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5月1日，这个庞然大物诞生于伦敦海德公园里，其庞大的身躯占据了19英亩的土地，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非比寻常、独一无二。按照当时一位参观者的说法，它就像一个“漂浮在树冠上方的巨大泡沫”，晶莹剔透，在阳光下闪烁着勾魂摄魄的耀眼光芒。在今天，它以“水晶宫”的名字流传，而它的正式名字是“万国工业博览会展览馆”。

开幕那天，短短三个小时就吸引了2.5万人带着朝圣一样的心情来到它面前，在它短暂存在的5个月里，超过600万人亲眼瞻仰了它的荣光，人们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所控制”，放弃自己手边的工作只为一睹这“无与伦比”的奇迹，工厂和公司里收到的请假条中最多的理由就是“要去参观展会”，许多店铺大门紧锁，门外挂上牌子：“去展会了，两周后回来。”

“在这里能够找到人类劳动可以创造的一切”，《简·爱》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在日记中写道，“从火车机头到蒸汽锅炉，从运行中的磨面机到各式各样的车架”，还有“美妙的金银器和镶满钻石珍珠的首饰盒”这个“东方魔法创造的集市”。

对19世纪的人来说，“水晶宫”就是他们的拜物教神殿，在那里，人们可以自由欣赏人类的创造物，同时这些创造物也接受人们的赞颂和惊叹。毫无疑问，这是一场人与物的旷世绝恋，是一场“只有辉煌的手才能造就这辉煌灿烂和无与伦比的奇迹”。

但在这场宏大的奇迹之中，倘缺少了一样东西，尽管这个奇迹仍然是奇迹，却会大打折扣。实际上，如果这样东西从来不曾存在过，那么1851年的这场奇迹就根本不会发生。这个东西，就是玻璃。

玻璃：第一次让人类发现另一个世界。

伦敦万国博览会开在1851年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兼备，假使它再稍稍提早一些，那座成为其标志的建筑“水晶宫”都将不会存在。在此之前，玻璃几乎不可能被当成一种建筑材料，因为大到可以作为墙面的玻璃难以生产，即使生产出来，也会在里面充满泡沫。

即使玻璃足够透明，它的价格也相当昂贵，而博览会的口号却是“便宜就是好”。但就在博览会召开的3年前，这种问题突然被解决了，一种改进型平板玻璃被发明出来，它可以很快冷却成型，不需要太多时间磨光，更重要的是很便宜。

发明这种玻璃的蔡斯兄弟的工厂提供了84000平方米的玻璃用来搭建这个“漂浮在树冠上的巨大泡沫”，每块玻璃都有1.2米长，却只有2毫米厚。最终成型的“水晶宫”让很多人都非常满意。

水晶宫开启了玻璃的时代，一直到今天，判断一个城市究竟算不算现代大都会的一个标准，就是看它究竟有多少座玻璃大厦。

根据传说，一群古埃及人在沙滩上生火做饭，等他们刷锅洗碗时，奇迹发生了，沙滩上出现了很多亮闪闪的小东西，这就是最原始的玻璃。（这个起源故事也被安到古罗马时代的威尼斯人头上，直到今天，威尼斯出品的玻璃器皿都无出其右。）

此时的玻璃并不透明，但却足以制成虽不剔透但却晶莹的珠宝首饰和盛放美酒的小容器。直到公元前100年左右，无色透明玻璃才被制造出来，但对当时的人来说，用途不过是在宴会和公共场合炫富而已。

透明的玻璃对人类而言是一种新奇的体验，这是人类头一次可以透过除去空气以外的物体观看事物。它产生了另一个领域——人可以直接观察玻璃容器里的化学反应，西方的炼金士可以隔着透明玻璃烧瓶清晰地看到“绿狮”（硫酸盐）、“红王”（硫化汞）以及其他物质如何进行化学反应。

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科学之母的化学最适合的衣服正是玻璃，但这并非是玻璃唯一引起轰动的领域，在与化学配对的现代科学之父物理学上，玻璃也居功厥伟。

将玻璃溶液镀在抛光的金属表面制成镜子便可以清晰地映出大千世界，这是利用众所周知的物理学上的反射原理，但最神奇的却是将玻璃作为介质去观察世界。

从8世纪到16世纪，一种特殊玻璃制品被发明出来，它就是透镜。培根发现透镜不仅可以使“最遥远的物体恍若近在咫尺”，更让“我们可以从难以置信的遥远距离读出最小的字母，数出最小的尘埃颗粒”。

尽管真正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要等到17世纪才被发明出来，但伽利略很快便利用望远镜去窥探被神学遮蔽已久的星空，并最终撼动了人类的世界观；而显微镜则使人类进入了微生物学的新领域。

而玻璃很不幸地在另一条道路上承担了不光彩的职责——西方的征服者们很快发现只需要一袋不值钱的玻璃珠就可以从新大陆的土著那里换来大批的奴隶。玻璃就这样让新世界从此屈服于旧世界。

