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戈还记得1995年的秋天，她在上海浦东机场的国际出发通道口与父母告别，一步三回头，泪眼迷蒙地踏上了留学的路。

18年后，与她当年一样的年轻留学生挥手离开父母，脖子上套着靠枕，排着长队，等待飞越换日线的长途旅行。与此同时，已经通过海关进入上海的旅客也如过江之鲫拥入浦东国际机场，不知其中有多少是归来的游子，再回来仍走这条回家的路，是掉头或换了个方向？

离家的愁绪与安检口金属探测器的滴滴声融在一起，而回家的感觉则像航站楼和磁悬浮连接处袭来的冬天的风。

上海世博会期间，浦东机场就曾举办艺术展“归去来兮”。2013年1月，上海双年展特别项目“明园·中山公园计划”之“回家的路——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特展”再次在浦东机场展出，主展厅就在2号航站楼和磁悬浮的连接处。

机场部门分工细，像一台精密的仪器，具体操作中，每一个想法都要打报告，等批文。

开幕这天，策展人肖戈一直忙到最后一刻。

“这一次我可以说是哭着过来的。”肖戈说。2010年，上海证大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在沈其斌的领导下用一年的时间协调了一个展览，在浦东机场的通道摆上很多唯美雕塑，这一次，负责展览具体执行工作的肖戈的任务是，在15天的时间内，将45个艺术家的当代艺术作品——其中包括几件硕大的装置，安置在机场内，并举行一个盛大的开幕式。

“按照正常的手续、批文走，机场方面其实是很讲道理的。但是我们这一次几乎用一种急行军、突击队的方式来做展览，等于是在不符合机场规矩的情况下要他们接受很多想法。这么多装置、多媒体等实验性很强的作品，在审美上我需要给机场领导适当地洗脑，而他们从自己的角度也在每天给我不停地洗脑。”

肖戈拿到的第一轮的机场批文上有30多个签名和盖章，这份批文得之不易，机场航站楼副总高峰和原证大美术馆副馆长黄晖为此做了大量的前期协调工作。机场部门分工细，像一台精密的仪器，具体操作中，每一个想法、每一个执行细节都要打报告，等批文，而这次的时间又是如此紧迫。

“我知道上海浦东机场为我们做了最大可能的开放了，加上证大集团的协助，但是以我们的速度还是觉得不够。而且作品难免会有所调换，因为价值观不一样，他们是从安全健康的角度出发，而当代艺术的主题总是有很多性、暴力、政治在里头的。我们每天都在磨合，从来没有觉得做一件事会这么困难。”

在机场展出的艺术品，是绝对不可以出现刀子和枪的，因为这些都不允许带上飞机；棺材也是禁止出现的图像，因为会使人联想到死亡；还有小便池，哪怕这一形象来自杜尚也不行，因为机场要讲卫生。

“一方面你觉得怎么会这么想，另一方面也觉得是挺有道理的。机场方面的出发点并没有错，要保证旅客的安全与健康。”

困难多多，同为策展人的邱志杰鼓励肖戈说：“我们是历史的草稿纸。”而展览的另一位策展人沈其斌则说：“我们做这件事既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名利，而是因为这件事是具有实验性的。实验性是当代艺术最重要的精神，恰恰是这种理想主义、这种实验性是我们共同追求的。”

在国外工作和生活的中国艺术家，做的东西从数量上和体量上都比他们留在国内的同学要少、要小。

“回家的路”有45位参展艺术家，包括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三代人。有上世纪80年代即赴海外闯荡的王度、杨千，有90年代离开中国的张琪凯、何昊远，也有80后留学生刘辛夷、叶甫纳等。此外，还有定居上海的德国艺术家柯罗夫（Rolf A. Kluenter），以旁观者的眼光来参与这次文化溯源式的讨论。

徐悲鸿、刘海粟那一代中国留学生，怀着救国理想，去海外学习西方的艺术教育技术，学成后立刻回国报效祖国；上世纪80年代离开中国的“四大金刚”则怀揣着被国际当代艺术界认可的理想，把中国当代艺术带向国际，与西方艺术家同台竞技；而如今的年轻海归艺术家，他们身上理想主义的成分少了，而个人奋斗的成分多了。

“他们在学习能力上强于老一代人，语言更好，能够更自由开放地跟新环境里的人去交往。他们也不会老是在唐人街里面，整个状态更开放。当然，成功学的考量非常多，会考虑在哪里能够混出来。”邱志杰分析道。

对于在海外学艺术的年轻人，邱志杰是慢慢感知到这样一群人的存在的。“我自己在当老师，总是有学生跑来问我：要不要出国？出国的话应该学什么专业？第二个经验是，我在国外看到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在那里学艺术，有一次我在Tate Modern （泰特现代美术馆）做讲座，讲完之后一群人围上来，都是中国留学生；我在柏林做讲座，等老外走光了，一群中国孩子在那儿等我要跟我喝酒。”

