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玛才旦还记得，小时候他家乡附近的山上，空寂辽阔。放羊时，会听见草丛深处有歌声。循着声音，深一脚浅一脚找过去，会发现一些小匣子，“就像放糌粑的小匣子”。匣子里总有人在唱歌，他听到最多的，是《东方红》。有时，也会是《一块红布》。匣子外面写有汉字，那时的他，还不认得。抓在耳边听久了，那些天上掉下来的歌，慢慢暗哑弱下去，伴着山坳鼓来的劲风，消失在山谷里。

后来他知道，那些小匣子，是从高空跌落下的人造卫星。那是青海安多藏区的山地，万玛才旦成长的地方。他今年46岁，离开家乡已近20年。可整个少年时期的记忆和情绪，总在他脑中挥之不去。广袤的群山，绵延的孤绝，那极具荒诞的天外飞来的星宿，以及整个藏地带给他的对人世的感受……万玛才旦写作时，会本能地把它们写进小说里，拍电影时，会把它们浓缩在胶片中。

短篇小说《一块红布》中，少年乌金扯下蒙在眼睛上的红领巾，惊讶地听到人造卫星里沙哑的声音：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电影《塔洛》中，孤独的牧羊人返回大山深处，想起那375只羊和一种似乎叫做爱情的东西，茫然四顾，缓缓点燃手中一枚驱狼的烟炮，砰——他的世界暗了下去。

不知乌金们和塔洛们，身体里住着多少万玛才旦，但万玛才旦塑造了无数个他们。离开那座山时，万玛才旦告诉自己：我要当作家。来到北京前，万玛才旦对自己说：我要拍电影。如同被命运选中，这个藏族人，成了从文字出发，要走进电影史的人。从《静静的嘛呢石》到《塔洛》，十几年来，他写的、拍的、打磨的，都是藏地的人、藏地的事、藏地的日常与情怀。他被称为第一位走向世界的藏族导演，坚持汉语写作的藏族双语作家。

远离喧嚣时，他才会揭开自己的野心：去掉符号，就是导演万玛才旦、作家万玛才旦。

“那种孤独感，能帮助一个人抵达创作的本质。”

北京冬天，一个雾霾的早上，万玛才旦和西德尼玛坐上飞机，目的地是台湾，四小时后，金马影展在对岸等着他们。两人的神情，庄严中带点隐秘的松弛。不仅因为电影《塔洛》刚获得金马四项提名，更值得纪念的是，西德尼玛——塔洛的扮演者，有了“身份”，他办了出境证件。两个月前的威尼斯影展上，《塔洛》入选地平线单元，但“塔洛”缺席——和万玛才旦笔下的塔洛很像，西德尼玛从未有过护照。

同是青海安多人，西德尼玛是万玛才旦的老友。他是藏地有名的喜剧演员和诗人，一条留了17年的辫子，一度是他的形象符号。“塔洛有条小辫子，一直在后脑勺晃来晃去。”万玛才旦在构思小说《塔洛》时，这句话第一瞬间闯进脑子，撞开了后面的浩荡思绪。他找到西德尼玛：我要把《塔洛》拍成电影，你就是塔洛。

故事从山里来。一个记忆力惊人的牧羊人，经历过“文革”，未出过大山；人到中年，才被迫要办第一张身份证；在寻找身份的过程中，遭遇了撞痛他的爱情，以及触碰现代文明时难以承受的慌乱与失措。《塔洛》是万玛才旦的第五部电影，他第一次尝试用黑白影像。那个色彩浓郁、符号性强烈的藏地，一再被他降温、降色，调至一个接近永恒的黑白世界，一个如同交织着黑泽明与小津安二郎的矛盾又和谐的影像世界。

“塔洛的精神世界非常简单，价值观非黑即白。羊放好了，就重于泰山，羊死了，他就轻如鸿毛，他身上有那个特定年代的烙印。” “文革”期间，很多藏人并不识汉字，要背语录，就用诵经的腔调，完完整整背下来。万玛才旦刚学汉语时，背课文，也要靠诵经腔。塔洛放羊的那座山，也是他放过羊的地方。“那种环境，更适合黑白表现，有种美学和氛围上的考量。”他曾说，放羊的经历培养了他孤独的感觉，“那种孤独感，能帮助一个人抵达创作的本质”。就像他笔下的故事，总发生在冬天，因为“环境比较悲凉”。勤于笔耕、善于驾驭影像的万玛才旦，至今仍是个讷言的人。他的言谈气质与作品惊人地一致，连笑都有一种美学上的克制。

电影里，塔洛剪去了小辫子。因为山下那个短发的藏族姑娘，他觉得他遇到了爱情，他内心那座山，飞遍野鸟，羊群四散。镜子里，塔洛打量着自己，听天由命般，剪掉了山里的过去。他赌上了自己的全部家当和信仰。万玛才旦说，塔洛（Tharlo），在藏语里是“逃离”的意思。

再回到山里时，他失去了一切——既失去了爱情，也失去了身份，甚至失去了记忆。一个没了小辫子的陌生的自己，磕磕绊绊地背诵着《为人民服务》，也磕磕绊绊在迷茫的大山里。塔洛信仰的那个世界轰然倒塌，一切都轻如鸿毛。

飞机上的西德尼玛也成了光头。塔洛背叛过去的那一刻，也是他在现实中“为艺术献身”的时刻——17年的辫子，永远留在了万玛才旦的电影里。刀起发落的一场戏，所有人都屏着呼息，在心里做了一场告别。如今在藏地，已经很少有留辫子的男人了。

