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首发时间：1981年

提出者：北大学子

地点：北京大学校园

流传范围：各大高校校园

1981年3月20日深夜，围守在广播边上的北京大学学生们屏住呼吸，等待中国男子排球队的最后战果。在争夺世界杯排球赛决赛资格时，中国男排先输掉两局，后又扳回三局，战胜南朝鲜队（当时对韩国的称谓），进入世界杯。赛果一出，北大11座宿舍楼里的4000多名学生全都跑到楼群间的空地上，沿着宿舍楼和未名湖边游行边喊：“中国万岁！”“向我国排球健儿致敬！”

据《中国体育报》报道，这一口号的原创来自原北大中文系学生刘志达，“谈及此事，刘志达淡笑言之，这一口号是他带头呼出的。而这个口号也是‘五四’时期北大学生的‘振兴中华’口号的一个延续。而共同的‘策划’还有同班的李春。”

3月29日，中国男女排球队都来到北大，全校师生为他们庆功——男排队员都被举起来往前“飞”，女排队员则签名签到手软。

同时，这个口号也由北大学子推广到了全国。

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首发时间：1980年

提出者：安徽凤阳小岗村

地点：安徽凤阳小岗村

流传范围：实施包产到户的新农村。

安徽凤阳小岗村关于大包干的顺口溜全文是：“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在分地到户之前，小岗村是著名灾荒村，上千亩的地条件都不怎么样，村民经常讨论的事儿是“哪里的饭好要”。

1978年，当时的小岗生产队队长跟副队长和会计商量分田到户。提议得到村里认可后，他们拟了一份秘密契约。小岗村的20位农民都在此契约上签名按手印，其内容是：“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1979年10月，小岗村生产队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之前1966年到1970年的总和。1980年4月2日，邓小平肯定了小岗村的做法，并与当时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同时支持“大包干”：“政策一定要放宽，使每家每户都要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产到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到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1982年1月1日，中央出台一号文件。在这首个关于农村工作的文件中，明确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确定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吃螃蟹的小岗村成了明星。

为填饱肚子而开创的“分田到户”制，除了在30年间从小岗蔓延至全中国的新农村，也启发当时的国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包产到户的成功实施为人们打开新的思路，成为了各项改革的重要开端。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首发时间：七十年代末

提出者：无从稽考

地点：无从稽考

流传范围：全国范围民间口口相传。

1978和1982年，陈景润两次去国际数学大会做45分钟的报告演讲，青年们喊出这样的口号：“学习陈景润，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攀登科学高峰。”在1982年的电影《人到中年》中，一个父亲对孩子赋予的愿望是：长大当个科学家。

而在国家层面，中共中央、国务院也通过全国科学大会制订了科学技术发展的长远规划，号召全国“树雄心，立大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文革”结束后，社会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至经济建设。“文革”十年间无数社科领域学者的不堪命运，让人们不敢轻易选择。改革开放更让国人见识到“外面的世界”——一个由先进技术构造起来的现代工业世界。想要摆脱贫困与落后，发展技术是最主要的出路。

在社会思潮的变化中，理科男成为了女子择偶的首选；而八十年代的出国潮中，理工科学生也比文科生更容易获得国外奖学金。学好数理化的浪潮，从上到下席卷中国。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首发时间：八十年代初

提出者：无从稽考

地点：无从稽考

流传范围：以学校为主体的教育系统

1980年，我国每万人口只拥有在校大学生16.4人，同期美国为542人，日本为207人，苏联为197人，印度为66人。1985年，我国每万人口拥有科技人员75人，而1980年的苏联为1100人，1978年的南斯拉夫为1400人，1979年的瑞典为2600人。

1982年，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到我国劳动者总数的10.5%；高中老师里，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也只有一半。在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文盲半文盲占到23.6%。而在1979年的日本，5471万名就业者中，高中以上学历占到六成以上。

