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以后，在它44周岁的庆生宴上，《百年孤独》将会回想起，它在这个“海盗国家”长达27年的“非法游历”。

它将回想起1984年的新华书店，文艺青年排起长龙的盛况；它将会回想起高达十几个变装造型，泛滥在购书中心和街边地摊上；它将会回想起从“孤寂”到“孤独”、从“魔术主义”到“魔幻主义”，回想起“马贡多”和“马孔多”，甚至还有那一场被删的“激情戏”；它还将回想起，在遥远的西班牙，周旋在版权经纪人卡门?巴尔塞伊丝女士身边形形色色的中国出版人，以及那一句著名的坊间传言：“150年不授权！”

演出开始了！

拿下《百年孤独》正式版权的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继引进《1Q84》之后，再一次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就连新经典外国文学总编辑黎遥也认为，中国版权问题确实是今天的《百年孤独》最值得一说的话题：“这本书究竟写得好不好，故事价值有多大，在人类文学史和世界文坛上有多高的地位，这些话大家都已经不说了，已成定论。”黎遥拒绝透露版权费用，但业界对于“高达七位数”的身价已是默认，梁文道和莫言在《百年孤独》发布会上说漏了嘴的“120万美元”，很有可能就是《百年孤独》的拍板数字。

比较第一版和最新版的封面定价，也能看出《百年孤独》的身价飙升。莫言对此深有感触：“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和几个同学一块去王府井新华书店买到这本书。这个版本是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8月版，当时很便宜，一块六，我今天看新经典的定价是三十九块五，20多年的时间书价翻了20多倍。”

早在2002年建立之初，新经典就开始着手操作《百年孤独》的版权，长达8年的谈判，被他们称作是有史以来最难的“出版理想”。拿下版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如何让《百年孤独》重新登上中国的舞台，同样让新经典感到头痛。当新经典真正开始去梳理西班牙语的翻译人脉时，他们发现，能胜任这门外语文学翻译的人比想象中要少得多。在好不容易圈定的十几个候选人中，很多人不是手头没空，就是不在国内，耗了半年多时间，北京大学西班牙语言文学博士范晔被确定为新版《百年孤独》的译者。

今年34岁的范晔，比《百年孤独》还要年轻10岁，他并不像老一辈译者那样把这本书看得如此之重：“直到书出来之后，我才发现很多读者对这本书倾注了很大的感情，甚至成为他们成长史的一部分，这一点让我始料未及。”他甚至没想到将要面对大量的采访，“早知道这样的话，我一定多写些日记。”八九个月的时间里，范晔在西班牙完成了这本《百年孤独》的翻译，实际上这并非他一个人的工作，新经典成立了一个“背后的专家顾问团队”，包括编辑、西语专家和文艺批评家，这些人被黎遥称为“幕后英雄”——“其中一些学者和专家是很出名的，但他们在这本书里是不出头的，不会留下任何名字。”

直至2011年4月底，书的内文都印刷完毕了，封面却迟迟未定下来。在新经典的办公室里，摆放着十几个《百年孤独》的版本，除了多个汉语版和西语版，还包括马尔克斯本人指定的英语版，以及一个日语版。“我敢说现在没有哪个人手头有我们这么多的版本，”黎遥说，“但我们这次的封面与以往任何版本都不相同，连类似都不会。”大多数读者看到的新版封面是不知所云的线条图，殊不知这是出自法国野兽派画家安德烈?德朗之手，完成于1909年的一幅名为《腐败的迷惑者》的著名作品。黎遥并未思考过“野兽派”和“魔幻主义”之间是否存在联系，设计人员“眼前一亮”的原因在于：“既能和大众亲近，又不失经典作品的高度。”

