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艺术家包泡叫我去看他在宋庄的个展,现场非常震撼,上百套红卫兵的铺盖,整齐地排列成一个静默的方阵。历史仿佛还在昨天,年轻的红卫兵如一去不回的孩子,“红色铺盖”留在原地,但他们就此在历史中消失。
老包打电话通知时,我正在香港,刚买了几本港版书,有蒯大富回忆录、上海工人造反派史。现在70后已经不知道那些当年的红卫兵明星了,“蒯大富”三个字更似人间蒸发。用时髦的词,历史就是这么“吊诡”。
包泡这些年致力于收集各种“文革”日用品,比如热水瓶、镜子、茶缸、粮票、毛巾、帽子、钢笔、收音机、徽章等,最多的是这次接近一支部队编制的上百套“铺盖”,每一套包括被子、军用书包、红卫兵袖章、军帽及毛主席像章。这些物品毫无例外印有毛主席头像及“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万岁”、“大海航行靠舵手”等字样,头像四周还有一圈光芒。
“万岁”、“万寿无疆”是封建帝王的祝词,头像周围万丈光芒则是中世纪耶稣像和中国民间观音像的宗教神化形式。在展厅里,包泡不满有批评家将他的展览与最近的唱红歌联系起来,他坚称两者不是一回事。的确,主流红歌反映中国革命理想主义及正义的一面,包泡的红色器物则反映中国革命的悲剧性一面,即极左革命文化中的封建专制主义、宗教蒙昧主义的因素。
对革命现代性的文化反省在中国一直没有得到深入,尤其是当代艺术三十年,对毛泽东、“文革”及红色符号的使用,实际上处在一种肤浅的后现代语言游戏中。比如给毛穿上花衣服、在毛脸上涂胭脂、让毛与玛丽莲·梦露坐在一起。这只是对极左的红色文化采取一种简单的轻蔑主义,表示今天时代摆脱魔咒后的优越感,但没有真正对中国革命进行深层的反思。
包泡有一部分装置亦使用了后现代的波普手法,但他的作品丝毫没有时髦的顽世游戏感,而是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感伤。一排排铺盖在宋庄美术馆光线阴晦的大厅一角无声躺着,如同一座座青春的坟堆及墓碑。包泡尽管未找到讨论及表达这一领域思考的真正语言,但他以最朴素的方式回归了一种庄重的美学。
极左时代的红色文化在以各种方式被重新观看,“文革”出生一代的顽世主义和政治波普以玩世不恭和后现代轻蔑的态度来游戏革命文化,更多的包泡同龄人重新怀旧,70后、80后一代则为极左时代艺术的力量感和真诚性震撼。刘春华的《毛泽东去安源》、王式廓的《血衣》、四川的《收租院》、“文革”海报甚至样板戏,不仅在拍卖会上炒出天价,还在学术上被视为代表中国本土的现代艺术。
可能人们对当代艺术中的消费美学、艺术商品化及语言的西方化感到失望,开始重新关注这个时代所缺乏但上一年代所拥有的特征,但我很怀疑这类极左年代艺术的精神力量和真诚感的价值。中世纪蒙昧时代、斯大林专制时代、希特勒的纳粹时期的艺术家及作品都具有今天商业社会稀有的力量感和真诚性。资本及多元主义带来的消费文化,尽管让我们觉得矫饰和不能承受之轻,但我认为还是要比收租院、血衣、样板戏更有价值。因为这让我们活得更像一个人。
上世纪70年代的意大利电影《午夜守门人》讲述过一个专制主义的虐恋寓言。一个女囚在集中营被纳粹军官强暴并一直被性虐。二战后,成为逃犯的军官再度与女囚相遇,女囚不仅未将其告发,反而将其藏匿并与其相恋。电影揭示了一种有关专制主义强暴的心理关系,即被虐者因为长期被虐形成一种适应化习性,并对施虐者产生心理上的依赖感。一旦施虐者消失,被虐者会非常不习惯甚至产生怀恋。因为施虐/被虐的历史已构成他/她一生中最重要而深刻的虐恋记忆。
在某种意义上,极左年代的艺术也有一种革命的虐恋记忆。作为60后,我这一代成长于伤痕文学和思想解放相伴的三十年,我们有责任推进一种有关中国革命的精神分析,但不应该重温极左年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近一个世纪为民族拯救而酿成的伤痕深处获得真正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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