七十年代末，我国教育经费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除个别年份，从未超过3%，而同等经济发展程度国家的平均教育经费投入水平是3.3%。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八十年代，中国开始推进初等教育的全面普及。

1985年5月15日至2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公布，将“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并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个富有时代特色的标语，现在依然挂在很多贫困地区的水泥墙上。口号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到九十年代，中国初等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依然是占有全国人口2%的边远贫困地区适龄儿童，以及每年200余万小学生的辍学。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首发时间：1983年10月1日

提出者：邓小平

地点：北京景山学校

流传范围：全国教育系统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句标语，是1983年10月1日，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做的题词。从此，三个面向就成了当时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1985年5月27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提出：“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封闭的、凝固的体系。因此，在它的教学中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三个面向”也进了党的十五大报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这个被刷在无数学校墙上的标语，表明邓小平对教育的看重：l984至1987年，中国对教育的投资水平年均增长16.9%。但仍然低于同期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的18.3%，以及财政支出平均增长的17.6%

“三个面向”不仅仅发生在教育层面。按照人民日报的说法，在八十年代，它已延伸至“科技及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作为本领域、本行业改革、开放工作的指导方针和行动口号”。

与此同时，现代化、世界、未来这三个词，也成为八十年代人最常提起的三个词儿：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要吸取世界范围内的正面经验，以及反面教训。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是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的未来，而不是牺牲人民群众利益的少数人的未来”。

理解万岁

首发时间：1985年

提出者：刘勇

地点：北京

流传范围：全国范围的新闻媒体及民间语文

1983年，即将从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刘勇选择穿上军装。1985年5月，22岁已成为高级军官的刘勇从南疆战场归来，参加共青团中央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的“保边疆、献青春”演讲报告团。在给北京的大学生题字时，他写下了著名的“理解万岁”四个字。

后来刘勇专门出了本书讲这个事儿，他在前言里写：“当时只有一个强烈念头，就是希望后方青年能够懂得同龄人在前线流血牺牲所蕴含的精神实质，知道绿色的军装里也有五彩的心灵。前线官兵们谈论理解，不是为个人乞求‘怜悯式的理解’，而是希望得到后方人民在更高层次上的理解。”

1985年5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以“理解万岁”为题的专题评论，这个口号立刻传遍全国。对于口号的走红原因，中文系出来的刘勇分析得非常准确：“改革开放后,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生活巨变和观念碰撞时期，整个社会各年龄层、职业层的隔膜随着社会生活的巨变而加深。青年不屑老者的生活方式，年长者对年轻人的思想行为嗤之以鼻。渴望理解成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尤其成为乐于接受新生活方式和新观念的青年人的心理需求。‘理解万岁’的流行，消弭了多少时代隔阂，也说明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在对待自我、他人乃至整个世界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曾激励当代中国青年在历史转折时期逐步走向成熟。”

摸着石头过河

首发时间：1980年

提出者：陈云

地点：北京

流传范围：全国范围的媒体用语及民间口语

在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说：“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听到后，对“摸着石头过河”表示赞同，并提出要“坚决地试，大胆地闯”，“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邓小平的翻译张维为看来，中国模式的一个哲学基础是实践。“这也是邓小平的主张，即摸着石头过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简单来说，“中国模式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与 “摸着石头过河”一起构成改革开放三条经验的，还有“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政策的决策人做出决策，大家就应该无条件服从，无条件去完成”。现在，这三条经验依然不断成为争论中心。

2012年5月，时任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的王荣就在《人民日报》上发了这么一篇文章：“当前推动改革比过去30多年任何时期都更加艰难。‘摸着石头过河’改革的时代已逐渐过去，理性改革和决策问责的时代正在到来。”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首发时间：1977年

提出者：来自民间

地点：北京

流传范围：毕业生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口号最早提出时，是面向“文革”前的应考青年。1977年恢复高考，面对在十年积累起来的570万考生，这个口号就又被提了出来——要知道，最后录取的只有22万多大学生，落榜的540多万怎么办呢？考上大学的就等大学毕业报效祖国，没考上大学的一样可以在工作岗位上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贡献。

