们可以聊天聊到五六点。就像老朋友（一样）什么事都在电话里聊了，（这）对我来说，也能启发我对于这个角色的感受。”关锦鹏说。张国荣（左）和梅艳芳（中）堪称经典梦幻组合。/（图/《胭脂扣》）
起初，外界并不看好直率洋气的张曼玉出演阮玲玉。为了这个角色，张曼玉花了半年时间。对关锦鹏来说，这是燃起张曼玉的斗心，以及陪伴着女演员走过对角色从怀疑到笃定的历程。“（20世纪）30年代的女演员眉毛都要剃掉，自己画的。张曼玉一开始没有那样做，她尽量保留自己原来的眉毛，尽管已经修得很细。有一天晚上，她来敲门，就说‘阿关，你看’，然后她把手移开，哇，她的眉毛剃掉了。”在关锦鹏的镜头前，性别是不被定义的、流动的。你能瞥见，女性不完全是社会规训当中的“阴柔”“细腻”，更有令人刻骨铭心的“烈性”和“傲骨”。导演既要抽离上帝视角，保持旁观者身份，又要与镜头中人物的情感流向同频。关锦鹏说，导演其实很多时候都是“雌雄同体”。“我并不是说拍一个女性角色就是满满的只装载着女性的感受去拍。我倒觉得有一种思维很有趣，正视自己的选择，我甚至可以有些时候从男性的观点跳出来，很客观地对待我自己戏里面女性的角色，但是有些时候又甚至有点自怜自伤地走进我的女性角色的世界，这种矛盾很有趣。”女人戏，说到底还是说“人性”
对关锦鹏来说，与其说他擅长拍女人戏，不如说“没有什么电影不是‘女人戏’，对人性的叩问也似乎永远包括‘女人戏’”。“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其实每个人都是个体，我们不要让性别这件事去左右我们。”在关锦鹏看来，对人性的关怀应该跨越性别界限。作为个体的人物，对于有灵魂和感情、而非只有贪欲的人性的关注，几乎贯穿于关锦鹏的所有影片当中。《人在纽约》由张曼玉、张艾嘉、斯琴高娃主演。（图/《人在纽约》）
日常生活中，关锦鹏习惯带着一个笔记本，放在随身背着的包里，以便随时记录他观察到的有趣片段。有次吃饭，他看到一个穿得很漂亮的老太太，一个人点了一个菜、一个炒饭，吃了两口就不吃了。后来，他问起店长，才知道这个老太太有儿有女，但子女对她不管不顾。虽然子女雇了用人照顾她，但她内心应该是孤独的。这些点点滴滴的观察，让他牵扯出他对于这个人物的各种思绪。从日常生活和实操当中汲取经验，也是关锦鹏成为导演的方法论。从场记、导演助理、副导演到成为一个导演——用他的话说，就是“红裤仔”，即现今当学徒出身、有资历的这批导演。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香港电影“新浪潮”时期，包括许鞍华、谭家明、严浩等在内的一批导演，他们用镜头聚焦香港这座城市的空间、建筑和人。这种包容多元的创作氛围，让关锦鹏深受影响。关锦鹏也是“新浪潮”导演的代表。/（图/《男生女相：华语电影之性别》）
“不光是光影、电影语言，某种程度上它让人看到——让香港观众看到，一部电影哪怕是最简单的故事，都有它的复杂性，人物的复杂性是很可贵的。”他在采访中总会提及对他影响最深、也是他最喜欢的导演——小津安二郎。“小津安二郎一辈子拍的电影，基本上没离开过家庭伦理、父女母子、兄弟姐妹那种关系。他永远都是淡淡的，没有煽情。他的电影里没有太多戏剧的碰撞，完全从‘人’出发。”问起关锦鹏最喜欢自己的哪一部作品，他提起的不是“女性三部曲”，而是第二部作品《地下情》。这部电影讲述的是都市年轻人疏离的人际关系，在当下看来仍然有很强的现代性，有种“迷失香港”的青春片风格。于关锦鹏来说，这部片的意义在于，它与自己的情感连接更紧密，表达也更私人化。关锦鹏最喜欢的是《地下情》这部电影。（图/《地下情》）
影片中体现了两个女人（分别由金燕玲、蔡琴饰演）的友情，蔡琴饰演的赵淑珍突然被暗杀。这个故事情节，得自他与朋友张叔平的相处——张叔平跟他讲过，有位朋友在自己公寓的地下室目睹过一桩凶杀案。那个时候，关锦鹏借住在向来独居的张叔平家中。“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但是和他相处两个礼拜，那么近距离地生活在一起，有时候竟然发现因为太近了，我们会讨厌对方。人与人相处的微妙变化关系是我最喜欢的。有可能在几天之内再也不喜欢这个人，或者我会思考与这个人的生活轨迹相交会是怎么样的。”
他的女人戏，也是写给城市的情书
