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六月
题图 | @大张伟工作室
家里的灯全关了,只剩下彩色的荧光灯在闪烁,大张伟躺在满是泡泡的浴缸里。他随口哼了几句旋律,用手机备忘录录了下来,《万物盛开法则》的雏形便有了。
“歌写得特别快,歌名想了俩月才定的。”大张伟说,最开始歌名想叫《正念禅修》,“之前看一本书说《心经》,让你不要生气,不要难过”。歌词则是近几年他给自己做“心理瑜伽”时的口头禅:“只要我不在乎,就没什么能伤害我。我不生气,我不生气,别和傻子置气……”
这首新歌被不少年轻人奉为当代“朋克心经”——“听一遍神清气爽,听两遍结节全消”。
大张伟也是如此,“自从做完这个歌,我反复地听,感觉自己病都好了”。他突然发现,这些年写歌除了想让大家高兴,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想治愈自己。
“我最开心的歌都是我极其不开心的时候写的。”生命的痛苦反而成了大张伟创作的“捷径”——“只要我拧巴、较劲、痛苦、不安,我就特别容易想出好多歌来”。故意让自己陷入“难过”“不开心”的情绪,曾是大张伟“憋歌”的方式。
甚至在出道25年后,他仍在寻找更松弛的创作方式和生活节奏:“我现在的创作就是想出什么就写什么。”
“大好时光”演唱会,大张伟和全场粉丝自拍。(图/微博@大张伟)
在大张伟的“胳肢窝”——存放创作歌曲的文件夹里,还有20多首写好却没发布的歌曲。“我有两三年没有红过歌了,我非常不开心,我一直跟这个世界较劲,就不想发歌了。”
个人巡回演唱会“大好时光”临近,他才决定发一首新歌。“我的人生目标是出300首歌,我算过现在已经出了178首了。”
最开始,大张伟以为做音乐就是为了开心,后来才发现,做音乐变成了一种“自救”。
10月底,一次音乐节演出结束后,在前往另一个城市的车上,大张伟接受了新周刊的专访,同我们分享了他和音乐一直在路上的故事。
听大张伟说话,你不能太较真,因为他可能只是在开玩笑;但如果你太不当回事,没准就错过了他的真心话。就像他在歌里写的“我的深情就是个笑话,我越用心,笑声却越大”,别人一笑而过的段子里,也许藏着他的深情和真心。
综艺“救”了大张伟
《乐队的夏天》第三季(以下简称为《乐夏3》)的开场表演,大张伟演唱了《静止》,让不少人感慨万千。
某种程度上,大张伟和《乐夏》是互相成就的。之前,大众对大张伟的印象还停留在过往的某个阶段:
14岁就创作出《静止》的天才少年,后来“放弃”了朋克转投流行,“算”出了《嘻唰唰》《穷开心》等洗脑神曲。31岁在春晚舞台上唱广场舞神曲《倍儿爽》,面对接踵而来的质疑和争议,他自嘲为“音乐裁缝”。
再后来,他又成了“综艺顶流”,可以是《百变大咖秀》中的“易中天”“蔡琴”,也可以是婚恋、职场等真人秀节目中妙语连珠的观察嘉宾。被邀请参加《乐夏》的时候,连大张伟自己都觉得,“这个世界已经没人相信我还能朋克了”。
大张伟曾在《百变大咖秀》中模仿窦唯,“我唯一最想模仿的人就是窦唯”。(图/《百变大咖秀》)
《乐夏》的出现,让大众用音乐人的角度重新认识大张伟。他熟知摇滚乐的发展历程和各个乐队的故事,总是不自觉地在音乐里暴露自己的脆弱和柔软——因为热爱是藏不住的。
大众这才发现,原来转投综艺多年的大张伟,身上还有属于音乐的纯粹、真诚。摇滚乐就像是大张伟的肾上腺素,一旦说起音乐,他就不再是插科打诨的综艺咖,而是眼里有光、专业独到的音乐人。
这时,大张伟又成了帮助大众打开摇滚乐的那把钥匙,乐评人耳帝认为他是最不可或缺的点评嘉宾,“他懂技术,有审美,内心细腻,有梗且有很强的语言表达能力”。
大张伟的点评,总能让缥缈的音乐拥有更具体的画面。(图/《乐夏3》)
他会非常投入地看乐队表演,常常无意识地代入自己:“他在那弹琴,我就觉得那个人特别像我。”
当咖喱3000乐队唱道:“她从来不听我写的歌,尽管我在撕心裂肺唱着……”大张伟莫名其妙地哭了,“有一种特别美好的绝望是在于,一直做摇滚乐,就是感觉没人听。有好多时候你也不知道我给谁做呢,我这理想到底是热哪儿了,就烫我自己了,别人也没弄着”。