除了工作，“两种准备”还有另外的选择：自学，或者业余学习。1979年的《人民日报》详细分析了中国在当时面对的教育困境：“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加上教育战线长期遭受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师资、校舍、设备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困难，高等学校的招生数量不可能大幅度增加。因此，考生多，录取人数相对比较少，将是高等学校招生工作长期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这是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现状在高等学校招生上的反映。”

凤凰网总裁乔海燕曾经在《华尔街日报》写过这个口号：“‘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做人，要一颗红心，心要红，要正，两种准备，一个清白，一个糊涂，该清白时候就得清白，该糊涂时就得糊涂。”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它同样适用于今天的中国足球、中国高考、中国股市……三十年后，它依然是典型的中国式生存哲学。

顾客就是上帝

首发时间：十九世纪

提出者：马歇尔?菲尔德与哈里?戈登?塞尔弗里奇

地点：马歇尔?菲尔德百货公司

流传范围：全球范围

“顾客就是上帝”是西方营销学中提出的观点，最早的提出者马歇尔?菲尔德与哈里?戈登?塞尔弗里奇的原话是“顾客总是对的”，在八十年代传到中国，顾客就变成了“上帝”，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行。

而这句“顾客总是对的”传到中国之前，它先去了日本，由日本歌手三波春夫1961年说成了“顾客就是神”。此言一出，日本媒体就把它列为“暴发户的拜金主义”的典型。但跟随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来到中国后，这句话变成“顾客就是上帝”，出现在各大商家挂在门口的大红横幅上——而在当时的中国大陆，还沉浸在各种粮票布票中的人们，根本不明白顾客还能有什么权益。

其实在七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的服务行业只把顾客当成“同志”。按照1983年4月17日《北京晚报》的说法，因为是“同志”，所以就没有地位高低之分，大家都是平等的，只是分工不同：“那个时候在旅店住宿，如果你早上起来不叠被子，那么服务员就会横眉冷对你。而上餐馆吃饭，也绝对没有服务员会把饭菜端到你的桌前，那时吃完饭不让你洗碗刷盘子就算不错了。”

“顾客”摇身一变成为上帝后，中国大陆人民见识到了售货小姐们有时甚至有点儿勉强的笑脸，出现了“三包凭证”的售后服务也让消费者们在花钱之余感受到了一些安全感。虽然假冒伪劣产品依然时不时的来欺骗一下“上帝”，但，比起“同志”，“上帝”这个跟着市场经济一起来的神，确实让花钱的人们涨了不少姿势——原来宾馆里的被子用不着自己叠啊。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首发时间：1978年9月20日

提出者：邓小平

出处：天津视察

流传范围：相当广泛，从城市到农村墙上刷的标语中出现率极高。城市中有“个体户”，农村里有“万元户”，都是这条口号下的受益者。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再次提出了“先富”的思想，当时的提法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部分人”，包括“企业、地区、社员”。邓小平认为“这是一个大政策”。会后，邓小平关于“先富”的说法被表述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

一批相信凭自己双手就能致富的人践行了“先富”行动。活跃在城乡的个体户脱颖而出，当年一部电影《雅马哈鱼档》便是彰显个体户劳动致富的代表作；到1983年，义乌小商品的盛名已经传遍大江南北。后来名噪房地产业的王石则当起了“倒爷”，赚到了第一桶金。

1985年、1986年间，邓小平分别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新西兰总理朗伊，在天津听取汇报和进行视察等不同的场合，都阐述了这个政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给世界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角度。一大批“万元户”，甚至“暴发户”出现，刮起了“发财致富”的旋风。

30多年过去了，尽管政策一再强调“先富”的目的是“共同富裕”，但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越来越多的人质疑“先富”的合理性。改革分配制度，逐渐成为民众的共同呼吁。