某种程度上说，关锦鹏的女人戏，既是他对于相对边缘的女性处境的凝视，也是他对于漂泊不定的城市命运的关注。他的电影中的女性主体形象，表现为在迷茫当中寻找自我，外表柔弱，内里坚韧，折射着香港本地文化的特质。可以说，他的女人戏，也是写给香港的情书。女性与城市，都是关锦鹏所关注的。（图/《胭脂扣》）
商业市场和个人创作的权衡，对创作者而言一向是难题，但关锦鹏依旧偏向于个人创作。从一开始，他就致力于突破香港商业电影的公式化框架，因而，他的电影更重视艺术创作的层面。“我觉得拍电影越纯粹越好，创作者就是想讲一个非讲不可的故事，拍一个非拍不可的人。”很多人猜测，关锦鹏拍完《长恨歌》之后，似乎遇上了创作瓶颈，节奏也放缓了不少。但其实他一直在瞬息万变的电影创作环境中寻求突破口，创作主张与商业市场发生冲突时，他选择坚持自我，以至于让人误以为他有些消沉。前段时间，坊间传说他即将筹拍一部作家三毛的传记电影，但因为跟投资人在选角和剧本改动上存在分歧，便不欢而散。他也透露，最近有内地投资者找他拍“一部关于西施的电影”。他坦言：“西施？我真的不懂。从第一天拍片开始，我就想清楚了，量力而为，拍自己喜欢的、也适合的电影。”近年来，大众视野中的关锦鹏，或者为香港新人导演的电影担任监制，或者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给学生教授电影课。2021年，关锦鹏参与录制《导演请指教》，到第五期时宣布退出。（图/《导演请指教》）
关锦鹏曾在香港和内地往来穿梭10年，参与过不少合拍片。香港和上海的“双城记”，是很多导演喜欢采用的叙事方式。如果说王家卫把“双城对照”用得更暧昧，那么，在关锦鹏的电影中，更能洞见上海的“女性特质”——《红玫瑰白玫瑰》《阮玲玉》《长恨歌》构成了他的“上海三部曲”，在这些女性的悲剧故事里，他对于老上海的书写，是带着怀旧情结的。“我是拍自己想象中的上海……只有王琦瑶留守在上海，而且和这个城市共存亡。”郑秀文在《长恨歌》中扮演王琦瑶。（图/《长恨歌》）
对于“理想逝去”的怀旧情结，似乎是他一直以来的创作母题。正当花甲之年，他决定回到香港，关注这座城市的变化，拍摄本土题材电影。现在，他想拍的故事，据说是受好友侯孝贤前不久患上失智症启发：“我想讲一个爱情故事，跟失智症有关。”“如果有一天我瞎了，香港是我唯一可以闭着眼睛自信摸着走的地方，我都不会迷路。既然想老了死在香港，为什么不多关注这座城市？”关锦鹏经常帮扶年轻导演拍电影。（图/受访者提供）
关锦鹏眼中的香港，是他小时候陪穿着睡衣的妈妈去菜市场买菜，像家一样的地方。他也目睹了它近些年的变化。“我发现，过去几年，很多香港人的生活模式和人际关系发生了变化，好像大家都变得更冷漠、更不爱说话。我有几个朋友是做餐饮的，开酒吧，他们都说，现在晚上的生意冷冷淡淡，很多都支撑不下去，关门了。”他鼓励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年轻导演聚焦在地空间，留意这个城市的社区及空间建筑物的变化。或许，有感而发，记录这个城市带给自己的感觉——即便不是大制作，低成本也是好的。他也感受到了当下女性意识的变化，开玩笑称，自己的《胭脂扣》在今天看来过于悲剧了。“我觉得女性更加勇敢。在今天，我作为男性很感叹，我经常在身边的女性身上看到的韧度和爆发力，超乎我的想象。女性在社会角色中往往被认为是弱者，所以，她们在这种观念下，反而会表现出更强的、超出我们预期的强度。”关锦鹏2018年执导的《八个女人一台戏》，今年6月将在香港和内地公映。6年后，《八个女人一台戏》终于即将公映。（图/《八个女人一台戏》）
香港大会堂多次面临拆迁提议，引发民众争议。关锦鹏觉得，它“迟早会被拆掉”，这成了这部电影的创作初衷。后来，因为出现了很多反对的声音，政府终于修改了计划。这个城市文化坐标，成了他电影的空间主角。影片中，郑秀文、梁咏琪、赵雅芝等女演员勾勒出一幅当代娱乐圈众生相，戏核依旧是他拿手的“女人心事”。在女性微妙的互相攀比和情感救赎之间，投射了他对于女性处境的关注。对他来说，建于1962年的香港大会堂，串联起他们这一代人青春时期对于香港影片的记忆。某种意义上，这部片也是他拍给香港的“一封情书”。在片中，关锦鹏借梁咏琪所饰演的角色之口，道出了他对于香港的情怀：“那会儿，我们一众朋友会一起连续看好几部电影的夜场，之后对着维多利亚港，吃薯片、喝可乐，通宵聊电影，这种记忆一辈子都忘不了。”· END ·
作者丨谢无忌
编辑 | 钟毅
校对 | 邹蔚昀
评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