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造纸发明人是否是蔡伦的质疑，起始于宋。陈槱在《负暄野录》中说，东汉之前已经有纸，蔡伦不过是进行了改良。“盖纸，旧亦有之。特蔡伦善造尔，非创。”翰林学士苏易简亦质疑道：“汉兴已有幡纸代简，而未通用。”南宋的毛晃质疑得更加彻底：“俗以为纸始于蔡伦，非也。”更轻薄的质疑，则是质疑其动机：一个宦官，发明纸干什么？

质疑并非无理取闹。按《后汉书》的记载，蔡伦发明造纸术是“元兴元年（105）奏上之，帝善其能”。但在此之前，史籍中确实有几处关于纸的记载：据后汉应劭的《风俗通义》，“光武帝车驾徒都洛阳，载素、简、纸经凡二千两”；建初元年（76），“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永元十四年（102），“岁时但供纸墨而已”。《三辅旧事》记载的更早，西汉武帝末年，卫太子“以纸蔽其鼻”……蔡先生的头筹被人先拔了，祭伦情绪还算稳定，一个宦官，留着“艹”也没什么用。

上述早于蔡伦之前关于纸的记载是有争议的，争议焦点在于：它们到底是不是“纸”？是否符合学界关于纸的定义标准？中外对于纸的定义大同小异，西方的定义是：“以植物纤维层组成的纤维物，加工时高纤维之间产生的联结力相互交织的制品。”《辞海》则是：“经制浆处理的植物纤维的水悬浮起液，经脱水，再压榨烘干而成。”其中的核心衡量标准是原材料，即必须是植物纤维。

在此基础上还有一重检验程序——植物纤维的排布必须是无序的，方可称为“纸”。若是以棉麻类植物纤维经纵横经纬编织而成的书写材料，则不能称之为纸，那是文化衫。以此标准来看，蔡伦的产品确实是纸。《后汉书》说蔡伦造纸“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这些原料确实都是植物纤维，至于纤维布局，乱得像娱乐圈关系线。

但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蔡伦只是造纸术的改良者而不是发明人。早在蔡伦造出“蔡侯纸”之前，中国已经有了符合现代标准的纸。除了前述文献记载，更有出土文物支撑。1957年5月8日，西安东郊灞桥砖瓦厂在取土时，发现了一座不晚于西汉武帝时代的土室墓葬，墓中一枚青铜镜上，垫衬着麻类纤维纸的残片，经鉴定为“迄今所见世界上最早的纸片”。其主要原料为大麻纤维——读书会让人快乐，原来如此。

但这张“灞桥纸”稍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它作为纸的功能性不足，实际上是“铜镜下的衬垫物”。又因其中少量纤维呈现方式是同向排列，被认为不够纯粹；匀度也不大好，厚薄相差较大，虽然可以用作书写，但做杂用的可能性更大，属于过渡型半纸品。

灞桥纸发现后，又相继出土了金关纸、中颜纸、马圈湾纸等西汉古纸，但每次有新发现都引发争论。直到1986年于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放马纸出现，争议才停歇。这张断代为西汉文景时期的纸，无论材质和工艺，都符合纸的定义标准；此外，在功能上，它可以确定为书写材质——上面画了一张地图。西汉文景时期为公元前179年到公元前 141年之间，如此说来，中国的造纸术足足提前了两百多年，有歌赞曰：放马滩滴“汉纸”你威武雄壮！

放马滩纸的发现人为考古学家何双全。好事成双，1987年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中再次发现了一批“汉纸”。在为时三年的发掘过程中，该遗址共出土古纸550张，其中西汉纸297张。文物堆积的层次清晰，更加可信的是，出土汉简和古纸纽在一起。以古简断代，这批纸最晚不迟于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出现，更加明晰其功能为书写材质的，是其中7张纸上有西汉风格的书法。

出土文物证实，早在蔡伦之前中国已经有纸存在。如果按照悬泉置遗址的发现，中国发明造纸术的年代比蔡伦推前了93年。但这不能抹杀蔡伦在中国科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蔡伦的改良使纸张的成本、质量都得到了飞跃性的升级。蔡伦牺牲了头上的“艹”，将其换为++。功能 1，质量 1……行了，我编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