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影视剧正在把镜头对准母女关系。母女之间的依恋、纠葛、控制，成了情节中重要的情绪钥匙。这并非巧合，“母女纠葛”正是许多女性正在经历的现实。

那些让人特别痛苦的父母，日本人创建流行词“毒亲”来形容。“毒亲”的衍生物如此之多（国内类似概念是“父母皆祸害”），日本的不少漫画、访谈节目、电视剧与电影，都受此影响。而这其中，“有毒的母亲”又占了很大比例。

日本人似乎更敢拍悲剧。由凑佳苗同名作品改编的《恶毒女儿·圣洁母亲》便是一部社会问题剧。母亲以守卫的姿态掌控着女儿的人生，女儿非常痛苦，做出了不可反悔的事情——“圣洁的母亲”恰好是种悲哀的反讽。

但如果只谈“有毒的母亲”，母亲的困境便被忽略了。母亲贡献了自我，她们的劳动是儿女成长的养料。而母亲看不见女儿的痛苦，正因为她的痛苦从未被他人正视、被自己理解。

20多年来，日本学界一直有围绕母女关系的相关研究，如1998年出版的《内在妈妈控制着一切——入侵我们的母亲很危险》（斋藤学著），2008年出版的《母亲控制着女儿的人生——为何“弑母”如此之难》（斋藤环著）、《妈妈的无法承受之重》（信田小夜子著）……这些都是基于母女关系心理咨询案例的作品。而母女主题的漫画、小说、影视，也在20年间反复掀起讨论。

在国内，虽然有些涉及母女关系的20世纪90年代小说，但真正涌现讨论热潮的时期，要往后推到最近四五年（与相关电影同步）。

母亲爱儿子，就如爱他者。这种爱并非次要等级的爱。正因为他者是与自我不同的，母亲才能更自然地接受儿子生理、心理与自己不一样的事实；他者也是神秘的，鲜有母亲要求儿子过一遍她的人生。

但母女常常彼此纠缠。母亲将女儿当成了自我的延伸。一方面，它造就了一种迷人关系——母女关系是深刻的，母亲的一部分会在女儿体内活着。另一面，它也造就了痛苦——不少心理咨询室里，都是女儿控诉母亲边界感模糊、控制欲超越寻常的场景。

与许多研究母女关系的学者一样，我观察母亲，是从“我不想成为像母亲一样的女性”开始。

母亲并不强势，但她总是默念种种规范：“女性该怎么样”“女性该如何活”。那些话并不只出于我母亲之口，也来源于她所生活的年代与小社会。你知道母亲的话并不永远正确，但它们将如飘浮的咒语，永远地悬在女儿的生活上空。

在许多心理分析文章以及女性主义对谈录里，我看见女儿们在故事中剖开自身，讨论复杂纠缠的母女关系。不少书里也提到了母亲的语言魔法。

这并不只是一种个体体验。近十来年，越来越多心理咨询师、社会学家将母女关系视为重要的问题。正因为女性身处被压缩的现代化进程中，母女面临完全不同的女性生存现实，冲突才会愈加明显。

《身为女性的选择》中，上野千鹤子指出母亲身上存在的双重矛盾：母亲希望女儿要有“女人味”，但是“只当女人还不够”——希望女儿得到自己未曾有的东西，如事业、学历；但又不希望自己的人生遭到否定，于是督促女儿结婚生子、照顾家庭。

在《厌女》的章节里，她还提到母女关系的变化——在以前，“结婚为切断母女关系提供了一个社会性的契机，嫁出去的女儿是别人家的人”，而“女儿出嫁以后母亲仍能支配，是近代以后的现象”。

重要的社会背景是，少子化、家庭的养老成本急速增加的现实，也反推女儿成为“儿子”、成为父母养老的主要责任人。但是面对日本的就业冰河，许多女儿难以承担养老成本。

日本的社会学家水无田气流，在《危险关系：母亲与女儿的相处之谜》（斋藤环著，以下简称《危险关系》）里，提出了母女关系的代际观察。

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女性中家庭主妇的比例达到最高，那一代人和孩子的关系相当别扭——她们的孩子是“第二次婴儿潮一代”，也被称为“失去的一代”（Lost Generation，泡沫经济后，面临着就业冰河期的一代大学毕业生），这是经济社会结构差距最大的两代人。

对“失去的一代”的女儿来说，继承妈妈的路径，找一个像父亲一样买得起房子、负担一家生活开销的丈夫，实在太难了，“当前的社会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成为像母亲一样的女儿，几乎不具备现实性。

近几年，不少青年导演的作品聚焦于母女关系，杨明明的《柔情史》（2018年）便是较早被关注的电影之一。

《柔情史》里有许多母亲对女儿的监控细节——吃饭姿势的规矩、喝牛奶的礼仪、刷碗的步骤乃至洗漱用品的摆放方式。通过身体和空间的监管，母亲完成了心理层面的“控制”。而互相看不顺眼的这对母女，却离不开彼此。