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首发时间：1962年7月2日

提出者：邓小平

出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怎么恢复农业生产”

流传范围：发端于1962年的名言在八十年代蔚然成风，虽然并没有以标语的形式流传下来，但在新闻报道，街头巷议中时常出现。

这句流传大江南北的“不管黑猫白猫……”的著名口号，竟然是以讹传讹的误读。邓小平于1962年第一次提出的时候，说的是“黄猫”。

那一年，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发生了饥荒和自然灾害，一些农民自发产生了包产到户、责任田等各种各样的生产形式，这有违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变化引起了党内的争论。

邓小平引用了老乡刘伯承时常说起的一句四川谚语：“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后来，这句话被讹传为“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并在“文革”期间被斥为“唯生产力论”，遭到批判。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放思想”成为时代风气，经济政策也随之改变，“白猫黑猫论”成为中国将社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的一个理论标志。自此，个体正当的利益得到了正名的机会，激发了全民的生产潜能，在乡镇企业、特区、私营经济等诸多方面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猫论”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响亮口号。

1986年1月6日，邓小平再度当选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被摘登在《时代》周刊上，成为世界人民知晓的名言。

“猫论”思想中的发展要旨也成为不少国家的共识。2001年，APEC首脑峰会上，这句话成为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的开场白，寓意亚洲现在最需要的是发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首发时间：1978年

提出者：邓小平

出处：全国科学大会

流传范围：这句口号，最热门的出现地点是科研部门、学校、厂矿等单位。

早在“文革”结束的前一年，邓小平指导起草的《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里，就以马克思“生产力包括科学”的论述为依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调。

“文革”结束，百废待兴。彼时的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发展到高潮阶段，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为代表的高新技术蓬勃发展。而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始阶段，科技水平，生产力水平与世界相比大为落后。

在此大背景之下，中国亟需提高科技水平，迎头赶上。邓小平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论点，并阐述道：“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

1985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正式提出改革科技体制，并开始实施“星火计划”，意在促进经济振兴，让科技的“星星之火，燃遍中国农村大地”。

1988年，邓小平在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谈话时进一步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后来这一论点，成为“科教兴国”战略的理论基础。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首发时间：1980年

提出者：袁庚

出处：深圳蛇口港

流传范围：八十年代任何一个建筑工地、大型工程现场都不可或缺。

1980年，香港招商局为加快蛇口港施工进度而实行奖励制度，引起了一场争论。蛇口工业区创始人袁庚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管”。后来，这句话在经过讨论后被浓缩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以鼓励加快推进蛇口工业区的建设。

尽管自1978年后中央已开始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人们的经济和效率观念还很淡薄。这句话引发了极大的争议，甚至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复辟”。见证了香港发展经验的袁庚坚持自己的想法，也付出了极大的勇气，在1983年下半年和谷牧副总理谈起这个口号时，他甚至说：“我是准备戴‘帽子’的。”

1984年1月26日，67岁的袁庚在蛇口迎来视察深圳的邓小平、杨尚昆一行，写在蛇口工业区入口处标语牌上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获得了邓小平的首肯。这句在今天看起来很平常的口号，像“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对当时国人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而改变了人们的时间观念、效率观念。

邓小平的首肯给袁庚吃了一颗“定心丸”。蛇口工业区被特批“500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做主”，“蛇口模式”成为改革开放的示范窗口，到1992年年底袁庚离休时，这句标语的背后，留下的是身价 200亿的蛇口工业区。

另一方面由此延伸出“深圳速度”，深圳特区的建设奇迹，把这句话推向全国。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首发时间：1984年

提出者：邓小平

出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流传范围：并没有以标语形式扩散，更多出现在报刊杂志与学术文章中。

在今天看来，“贫穷”和“社会主义”压根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但在八十年代以前，“穷”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三代贫农，九代乞丐那是最好的出身。“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割资本主义尾巴”。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中国，富裕和贫穷从来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文革”之后，中国经济状况十分不乐观。社会存在某种迷茫情绪，“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什么？“社会主义”又是什么？