引起读者关注的却不是这个封面，而是宣传海报——三张从未在中国曝光过的马尔克斯照片。《百年孤独》出版后，不断有读者打电话到出版社，专门想要收集海报。也有读者在电话里问：“这本书为什么没有序言？”这不仅是一本没有开场白的书，同时也没有目录、没有章节号。当你翻开西班牙初版《百年孤独》时，会发现也是同样的情况——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一本完全忠于原著的书。

“新经典之前的《窗边的小豆豆》和《1Q84》销量都非常好，但我估计‘孤独’销售得还要更好一点，也许是我们目前的第一。”黎遥说。

《百年孤独》的第一个转身

新经典拿下《百年孤独》版权的时候，这本书已经以4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影响了至少2000万文学青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研究所所长陈众议还记得，《百年孤独》在中国文学青年中最热闹的时候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1984年北京十月文艺和上海译文先后出版的两个版本引起了轰动效应，凡是作家，没有不读《百年孤独》的，文学青年们奔走相告，新华书店门口排起了长队。”离《百年孤独》的中国热潮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这期间出版了多少个版本很难估量，但数量上保守估计是在几百万册，乐观一点甚至上千万册。”

最早看到《百年孤独》是在1982年12月，当年第六期的《世界文学》率先刊登了此书中的六个章节，发行量30万册。时任《世界文学》副主编的林一安，经历了《百年孤独》在中国的第一个转身：“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西班牙文编辑王央乐在内部刊物《外国文学情况》上，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哥伦比亚的新流派小说<一百年的孤独>》的文章，从批判的角度介绍了《百年孤独》这本书，认为是‘封资修的糟粕’。这也可以理解，在那个时候，谁也不敢正面介绍，我甚至臆想，也许王央乐当时有其不可言说的苦衷，因而采取了瞒天过海、掩人耳目的手法，把拉丁美洲这一极其重要的文学流派作为‘私货’贩买进来了。”

《世界文学》刊登的六章《百年孤独》，选自上海翻译家黄锦炎、沈国正、陈泉三人根据西班牙语版合译的版本（也就是后来的上海译文版）。稿件编排期间，瑞典宣布了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与此同时，正在做二校的林一安仍然颇有顾忌，他删掉了这个文本中一段描写乱伦关系的“激情戏”，这段文字在今天的读者看来，甚至可以说是缺乏爆点：“奥雷良诺?布恩地亚双手粘上蛋清，按摩着阿玛兰塔?乌苏拉挺拔的乳房，又用椰油膏柔润她富有弹性的大腿和桃子般的下体；而她呢，像玩洋娃娃似地，抚弄着奥雷良诺强壮的小玩意儿，还用唇膏给它画上小丑般的眼睛，用眉笔描上土耳其人般的翘胡子，再戴上薄棉纱领带和银制小帽子。”小说中经常出现的词组hacer el amor（英译make love），文中也没敢翻译成今天通用的“做爱”，而是译成了“进行房事”或是“相爱”。

这一期的《世界文学》上，林一安同时发表了一篇评论：《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及其代表作<百年孤独>》。与此前王央乐翻译的“魔术现实主义”不同，林一安第一次在中国提出了“魔幻现实主义”这个标签，此后文学界沿用了这样的说法。

1984年秋天，北京十月文艺和上海译文相继出版了《百年孤独》（前者是高长荣参照英语版和俄语版转译的版本），这两个版本也是此后中国“寻根派”作家屡屡提及的例子。

尤其是上海译文版，被中国马尔克斯迷认作是迄今为止最经典之作，黄锦炎把书中的小镇音译成了“马贡多”（另一些版本则是按照拼音规则翻译成“马孔多”），“马贡多”还是“马孔多”，成为很多读者选择版本的标准之一。新版《百年孤独》出版后，有书迷专程去寻找上海译文版的《百年孤独》，发现原本定为一块六的书价，今天已经炒到了两百块。

从“百年孤寂”到“百年孤独”