钟表：上好发条，大发现时代到了。

尽管玻璃能展现给人类真实的世界，但在历史上，有时它也会折射出夸张的映像。1903年发行的一张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邮票上，哥伦布手里竟然拿着一只单筒望远镜。望远镜直到1601年才被发明出来，所以1492年哥伦布不可能通过一块玻璃凸透镜发现美洲新大陆。哥伦布以为他发现的是印度，而他犯下这个错误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时间。

在海上，哥伦布只能靠一种古老的方法来确定纬度和经度，那就是通过计算白天的小时数来对查经纬表上相应的经纬度。如果时间算错了，再加上经维表写错了，哥伦布也就错上加错了。

这提醒人们，在大发现的时代，时间有多么的重要。而钟表，作为人类计量时间的最重要的工具，在这个时代更是至关重要。

实际上，在大航海时代之前，钟表的作用就已经凸显，只不过在中世纪，钟表的作用主要是宗教意义上的，教堂报时的钟声会提醒教士和民众到该做祷告的时候了。从这点看来，钟表与人类的灵魂是否能够得救紧密相关。

在文明史的角度，钟表的真正作用是使人变得社会化。这一点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带来的商业革命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频繁交易的商人需要按照钟表上的时间来安排自己的商业活动。在西洋世界，商业精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守时。

在大发现时代的海上，时间不仅仅是金钱，更是生命，但矛盾的是，准确计时是件不可能的事情。当时所有的钟表都“晕船”，尽管到16世纪时，最好的钟表可以做到每天仅有五六分钟的误差，但在海上，机械钟的簧条、齿轮尤其是摆锤都因为剧烈的颠簸无法正常工作。像哥伦布这样的海员只能靠太阳、月亮和星星来确定时间。倘使遭遇暴风骤雨，哪怕只是阴天，大海就真的成了时间之外的世界。

英国议院在1714年决定拿出20000英镑奖励可以永久固定大海时间的人。这个人在悬赏50年后才出现，他是钟表匠约翰·哈里森，此人可能是史上最著名的拖延症患者，当他在1765年最终拿出那个“最完美的钟表”——哈里森4号航海钟时，本人都已经72岁了，制造这个钟耗费了他35年的时间。

实际上，他在1736年制造出的哈里森1号航海钟就完全可以正常使用了，但就像很多拖延症患者一样，哈里森追求的是完美，而这也成了他拖延的正当理由。等到那个“最完美的钟表”终于姗姗迟来时，海上至少又发生了5起死亡人数在500人以上的船难，而中小规模的船难更是不计其数。

比起在历史上留名的哲人文士，以哈里森为代表的钟表匠籍籍无名，你甚至不知道第一个发明机械钟表的人是谁，但正是这群人，将自古希腊以来的机械制造学的火种默默传承下来，发扬光大。

他们也许是那个时代最聪明的一批人，正是他们推广了齿轮的应用，发明摆锤、杠杆机械和簧条动力，还有最初的人工智能。要证明这一点，只要看看18世纪法国制表大师皮埃尔·雅克·德罗设计的那些魔术人玩偶座钟和写字人钟就可以了。

正是这些进行着“卑微技术发明”的大脑和双手，带给人类文明史最伟大的变革，机器制造业的每一个零件都可以在几百年前的机械钟表上找到它们的原形：发明现代纺织业中最重要的零件“飞梭”从而给工业革命临门一脚的，正是一个叫约翰·凯伊的钟表匠。至于那个发明了蒸汽机带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动力革命的詹姆斯·瓦特，也是个钟表匠。

电灯：不仅是爱迪生的功劳，也照亮了工业革命。

人类文明史中有很多矛盾，其中的一个矛盾是，当工业革命的曙光到来时，人类可以透过特制的玻璃远观千里之外，洞察毫末之微，还可以制造出能走会动的精妙机器，但当夜晚到来时，却找不到掉在地上的一块钱。

当时代的指针向着工业革命移动时，人们越来越无法忍受黑夜。就像英国讽刺画家威廉·荷加斯在1738年的作品《夜》中所描绘的那样，黑夜使出行成为了一场冒险，路人不得不全副武装，带好手杖和刀剑，来躲开翻倒的马车、楼上泼下的屎尿以及暗处的小偷。黑暗还让一切工作都不得不停下来，夜晚使人“除了睡觉、吃饭和放屁外，无所事事”。

煤油灯和煤气灯多少改变了这种状况。到19世纪中叶，煤气灯开始大规模点亮街道和家庭时，尽管其亮度也就相当于今天一盏25瓦的灯泡，但也比蜡烛强25倍。19世纪的人终于可以在煤气灯照耀下找到桌子底下掉的一块钱了。实际上，1851年璀璨夺目的伦敦万国博览会使用的也是煤气灯照明。

但煤油灯和煤气灯两者具有一个共同的危险：会着火。1871年烧掉半个芝加哥的罪魁祸首就是奥利里太太的奶牛踢翻的那盏煤油灯。而煤气灯虽然光源和亮度比煤油灯强得多，但危险系数同样比煤油灯高出数倍，它会爆炸。