如今在摇滚乐现场随着音乐狂热跳动的年轻人,可能无法理解大张伟曾经的放弃和怯懦从何而来。但埋在他记忆深处的画面是这样的,年少在台上表演朋克摇滚时,台下观众会捂着耳朵,用“那人是干嘛”的眼神看着他,“就像台上唱歌的人裤衩脏了”。
那是上世纪90年代末,他还是花儿乐队的一员,当时国内最红的歌是《好汉歌》和《常回家看看》。
在《乐夏3》总决赛,马东评价大张伟:“我没有见过比他更摇滚的人。”
这种被压抑的情绪一直伴随着大张伟,也伴随着摇滚乐的日益小众化。“前两年我真的觉得摇滚已经变成‘非遗’了,不仅是中国,我觉得全世界都这样。”直到《乐夏》出现,“就算是唐朝(乐队)、黑豹(乐队)、窦唯、张楚那阵,我觉得都没有《乐夏1》的时候爆炸,让一代人百感交集”。
总是羞于真情流露的大张伟,也终于学着重新回到聚光灯下的摇滚老艺术家们,敢于在舞台上揭自己的伤疤,“精神裸体”地赤诚而滚烫起来。
和刺猬乐队合作《傻了吧》,他尽情地、放肆地朋克了一回。“我再不讨好冷漠,卑微得心安理得……”这首歌成为他回应各种质疑和误解的呐喊,让人仿佛再次看见当年那个对着向他扔水瓶的人唱《该》的朋克少年。
和Carsick Cars合作《我的深情就是个笑话》,他一改往日戏谑、欢乐的嗨歌风格,静静地弹吉他,轻轻地唱歌,尽诉衷肠:“不如装疯卖傻,不如装聋作哑,这样也挺好的,自嘲省尴尬……”
在出道二十周年演唱会上,大张伟强忍泪水唱完了《那些都不是我》。(图/视频截图@Figure_Video)
“我只要一露真情,说话就开始语无伦次。但是我写成歌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我。”2019年,在出道二十周年演唱会的最后,大张伟特地准备了一首压轴歌曲《那些都不是我》。
回归最简单的吉他弹唱,大张伟向全世界吐露心声:你们看到的那些都不是我,只有在音乐的世界里,才是真正的我。
书、摇滚乐和“疯子”
大张伟的青春,浸泡在摇滚乐最辉煌的时光里。
在他看来,摇滚乐不只是一种音乐形式,更是一种精神内核。“摇滚乐可以让大家很合理地变得很天真,摇滚乐就是这样改变了我的思维”。
亲历过群星璀璨的年代,他早就预见了自己创作的天花板。大张伟曾说,没有听过比窦唯的《明天更漫长》更好听的中国摇滚,“感觉这歌已经写到了头”。
前不久,作为中国唯一受邀华人,大张伟出席了滚石乐队新专辑全球发布会,并送出了“中国火”专辑作为礼物。(图/微博@大张伟工作室)
1983年,大张伟出生在一个和他本名“张伟”那样普通的北京工人家庭,摇滚乐也开始在中国的土地上萌芽和发展。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摇滚乐是世界音乐潮流的核心力量,涌现了诸如Bob Dylan、Paul McCartney、Bruce Springsteen、Queen、U2等摇滚巨星们,人们开始感受到摇滚乐带来的强烈冲击。直到1986年,崔健在工人体育馆的一声怒吼,唱出了《一无所有》,成为了中国摇滚乐诞生的标志性事件。
小时候的大张伟,外号“音乐神童”“小帕瓦罗蒂”。但这位本来前途一片光明的合唱团童星,在北京市重点中学的音乐特长生面试前夕,突然倒嗓了。后来,大张伟只能就读一所普通中学,以音乐特长生的身份入学,却连班级合唱队的领唱都没被选上。
迷上摇滚乐之前,大张伟是个标准的“好学生”。(图/图源网络)
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摇滚乐群星闪耀的巅峰,“魔岩三杰”窦唯、张楚、何勇,以及唐朝乐队、黑豹乐队、超载乐队等,都是至今提起仍会让摇滚乐迷心潮澎湃的名字。《无地自容》《姐姐》《飞翔鸟》《明天更漫长》……那个时期的经典作品,成为了滋养好几代人的精神食粮。
“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初中时,大张伟就开始听崔健的歌,“这歌词太酷了,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疯狂迷上摇滚乐的大张伟,在老师眼中也“疯”了:“这是什么破玩意儿,你听这干嘛?这孩子是不是病了?”