在林一安看来，上海的三位译者是最早把《百年孤独》带到中国的人。

当年38岁的黄锦炎，和沈国正、陈泉同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教授，黄锦炎翻译的初衷，不过是出于西语工作者对西语文学的热爱：“陈泉老师到古巴留学，把这本书带回来了，在同事之间传阅，我也感觉好像开了一扇窗，有新鲜空气进来了，那么好的书，有必要介绍出去。”黄锦炎先找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王央乐，后者告诉他：按照规定，应该在上海出版。“等找到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时候，知道这本书的人已经很多了，还有其他的译者也跟他们联系过。大家先是试译，很多人已经好几章都翻译出来了，出版社经过比较，觉得我的风格比较成熟，才决定由我们来翻译这本书。”在正处“书荒期”的中国，为了加快出版速度，大多数西语文学作品都是好几个译者共同翻译，有的甚至是十几个人合译。为了不影响整体翻译风格，黄锦炎在最开始就统一了人名和地名：“为了便于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记忆，所有的人名都不超过四个字；地名我们是讨论过的，觉得不一定要按照汉语拼音规则，用西语的音译还更近一些。”

一个有意思的小插曲是，在上海译文最初的出版计划中，这本书并不叫《百年孤独》。黄锦炎说：“当时出版社的项目叫《百年孤寂》，可能是台湾先出了《一百年的孤寂》，我翻译的时候，觉得原文的意思应该是‘一百年的孤独’，我想中文名字要起得好听一点，就定下来《百年孤独》这个名字。”

另一个颇受认可的版本是云南出版社在1993年推出的，找到了刚从中央党校退休的吴健恒来做翻译（林一安是这个版本的召集人之一）。“最早是沈国正把他翻译的《百年孤独》送给我，我看完觉得非常震撼。过了几年，我听说云南文学出版社要在一套文学丛书里搞这部作品，就自告奋勇要翻译，他们也同意了。”但在“冒冒失失答应下来”之后，吴健恒才发现自己手头上根本就没有《百年孤独》的原文。“后来我找北京大学一位教授借了这本书，吭哧吭哧搞了一年多，翻译完之后就又完璧归赵。”直至今天，吴健恒最念念不忘的是：翻译了《百年孤独》的译者，到现在手头上还没有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

1992年10月，中国国家版权局宣布中国成为《伯尔尼公约》的第93个成员国，根据公约规定，没有经过作家本人授权，公约国无权出版该作家的作品。然而，盗版的《百年孤独》依然在泛滥，据陈众议所说：“即使是到了1995年，版权意识慢慢强化以后，摊头上还是不断地会看到新的《百年孤独》出版，甚至有很多冒名顶替的。”从2000年到2008年，十几版《百年孤独》打着台海出版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远方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南海出版社、延边人民出版社、伊犁人民出版社的旗号招摇过市。而作者马尔克斯遭遇的版权问题，译者高长荣、黄锦炎、吴健恒也同样遭遇：西部某人民出版社从头到尾照搬了高长荣的译本，译者却换上了新的名字；南海出版社擅自出版了黄锦炎的译本，中国戏剧出版社的某版本也大量盗用了黄的翻译内容；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百年孤独》，未经许可使用了吴健恒的译本。

目前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西班牙语系任教授的黄锦炎，不得不经常面对学生们拿着盗版要求他签名的情况，都被他一一拒绝了。“签了名我不就是支持盗版了吗！愤怒？不，我只是感到无奈。”

那些漫游世界的中国出版人

在中国出版人面前，与《百年孤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仅仅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有版权经纪人卡门?巴尔塞伊丝，他们习惯称呼她为卡门老太太。

代表新经典从卡门老太太手中拿过通行证的是负责版权贸易的猿渡静子，这个在北京大学取得文学博士的日本人，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她并没有经历过《百年孤独》在中国的热潮：“我也是到了北京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之后，才知道这部作品对几乎每一个中国作家都有巨大影响。”从2005年开始，猿渡静子每年都要写几封信到卡门的公司，表达自己想购买版权的意愿，直到2010年的春节，她才收到那封她等待已久的邮件，内容只有一个词：“同意”。