有一种东西可以消除前面的这些危险，那就是电灯。其实就在煤气灯大行其道的时候，一种电弧灯就在1846年被一个叫弗雷德里克·霍尔·霍姆斯的人发明出来，这种灯是通过一种强大的电流让电在两根碳棒之间跳动，从而产生耀眼的光芒。但它所需的电流太强悍，需要两吨重的蒸汽发电机提供电力。

人们需要一种既安全又便宜的电灯。这种名为“白炽灯”的电灯于1879年12月31日在美国新泽西州门罗公园的一座宅邸里被公开展示，很快获得了一片喝彩。宅邸的主人叫托马斯·爱迪生。

其实早在爱迪生出生的7年前，一个叫威廉·格罗夫的人就已经发明出白炽灯，约瑟夫·斯旺则在爱迪生展示的9个月前制造出了自己版本的白炽灯，亮度和发光时间都让人满意。而爱迪生迟来的电灯涉嫌造假，因为新式电灯的亮度不够，他的房子里绝大多数光亮来自于精心布置的油灯。

尽管斯旺比爱迪生更应当得到这一荣誉，但爱迪生技高一筹，和斯旺相比，他更会撒谎，更会剽窃他人的专利。他贿赂记者，让他们在报纸上将他的电灯称为“一个小太阳，一盏真正的阿拉伯神灯”。

爱迪生骨子里是个典型的商人，但他具有工业革命的真正精神之一：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正是爱迪生的商业头脑才使电灯照亮了这个时代，因为一两盏电灯带不来任何经济利益，只有大规模地铺设电线，将电灯送进千家万户才是买卖。

到20世纪最初的10年，西方世界已经成为了一个电气世界。工作时间大大延长，昼夜轮替的三班工人随着机械时钟的指针上班下班，在电灯的指挥下，黑夜与白天已经没有区别，人类的生命就这样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电力驱动的机器之中。

罐头：对在餐桌上大啖的一家人来说，它就是全世界。

当19世纪西方帝国时代来临的时候，战争成为帝国扩张的第一手段。但就像那位曾经将领土扩张到大半个欧洲，并远达北非、美洲的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一世的名言一样：“一支军队靠肚皮行军。”

拿破仑深知食物供给对军队的重要性，但如何保存食物却成为问题。1795年，尚未称帝的拿破仑就发布命令，称谁能解决食物保存问题，便会得到12000法郎奖金。

这笔奖金在1804年由一位叫阿佩尔的法国糖果糕点商拿到手，他发现如果将食物加热密封便可以保存很长时间，于是，第一听罐头就作为战备品横空出世，从此跟随拿破仑大军东征西讨。法兰西帝国的每一场胜利背后，都有罐头的功劳。

拿破仑的老对手英国军队同样面临食物保存的问题。在一番绞尽脑汁后，英国工程师唐金提出的方案也是罐头，只不过阿佩尔的罐头是玻璃罐子，而唐金用的却是镀锡铁罐。

玻璃罐子尽管能让士兵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但沉重易碎，而唐金的铁锡罐头可以摔来摔去，行军途中，一路颠簸，比较起来铁锡罐头才是最佳选择。

于是，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中，威灵顿公爵率领的吃铁锡罐头的英国士兵击败了吃玻璃罐头的法国军队。

从此，在唐金罐头的支持下，大英帝国开始了它的殖民帝国之路。在大航海时代，如果航路较长，一支船队即使储备了足够的食物也会在中途坏掉，于是水手只能吃长霉生蛆的咸肉和满是虫子的饼干。

而罐头，尽管味道很糟糕，但至少食物是新鲜未变质的，这使军队、商人和探险家可以放心上路，将足迹踏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对从未见过罐头这种东西的东方世界，罐头同样也是西方人展示文明的一种方式，只需要将锡铁皮盖子打开，让食物的香气散发出来，对东方黄色的面孔来说就是一种奇迹了。

日本的启蒙之父福泽渝吉于1859年抵达美国时，他就被这种锡铁皮保存的食物深深震撼了。在中国，著名作家林语堂回忆他小时候，一位传教士在拜访他家后，留下了一听沙丁鱼罐头，“在他们走后，屋子里仍充满了牛油味，姐姐只好把窗户打开，让风把它吹走”。

在上海和广州的通商口岸，罐头炼乳被当做母乳的替代品喂养小孩儿，1881年，仅广州口岸就进口炼乳罐头1.2万听，到1894年，中国人已经学会了山寨生产美国鹰派炼乳，“许多中国婴儿是这种欺诈的受害者”，一份英国商务报告如此忧心忡忡地写道。

罐头除了征服“未开化世界”，实际上，它还在全球范围内交换和分配资源。作为世界屠夫和谷仓的芝加哥，在20世纪初每年有1500万到2000万头猪牛进入围场，芝加哥的罐头商可以为这些多余的肉在世界市场上找到销路。

同样，在20世纪初，一位生活在美国纽约的普通老百姓完全可以享受来自新西兰的羊肉、英国的牛茶、法国的蜗牛、日本的牡蛎、中国广东的菠萝，当然，它们全都装在罐子里。

对在餐桌上大啖的一家人来说，罐头里就是全世界。或许还可以像保卫尔牛茶罐头的一则广告里说的那样：“别忘了，还有肉汁要舔一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