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夸张地说，榫卯的出现，为中国人的生活空间提供了某种自然美学的参照标准。

被外界鼓吹为“融力学、数学、美学和哲学为一体”的榫卯结构，确实担得起如上的赞誉。这种无需借助钉子等硬金属，便能连接不同物体的结构方式，与中国人传统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不谋而合。

最为关键的是，与其他依靠硬金属连接组合的结构相比，榫卯不会“锈（秀）”。这种俏皮的谐音式解读，兴许也是国人 “不张扬、求务实”的传统思维在空间结构的一次双关表达。

2014年，李克强总理向德国总理默克尔赠送了一份“神秘礼物”：鲁班锁。根据“榫”“卯”相互契合的原理，鲁班锁由六根内部有槽的铝合金条组成，铝合金条在横、竖、立三个方向各两根凹凸相对咬合在一起，由此形成了一个内部卯榫相嵌的结构体。

鲁班是中国工匠鼻祖，鲁班锁代表的则是一种中国“工匠精神”。如果说“榫”和“卯”几乎伴随了中国古代人造房子、建空间的整个过程（古代的民居、宫殿等均由木头所造），那么鲁班锁也与七巧板、华容道、饮水鸟等智力游戏一道，让民间智慧和空间创意不仅仅停留在“一榫一卯”的“一凸一凹”上面。

“榫”“卯”的成就在于，用最简单的方式让彼此毫无关联的物体相互连接，“墙倒房不塌”的说法也就此传播开来，这也使外国人每每见到如世博会中国馆等类似建筑时都会大呼吃惊：他们无法理解那些头重脚轻的建筑是怎样做到屹立不倒的，也无法想象最下层的展馆是如何承受起垒砌斗拱的“千钧之重”的。

“榫”和“卯”奠定了传统空间的结构方式，也提供了一种自然美学的参照标准，而鲁班锁则让传统空间结构从底层走向精神领域。至此，民间手工艺实现了一次升华和飞跃。

“一桥、一塔、一寺、一城”让空间走向多元和整体。

榫卯创造了一种特殊的空间连接结构，而此后以“一桥、一塔、一寺、一城”为代表的古代建筑群，则让建筑空间由单一结构走向多元的整体构架。

英籍科学史家李约瑟曾这样评价李春及其建造的赵州桥：“在西方，圆弧拱桥都被看作伟大的杰作，而中国的杰出工匠李春，约在610年修筑了可与之辉映，甚至技艺更加超群的拱桥。”

赵州桥首创“敞肩拱”设计，大拱两肩砌有四个并列小拱，既节省了石料，又减轻了桥身重量，同时还增强了桥身的稳定性。这是世界上至今保存最完好、最古老的一座单孔大石桥，也是国外诸多桥梁在开建前必须参照的经典案例。

虎丘塔则是江南水乡古建筑的一张漂亮名片。建于961年的虎丘塔是苏州目前最古老的建筑，被称为苏州的“城市代言人”，也是老苏州和江南地区的地标性建筑。

同时，虎丘塔也可以算是中国“最西化”的建筑。自1368年的那一次微微倾斜起，它便跻身世界八大最斜古塔之列，成为国内仅有的能与意大利比萨斜塔叫板的古建筑。这个苏州传统地标见证了唐宋以来苏州和江南城市经济、贸易的繁荣。

和赵州桥在桥梁界、虎丘塔在古塔界的地位类似，白马寺被称作“中国第一古刹”。

两千多年前，当时社会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而从西域前来的高僧所带的佛经、佛像等都是由一匹白马驮载而来。这座洛阳东郊的寺庙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寺院，于是中国大德们把这个寺庙命名为白马寺，以纪念马这种特殊的交通工具。

白马寺体现了封建时代建筑的典型特征。它既是汉传佛教史上的第一座寺院，又对汉地佛教有着标志性意义。这种信仰佛教同时又秉持传统建筑风格的寺庙，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北京法源寺、大同华严寺、杭州灵隐寺、成都昭觉寺……