2010年10月，猿渡静子拜访了卡门位于巴塞罗那对角线大道580号的工作室，这栋四层楼的古朴建筑中，顶楼是卡门的住所，下面三层都是她的办公室。让猿渡静子感到诧异的是：“我还真没看到任何《百年孤独》的痕迹，她也没跟我谈过《百年孤独》对她的意义，甚至都没有谈过她最喜欢哪个海外版本。我只看到她跟太多西班牙顶级作家是有交集的，因为在她公司的墙上有很多作家的签名笔迹。”直至签定版权，猿渡静子也并未跟马尔克斯本人有过交流。

早在1998年，受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委托，林一安也曾光临过这里，与卡门商谈《百年孤独》的中文版权事宜。当天两个小时的谈话中，林一安面对的是卡门的不断发难：“老太太先问我：‘中国有没有著作权法？’我早有准备，把带去的相关资料给她看了。她又问我：‘你们翻译有没有保证？’我说：‘我给你发过传真，给你写过信，现在跟你交流的也是西班牙语，你认为以我这样的西班牙语水平，是不是可以担当《百年孤独》的翻译呢？我坦率地告诉你，像我这样的翻译家，在我们中国是比较差的。’”但版权最终还是没能谈成，“她口口声声说钱不是问题，实际上钱就是问题。当时上海译文希望我能以几千美金就把版权拿下来，一万美金是底线……最好不要钱。”卡门并未提出具体的版权费用数字，但林一安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有一百万，肯定就拿下来了。”

几乎是同时，陈众议也代表人民文学出版社跟卡门联系过，同样无功而返。“当时她要的具体价格我记不清楚了，至少也是六位数的美元。”陈众议很清楚卡门这样做的原因何在，“她曾公开在世界媒体上点名了几个‘海盗国家’，哥伦比亚和中国都在其中。她不管中国的体制是怎样，她总得要一个说法，就跟《秋菊打官司》一样，出版最好的办法就是——老账新账一起算。”

黄锦炎为中国版权的努力比林一安和陈众议要早10年。1988年，他在担任哥伦比亚一个工程的翻译时，结交了马尔克斯的弟弟：“我们关系很好，他带我去了马尔克斯的故乡，去看他们的旧居，当时马尔克斯已经定居墨西哥，那一年正好要回去，我就拜托他弟弟一定安排我们见一面，可惜那一次马尔克斯因为在委内瑞拉碰到车祸，受了伤没能成行，版权的事情也就没谈成。”

随着玩笑般“150年不授权”的传言打破，新《百年孤独》出版后，读者们开始了“究竟哪个版本的翻译更好”的讨论，甚至有好事者说：“我庸俗地希望再现当年博尔赫斯翻译大讨论、大吵架的胜景啊，翻译界多么需要讨论和争吵。

”

读者想看的掐架并没有出现——

新人范晔第一时间将新版《百年孤独》邮寄给了林一安和吴健恒，谦虚地声称“实际上我也没能翻出新的花样来”。

黄锦炎希望《百年孤独》有机会像《堂吉诃德》一样，“《堂吉诃德》现在有很多版本，各有千秋，从来没有听到这个版本说那个版本不好，同样的版本可以大家一起放在书架上，让读者来评价”。

吴建恒同样认为，《百年孤独》在中国可以是百花齐放。

林一安则私下给猿渡静子打了个电话：“我们不妨召开一个《百年孤独》研讨会，请《百年孤独》还在世的老译者参加，也请新译者参加，各方面的评论家和西语专家都来参与，大家一起来谈一谈感受……我们中国人只要有了钱，任何版权都可以买得来，但真正有质量、精品的翻译，不是钱可以谈得来的。”

而高长荣，已经去世11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