为何母女如此纠缠？首先是，母女共有“女性的身体”。

月经、妊娠都是女性独有的身体体验，母亲传授身体经验，同时也传递着思想。陈染的小说《与往事干杯》里写，母亲教慌张的女儿应对初潮，并告诉女儿，这道“伤口”几十年都不会弥合，“伤口”也会长大，在这“长大”之中，女孩成为了女人。

日本心理学家斋藤环在《危险关系》里说，“健康男性的身体可以说是‘透明的存在’”，男性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意识不到自己的“具身性”（除了性行为时）。但女性不得不意识到自己的“具身性”，她们更平常地感受到身体的违和，比如月经。

▲《危险关系》
［日］斋藤环著，高璐璐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7

他还写道，女性被迫感受自己的身体，也是因为性别偏见。社会对女性的想象，是要她们拥有“女人味的身体”，包括所谓的“女人味”的教养，但又要求她们压抑主体欲望，拥有“女人味的态度”（也就是日本流行语里的“女子力”）。

母亲对女儿的教育，几乎都是从无意识地控制女儿的身体、要求“身体的同一化”开始的。母亲通过“压制”，往女儿的身体里植入自己的话语；通过“奉献”（受虐式控制），让女儿感应母亲的痛苦，产生负罪感；通过“同化”，把“重新过一次自己的人生”的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

母亲对女儿的控制，并不一定意味着暴力，相反，它有时通过牺牲——“我是为你好”，完成运行。而女性会更明显地感受到责任感、负罪感。在心理咨询室里，哪怕再讨厌母亲的女儿也会说：“如果发生了战争，我肯定背着妈妈一起逃跑。”

母女之间的独立性是更模糊的，有时母女俩会在身体上极端亲密。在小说《两个人住》里，角田光代描写了让自己不适的画面：母女相互穿内衣给对方看。角田说，她曾听同龄朋友分享自己的故事：女儿一度非常尊重、认同母亲，和母亲非常亲密，直至发现自己被母亲偏执地控制，发现“这不是我的价值观”，随之猛烈转向憎恨母亲的立场。

许多女儿，深刻体验到母亲与自己的身体连接，亦要在某个阶段，逐步剥离体内母亲的暗影。

母亲是女儿第一个深入观察的女性样本，形塑了女儿最初的世界观。而成年后的女儿，往往以妈妈作为对照，思考、继承或者逃离原本的身份。

可如果只有来自女儿的视角，母女关系就不会如此复杂缠绕。

埃莱娜·费兰特曾经有点夸张地说，除了母女关系，她似乎什么也没写。小说中，她既是母亲又是女儿，不断切换着叙述的视角。

“那不勒斯四部曲”里，母亲曾经是女儿要逃离的“故乡”，女儿们为此学习了新女性的语言以及属于城市的生活方式。而在《烦人的爱》《暗处的女儿》里，她更贴近母亲的处境。

《烦人的爱》里，女儿成为父亲的帮凶，监管美丽的母亲的身体，不自觉地对妈妈的穿着进行控制。在女儿面前，母亲用宽大、破旧的衣袍藏起身体。直到母亲去世以后，女儿才发现母亲的秘密——在打满补丁的旧衣之下，是母亲精致的内衣。

《暗处的女儿》里，女儿控制母亲，是通过无意识地侵占母亲的时间、空间、精力、情绪乃至身体完成的。想要逃离的母亲，最后又选择回去。

费兰特笔下的不是先锋女性，当她们想要逃离时，必须与内心另一股力量纠缠。“这些母亲姿态卑微、不顾一切，而且很痛苦，一次次产生重生的想法，但最后又不了了之。”母亲需要面临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当代的女人，我能不能让我的女儿爱我，我爱她们，但不用牺牲自己的全部，也不用因此痛恨自己。”（《碎片》，埃莱娜·费兰特著）费兰特还提到：“我们作为女儿，也会像裁缝一样，包裹母亲的身体。” 

近些年，国内涌现了许多展现母女之间故事的文艺作品，如《这个女人》《但愿人长久》《当我走近你的时候》。其中，杨本芬的小说还原了妈妈的人生，同时，她也不再只是别人的外婆、妈妈，她以讲述者的身份被重新看见。母亲故事的重述，就是揭开“包裹着母亲身体的一层层包袱”的重要动作。

在和斋藤环的对谈里，心理咨询师信田小夜子说，缓解母女关系，理解是起点，“不是说只去理解社会构造，而是去理解横亘在自己和妈妈之间的到底是什么，这些又是如何在历史中形成的，做到这一步可以说已经解决了七成。”另外就是“放下想赢过妈妈的执念”，或者将执念分享给有相同经历的人和心理咨询师。

“妈妈，是无敌的存在。”信田小夜子说。即使妈妈外在弱势了，她还是会“变强”，她的血压、血糖会升高。从这个意义上，女儿是绝对会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