万玛才旦像个冷静的窥视者，戏里戏外，记录着一切的发生、变化、无声的巨浪。

那些村庄、街道、小人物的生存，一些说不清的气息和藏地很像。

一张上世纪80年代的黑白照片中，青涩的万玛才旦和老同学，像在照相馆拍证件照的塔洛一样，端坐镜头前。20多岁的藏族小伙子，腿上已是时髦的牛仔裤。像是巧合，他拍过的唯一一部非藏族题材作品，就叫《牛仔裤飘荡在1983》。“80年代的一些风潮在藏区也一样。”他的电影里，传统藏戏上演时，一旁年轻人穿着牛仔裤在打谷场扭起迪斯科——现在回想，便丝毫不觉得突兀了。他来北京15个年头了，开始准备第六部藏族电影。他16岁的儿子，去年也被送回青海一座寺院学习藏语。一切看似惊奇的故事，其实都是日常，就像他的电影风格。

万玛才旦故乡的家，是个半农半牧的地方。放羊时上山，上学时就回到黄河边的村子。80年代， 国家水电部为修水电站，在那盖起房子建起礼堂。 “一到周末就放电影。除了《地道战》、《小花》、《齐天大圣》，最难忘的是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佐罗》，还有南斯拉夫的《桥》，当时都看了。”戴锦华一次和他聊天，吃了一惊：原来你小时候看的电影与内地的大城市完全同步啊。

他在家乡度过了青春期，边写小说边当了几年老师，又“内心不安分地”熬过几年公务员。2002年，他终于心一横，走出藏地，来到北京，端起了摄像机。他成为北京电影学院第一位藏族导演。直到2006年他拍出了《静静的嘛呢石》——这部处女作被视为中国百年电影史上第一部纯粹的藏族母语电影，他家乡的父母仍搞不清他跑去北京干什么，只知道儿子回乡反复在拍一个小喇嘛在村子与寺庙之间的故事。

万玛才旦的片子中，有着浓郁的伊朗电影的气质。《寻找智美更登》，几乎就是在电影美学上向阿巴斯的一次致敬。他至今记得，自己在电影学院第一次看阿巴斯电影时的震撼。那种素朴的深沉、克俭的力量，那些氛围和情绪，他在里面能找到自己。“那段时间，我集中把伊朗电影都看遍了。那些村庄、街道、小人物的生存，一些说不清的气息和藏地很像。” 阿巴斯也看过他的片子，在釜山电影节上，面对这位美学上的邻居，他觉得万玛才旦的影像气质，也像小津安二郎和布列松。

对于藏地题材，万玛才旦曾说，即使拿着同一个剧本，他和一位汉地导演拍出的电影，也一定大相径庭。他从来不去猎奇，他用最日常的眼光，记录着藏族文化，那些藏人的生活、情感和人性。一次他把电影带回家乡去放，露天草原，插上银幕，流动放映车， 35mm胶片。《老狗》、《寻找智美更登》、《五彩神箭》……这些在当地村子、寺庙、草原、山上取材的电影，乡人再熟悉不过，激动地像打量自己的生活，甚至不觉得像在看电影。“因为太像自己日常生活，有些人也说，没什么意思。”

更多非藏地的人，会在万玛才旦的作品里，感到一种隐隐的忧伤。那是一种不动声色的轰鸣，会给人情绪里留下余震。塔洛失去辫子的背后，巨大的安静里，是整个信仰的崩塌。《老狗》中的父亲，因为守护老狗，最后自己结束它的生命。《静静的嘛呢石》中，小喇嘛出走之后，命运的轨迹难以预料……直到几年后，跟踪记录的万玛才旦发现，小喇嘛还俗了，还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塔洛，都不停发生着逃离和回归。”万玛才旦离开故乡，也是逃离，他从未停止记录藏地，是更漫长的回归。

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其实是在西藏生的根。

在北京的大多数日子里，万玛才旦都是一个普通又儒雅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把家选在离市区2小时的京郊一隅，工作室也在那里。没有唐卡，没有佛龛和梵音，有的是他的电影海报、诗集、剪辑机。书架上，费里尼和伯格曼的碟片旁，是马尔克斯和阎连科。他偶尔也会花十块钱，去路边买张自己的盗版碟，因为影院里的版本（《老狗》）被改得面目全非。“导演花钱买自己的盗版，很荒诞吧。”他苦笑。

万玛才旦讲过一个故事，在藏地，有很多格萨尔的说唱艺人，功夫超群，他们能够滔滔不绝、几天几夜地说唱几部甚至几十部作品。国家为了抢救文化遗产，会把这些艺人请到城市里，给他们发工资，让他们每天对着机器说唱，录制。慢慢地，他们就说不出来了，好像那种超群的能力消失了。有点像塔洛，那种神奇的记忆力，会在某个瞬间消失。这一切既现实，又荒诞，像极了万玛才旦最想写的一类魔幻现实的小说。

“藏地作家作品中的魔幻性，是有现实依据的。在别人看来是魔幻的，在藏人看来是真实的。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其实是在西藏生的根。”万玛才旦庆幸自己远离故乡，也从未“脱敏”，始终敏感于真实日常背后的荒诞感。

他在拍的新电影，叫《永恒的一天》。“这会是一部最接近我小说的电影，也是一部真正魔幻现实主义的电影。”一个人在一天里，经历了春夏秋冬，经历了从童年到老年，经历了从生到死。蒙着一块红布的少年乌金成了主角，扯下那块红布时，他没有变，还是那个炽热的少年。

万玛才旦的红布，是他对电影和藏地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