中国建筑界最气势磅礴的“城市化建筑”，是紫禁城。这个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代皇宫建筑群，通过“前三殿”和“后三宫”的建筑形式将封建王权意识表现得登峰造极的同时，也为北京城的城市规划展示了一个微缩版的范例。一个遵循“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紫禁城，也映照出一个“方方正正、环环相扣”的北京城。

一座城市里的建筑越高越大越另类，城市参与全球化过程中所秉持的底气就越足。

长按快进键，让我们从古代飞越到21世纪，中国建筑的空间意义，完成了政治属性、宗教功用，逐渐转化为文化传递、群体意识的反映，进而成为城市形象和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另类表达。

这里依然要提到保罗·安德鲁。这个留着大胡子的法国人在千禧年完成的国家大剧院，成为中国建筑与公众互动并完成自我表达的一个标杆。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中国公众在2000年前后开始参与城市公共建筑的讨论和评价。2000年俨然已成为这样一道分水岭：从这一年起，中国公众开始真正进入建筑审美的公共阶段；也是从这一年起，中国建筑开始显现“西化”的倾向，邀请国外建筑师设计建筑的做法开始在业界流行。

在此之后，建筑与文化、经贸、全球化等概念产生了不可言喻的微妙作用：建筑越来越成为城市文化和国家形象的表达；建筑的高下优劣，与城市和国家的经济基础息息相关；一座城市里的建筑越高越大越另类，城市参与全球化过程中所秉持的底气就越足，竞争力就越强。

与此同时，中国公众的“建筑审美”也开始进入新阶段。

与以往的漠然和事不关己相比，互联网唤醒了公众的表达欲，在网上冲浪时他们开始养成对公共事件争先表态的习惯。

2000年，此前被公众漠视甚至忽略的一些外形奇特的公共建筑，以一种迅猛的态势被网友发现，讨论进而升级为调侃甚至谩骂。通过寻找和新建筑类似的意象，网友变为想象家和段子手，我们如今依然张口就来的“大裤衩”“开瓶器”“鸟巢”和“土豪圆”都来自那个建筑被公众化表达的年代。

此后，随着中国各城市创新型建筑的增多，公众与建筑的关系不再是“毫无缘分”。城市里的新建筑和公众口中的新评论，在那个时期形成了双向互动：奇奇怪怪的建筑催生了网民的各种发言和讨论；与建筑相关的公开发言遍地，这也让更多的新点子、新想法和新建筑风格被实验在各大城市里。

但不管怎么说，国内建筑的形式和功用，在2000年之后确实大大地增强了。2012年，建筑界的最高荣誉——普利兹克奖授予中国建筑家王澍，间接显示了建筑界里“世界”对“中国”的肯定。

“因为建筑而产生的城市问题、因为城市而出现的社会问题当然难以避免。”

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在空间规划方面总体遵循“恢复与发展”的原则，“从乡村走向城市”成为各城市规划过程中的主线。在经历短暂的“学习苏联规划和建筑”阶段后，建筑设计由最初的“建物不建人”，回归“以人为本”的宗旨。

“2000年前后，中国城市走入建筑创新的阶段，也走向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时代前沿。近20年建筑空间的演变，以及城市化的潮流，都是对20世纪的一次补课。”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冯原说。

2008年的奥运会无疑是中国城市规划和建筑创新的一个关键节点。北京市政府提交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为此后20年北京城的发展提前做好了规划，“两轴、两带、多中心”的空间结构被确立后，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馆（水立方）、国家体育馆、国家会议中心、奥运村等建筑纷纷以引入国际竞赛的方式在北京立起。

更明显的空间变化体现在深圳。“效率至上”的原则在深圳的建筑更新速度上得以体现，冯原认为，这是中国城市和建筑在过去几十年里蕴藏的力量在2000年后得到的一个完全的释放和反弹。他用“反弹力”来形容城市空间规划在近20年的变化趋势，而那些现代化的建筑，则有点像全球化资本和中国在互动过程中实现的一次集中爆发。

这种“反弹力”有多强，当代中国城市和建筑“补课”的强度就有多强。“迅速发展的状态肯定有很多问题，但‘发展压倒一切’的潮流不可阻挡。因为建筑而产生的城市问题、因为城市而出现的社会问题当然难以避免。”冯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