在那个没有互联网、没有智能手机的时代,“打口带”和摇滚乐杂志就是乐迷们音乐资讯的主要来源。年轻人像海绵一样,疯狂吸收西方音乐的养分。
为了攒钱买外国乐队的打口带,大张伟午饭经常只吃五毛钱的干脆面。从借来的录像带里,大张伟第一次看见Nirvana。“正演出呢结果他们把鼓给砸了,把琴也砸了……”当时他在电视机前呆坐了10分钟以上,根本不敢相信世界上居然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他开始更全方位地接触欧美摇滚,The Jesus and Mary chain、Green Day、Blink-182……第一次骑着单车从耳机里听到Green Day的一首歌时,大张伟当时就愣住了,红绿灯换了好几轮都没反应过来,“终于知道什么是青春了”。
和摇滚乐一起“长大”。(图/微博@大张伟)
那时候,大张伟还经常去乐评人郝舫的方舟书店蹭书看,“因为我没钱买那么多书”。他看了很多有关摇滚乐的书,这些书里又介绍了很多小说……这些书的名字都跟摇滚乐一样直接,“一听书名你就想看”。慢慢地,他也开始看王朔、丁天等作家的书,“除了世界名著,几乎什么书都看”。
放学后的大张伟不再游戏嬉闹,而是开始默默钻研写歌。就像那个年代的时髦青年那样,大张伟和郭阳、王文博开始组建乐队,除了上学,就是听歌、写歌、排练。
再后来,就是我们熟悉的故事了。1999年,花儿乐队发行第一张专辑《幸福的旁边》,震惊华语乐坛,当年15岁的大张伟一个人包揽所有词曲创作,专辑销量超过50万。那时候,朴树的《我去2000年》卖出了30万张。
一举成名的花儿乐队,被寄予厚望——“中国第三代摇滚”“中国新音乐的希望”。谁也没想到,花儿乐队成为了上世纪90年代摇滚烟火中的最后一次绽放,曾经绚烂缤纷、此起彼伏的花火,一瞬间全部消失在天空。
朴树歌中充满希望的千禧年来临,中国摇滚却开启了“地下十年”。花儿乐队也在其中苦苦挣扎。时隔仅1年,花儿乐队的第二张专辑《草莓声明》销量惨淡。
之所以叫《幸福的旁边》,是因为大张伟当时的同桌正在谈恋爱,大张伟觉得自己坐在了幸福的旁边。
2000年代的音乐产业,遭到流行音乐和网络神曲的冲击,再加上盗版横行,CD等实体音乐产品市场急剧萎缩。流行音乐逐渐成为市场主流,摇滚乐从巅峰走下了神坛。江湖流传“窦唯成仙了,张楚病了,何勇疯了”,属于摇滚乐的辉煌似乎已经落幕。
随着对摇滚圈子和文化的了解越来越深,大张伟也逐渐发现,摇滚乐里最重要的三样东西“批判”“怀疑”“姑娘”,并不是他想要表达的主题。他很清楚,继续做摇滚只有两个结局:“要么因为时代被淘汰,要么梦想破灭被迫转行。”
所以,当他需要一首金曲“养家糊口”时,大张伟可以扒遍各大流行音乐榜单,听100G的音乐,“算”出一首火遍大江南北的《嘻唰唰》。喜欢听相声,他就将相声里的唱口儿、吆喝、曲艺与流行音乐元素相结合,写出他至今最喜欢、最满意的作品《穷开心》。
但听见“钱声”的花儿乐队,终究还是说散就散了。
2009年,花儿乐队举办了首场、也是仅有的一场演唱会《花样十年》。26岁的大张伟哭着在台上唱完《我们能不能不分手》后,花儿乐队正式解散。大张伟的人生,也随之滑入“黑暗深渊”。
告别演唱会《花样十年》,大张伟泣不成声。
同年,首届草莓音乐节举办,打开了国内音乐节遍地开花的局面。中国摇滚得以走出“地下”,尝试在商业化模式和内容主题上探索平衡。只是,当摇滚乐再次像“星星之火”在中华大地闪烁时,大张伟已经成了孤身一人。