正如邓小平所言：“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

此后，有了“真理大讨论”的民意基础，邓小平把目光寄望在发展生产力上面。1984年，他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里提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方面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这是对文革“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有力反驳。

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说：“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由此，“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成为普通民众理解、实践社会主义的口号和指针，对于进一步理解“社会主义本质”提供了理论基础。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首发时间：1978年12月13日

提出者：邓小平

出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邓所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流传范围：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阅兵游行中的一条口号。这句口号流传面非常广，覆盖了全中国。

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就确立了毛泽东倡议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基本要点是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并从客观实际中引出其固有的而非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件的内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凭着这个思想路线，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新政权。

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国，面临重建、振兴的艰巨任务，但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某些领导人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提出了“两个凡是”，使党和国家的工作总体上受到严重阻碍，出现了两年的徘徊状况，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重要抉择。

邓小平针对许多干部群众仍然深受“左”的思想束缚和禁锢的状况，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具体而言是四个方面的问题：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讲话拉开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序幕，也成为普通民众在新时代里新的政治指南。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首发时间：古希腊时期

提出者：无从稽考

出处：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联合国人权宣言第七条

流传范围：一句法律原则成为了流行的口号，公检法机关的墙上这句话和“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出现频率最高。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法学界开展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治与法治的讨论。

法的阶级性问题成为当时的讨论热点。学者们对长期以来处于主导地位的“法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的提法提出质疑。在解放思想的原则下，承认法的社会性、人民性和继承性，限定了法的阶级性的适用领域，成为了大部分人的共识。

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定全面修改1978年宪法，并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真当时反复强调，宪法修改必须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曾被写入“五四宪法”，但在“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中都被去除了，“八二宪法”又重新恢复了该条规定。不过提法变成了“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1986年2月19日下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了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等六人的强奸、流氓罪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下达对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执行死刑的命令。

这六个人都是当时的干部子弟，即“官二代”。判决的结果引起了民众的热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重新成为人民维护自身权利的法律武器。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首发时间：1979年

提出者：王文一（清华大学学生）

出处：清华大学化工系77级2班班会

流传范围：学校

“真理大标准”的讨论不仅引起了党内的思考，也燃起了刚恢复高考不久的大学生对于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讨论热情。

1979年的新学年伊始，清华大学政治辅导员谢新佑组织召开班会，一名叫王文一的学生提出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一口号。这个口号一经提出，马上在化工系77级2班全体同学心中产生了共鸣。

1980年3月20日，刚复刊不久的《中国青年报》对化工系77级二班进行了报道，“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句口号也成为文章的标题。随后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高度肯定了这句口号，全国许多媒体也纷纷予以转载，由此，这句口号走出了清华校园。对于那些经历太多磨难和失落的77级78级大学生来说，这句朴实无华的话，重新树立起了他们对生活的信心。

对于《中国青年》杂志刊发的一篇署名为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作者在文中所表达出来的思想困惑，不少大学生开始用“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实际行动，来回应“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个严肃的问题。

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

首发时间：1980年9月25日

提出者：中共中央

出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

流传范围：计划生育的标语以农村为重镇，由此衍化出千奇百怪的计划生育口号。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0亿人口的现状，成了限制现代化建设的“大包袱”。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这句标语很快便频繁出现在各地的大街小巷。

1981年3月6日，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设立，作为国务院的常设机构。在这一时期，“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要求，取代了七十年代“晚、稀、少”的提法。第二年的9月，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两个月后写入新修改的《宪法》，同时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2009年9月，人口计生委主任李斌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宣布：“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30年来，中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并称“30年少生4亿，中国创造了世界人口发展奇迹”。

然而另一方面，计划生育施行到今天，也在衍生出不少的社会问题，如人口红利的下降，独生子女教育缺失，失独家庭日益增多……“放开二胎”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