在邱志杰眼中，海归艺术家看过很多更好的东西，有更好的视野，他们所拥有的那种现场感，跟“偶尔出国去看一下，偶尔有国外艺术家来展出、做讲座”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由画廊、美术馆、公共艺术同时作用而形成的那种现场感是海外求学的核心体验，他说，很多人在国外待了那么多年，迷恋的就是这种现场感。

然而，国内艺术圈有另外一种生机勃勃的气场吸引着海归艺术家。上世纪90年代以来，艺术全盘市场化，最受欢迎的中国当代艺术家早已过上了“大腕”的生活，名利双收。而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也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

“国内赚钱的机会更多，但也不光是钱的问题，整个国内艺术圈有一种对时间和空间的野心。年轻人想要搞定一个大空间，或者他毕业几年之后开始有人认识他，有人给他出材料费让他做大的作品，有美术馆给他大的空间让他来展出作品，他在这样的环境里得到比较大的伸展空间。”

相比起来，在国外工作和生活的中国艺术家，做的东西从数量上和体量上都比他们留在国内的同学要少、要小。毕竟中国更便宜，一个年轻艺术家很快就可以租到一个大工作室，做比较大型的东西。

国内的种种优势，强烈地吸引着海归艺术家，但他们也有矛盾，不愿放弃海外的种种规范、便利和“现场感”。肖戈描述本次展览的参展艺术家的状态时说：“他们之中有些人已经‘海归’，渐渐融入本土艺术圈，有些人则还在归与不归之间徘徊，试图找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平衡点，找到属于自己的‘回家的路’。”

“机场就是古代的长亭，大家‘年年柳色，灞陵伤别’，各种爱恨情仇在机场高度发酵。”

从2012年10月一直持续到2013年年初的上海双年展已经接近尾声，这次，邱志杰第一次将上海双年展拉到了国际水准，使其成为了亚洲最大的双年展。

主题展严密，城市馆感性，看过“上双”的人都赞城市馆移步换景、耳目一新。邱志杰笑道：“我也知道城市馆非常好，事实证明城市馆这个模式是有效的，你把平台开放给大家，每个人都不会糟蹋这个平台，每个人都想要尽可能地展现自己的魅力。而且30个城市馆有30个策展人，你3个策展人再厉害来做主题展也做不过30个策展人，他们付出的力气也是很厉害的，因为城市馆之间有竞争。”

他补充道：“城市馆是一个好模式，但是如果没有主题展只有城市馆，大家就会觉得这个双年展很糟糕。主题展和城市馆是骨和肉的关系：主题展拉起骨架，城市馆各种各样的议题在这个骨架上展开，才呈现出丰富性而不显得混乱。”

“中山公园计划”是邱志杰藏在上海双年展中的一个伏笔，将当代艺术的议题带向中国社会现实的腹地。“它由一系列城市空间中的艺术项目构成，如在漳州、厦门、泉州城市群的各个中山公园及在台湾所辖金门、淡水、花莲等处展开的各种展演。”

“回家的路”是“中山公园计划”在浦东机场的一次实验。浦东机场年均客流四千万人，加上接送客群，年平均使用者达八千万人以上，在这样一个空间展示当代艺术，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机场跟某些特定的情绪有关，跟记忆、期待、留恋有关，所以在作品的考虑上要注意这些特点。机场就是古代的长亭，大家‘年年柳色，灞陵伤别’，各种爱恨情仇在机场高度发酵，各种时尚也在机场密集地被展示，在机场展示的当代艺术，如果我来做，会特别期待去做和记忆有关的东西，因为机场是连接这里和远方的地方。”邱志杰说。

在参展作品中，肖戈特别喜欢张琪凯的“船”。这件多媒体装置叫做《运载》（2008），艺术家在一条旧船摆满14部老式电视机，分别播放巴黎、米兰、伦敦、北京、上海、香港等大城市地铁中的图像，不同时空、种族、年龄的乘客，仿佛被无意识地运往了同一个目的地。

艺术进入城市空间，是在人类文明最初阶段就已出现的事，今天往回看，西方艺术史上的大师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其实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公共艺术家。

但是，当当代艺术进入公共空间，却面临着一个传统艺术未曾遇到的挑战：他们与消费社会的紧密相关性，常常让观众分辨不清公共空间内的当代艺术是消费品还是艺术品。

“只能说我们的公共艺术还没有找到妥善地在公共空间、商业空间中放作品的办法，因此才需要大量的实验来找出这些办法。”邱志杰说，“这个办法肯定还没有找到，但是这种空间发展得这么快，当代艺术肯定要想出应对的办法，来使用这些空间。躲进美术馆不是一个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