花儿乐队解散后,大张伟主要通过看吴宗宪的娱乐节目度过抑郁期,他决心将自己的工作重心转移。正因为综艺成为他在人生低谷时的解药,他也希望自己能给更多人带来快乐。
年轻的乐手或许是过早遇见了摇滚的起伏,也预见了摇滚的前景,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但朋克却早已被刻进他的骨子里。
“从(上世纪)90年代末扒带做朋克、2000年初做青少年流行、2000年中做中国特色的乡镇化舞曲、2010年后做电音嘻哈,每一个时期都算是做得有模有样,你可以认为他投机倒把,但不得不承认他的确对音乐有着超强的感知力与模仿力,且对于流行文化有着惊人的敏锐。”乐评人耳帝梳理了大张伟出道至今的音乐脉络,给出了这样的总结,“他放弃了朋克,倒像了个朋克”。
2019年,大张伟在微博上晒出了自己满屋子的电音设备,他说,做EDM的心态和过去做摇滚乐是一样的。和大张伟合作多年的音乐制作人程振兴说:“他不甘心做一样的东西,他会去买教编曲、混音、母带处理等所有的教程,一点一点地去学。”
大张伟的音乐工作室。(图/微博@大张伟)
后来,当他发现各大晚会、节目都在用EDM时,他已经“玩腻了”,开始寻找下一个“玩具”。“以前我特爱吃街边做的煎饼,后来煎饼火了,里面能加香肠、加热狗,但已经吃不出来煎饼味了。”
在音乐的游乐园里,大张伟就像一个贪玩的、不肯离开的孩子,不停地寻找新玩具。每当大众蜂拥而至,他早已离开,寻找下一个有意思的新玩意儿。
然而,最让他烦恼、痛苦的永远是“下一个圆满”在哪里?
“活着这件事很重要”
14岁的大张伟曾说:“年轻人不该老是沉迷于特别平稳的音乐,如果大家能一直保持特别激昂的心情,这样老的时候,就不会特讨厌自己。”
40岁的大张伟,则希望成为能掌控自己情绪的人,“这样我也不会特别累,观众也能嗨起来”。“以前我一看见大家特别开心,每回演出完像挨顿打一样,浑身特疼,要歇好几天。”
你无法想象大张伟能在演出时蹦多高。(图/微博@大张伟)
采访的当下,他刚在舞台上“蹦”完好几首歌,回到车上却能情绪平稳地接受采访。仿佛他只是在吃完晚饭后,舒服地瘫坐在自家客厅沙发上,一边喝茶,一边和朋友唠嗑。他会分享前几天看的脱口秀,听到有意思的演讲,“我跟你说”“你知道吗”……
有好几次,我都感到恍惚,仿佛我正在工作日的午餐时间,听着某个熟稔的同事滔滔不绝地分享他的生活趣事,也很像旧时课堂上的语文、历史老师,正在分享各种生活感悟,坦诚地畅所欲言。听大张伟说话,你会发现,原来看似毫无波澜的平淡生活也可以泛起这么多微小而有趣的浪花。
大张伟说他最近迷上了听讲座。他会被上海女孩画插画的故事感动得热泪盈眶,也会在网上听“非法老师”(一位在政法大学教文学的老师)用文学开导学生遇到的烦恼……
闲暇时,他也和普通人一样活在豆瓣、知乎上。他关注了许多类似“让你震惊的一句名言”等问题,“最逗的是,我发现居然还有人引用我的话,但那并不是我说的”。
这位“互联网新晋金句王”此时又谦虚了起来,他说自己很少主动找别人聊天,只是喜欢“偷听”:“我喜欢听别人说话,听到一句特别有感触的,我就记下来”。
金句不断的大张伟。(图/视频截图《凤凰非常道 专访大张伟》)
大张伟的手机备忘录,成了他的素材库,里面有灵光一现的金句、随口哼唱的旋律、看书或听讲座时觉得有感触的句子等等。独自在家的时候,大张伟会像会计一样,将这些素材分门别类地归置好,存到电脑文档里。更早之前,智能手机尚未普及的时候,他还会随身带个笔记本。
事实上,生活一直是大张伟创作的重要养料。
写《放学啦》,是因为初中时不想上课,渴望快点儿放学;《倍儿爽》的灵感,来自于某天突然在房间里,听见妈妈喝饮料时大喊一声“倍儿爽”;《万物盛开法则》的歌词,则是他委屈时用来安慰自己的口头禅。
当生活成为大张伟的创作源泉,也意味着他得随时随地、一刻不停地打开自己全部的感官,才能捕捉到每一个有意思的瞬间。生活,似乎也逐渐变成了工作的一部分。
大张伟喜欢收手办。(图/微博@大张伟)
大张伟最近的计划是“学会深度发呆,什么都不干”,他认为这是一种“自救”的方式,“我是一个很容易焦虑的人,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救我自己”。在过去的很多年,像陀螺般忙碌地工作,是大张伟安全感的来源。出道25年的现在,他深感“我要真正地安静一下”,哪怕只是独自发呆。
“后来我发现我也不是不爱音乐,是我要换一种爱法。如果我觉得我只能爱一个人,她也必须爱我,那万一她不爱我,我就陷入了一生的痛苦里。”
在出道二十周年的纪录片中,大张伟坦承:“‘中国第一朋克’又怎么样呢?不重要。重要的是,是不是活得让我觉得我在活着。活着这件事,很重要。”
大张伟会在直播时,和粉丝们约定演唱会中每首歌的应援方式。常常直播的大张伟,更多是为了唱自己想唱的歌。(图/微博@大张伟)
“我只是希望我还算是开心地活着,如果音乐以后并不能成为让我开心的一件最主要的事情,我就可以不做音乐了。”前不久热议的“重启人生”的话题,对大张伟有一定的触动,“如果我只做音乐的话,我只能活一样的人生”。
大张伟开玩笑说道:“也许我以后变成一个会做拖鞋、或者特别喜欢做手机壳的人,我觉得也挺好,因为这让我活了不一样的人生。”
多年来,媒体和公众都致力于挖掘大张伟戏谑背后的另一面,企图翻出所有他竭力掩盖的努力、深刻和煽情,揭露出他与聚光灯下截然不同的状态。
这些文章后面有一则高赞评论是这样写的:“快乐背后的焦虑不是他身上最值得被书写的东西,在焦虑中习得获取幸福的方式与提供他人快乐的能力才是。”
超级市场主唱田鹏说,大张伟是“想通了”的人。(图/《乐夏3》)
然而,“被误会是表达者的宿命。”
无论是他赖以谋生的“说话”还是他深爱的音乐,大张伟都不得不表达,也只能自己寻找出口。“如果所有人都理解你,那你得普通成什么样儿?”
同样创造了许多神曲的“鸟叔”朴载相曾借用卓别林的名言评价大张伟:“人生远看是喜剧,近看是悲剧。”尽管如此,大张伟依然不断用段子给自己的人生留下注脚,好让他的生活细看起来,仍是一出能让人轻松一笑的喜剧。
显然,大张伟早就想明白了。忠于自己地活着,就是一种抵抗,一种摇滚。
校对:杨潮
运营:小野
排版:杨芳
[1]他放弃了朋克,倒像了个朋克丨耳帝
[2]大张伟:岁月如刀,刀刀抽你肋叉子上 | 人物
[3]专访大张伟:快乐的浅薄艺术家丨明星资本论
[4] 《有核》丨郭小寒,相征
[5] 大张伟:人生远看是喜剧,近看是悲剧丨GQ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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