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有个笑话，说新时代的五子登科是“票子、房子、车子、妻子和孩子”，五大件齐了，人生就圆满了。其实这说法压根不算新潮，倒不如说是传统，与古代人梦想中的光宗耀祖、封妻荫子，坐拥千顷良田，出行鲜车怒马如出一辙。

这种对物质生活的渴望，其背后是安全感的极度缺乏，需要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财富支撑脆弱心灵。古代人缺乏安全感是集体性症状，田野间、市井中、庙堂上，无一例外。农民和小市民自不必说，地主与富人怕政策怕官府，官员有伴君如伴虎之虑，即使是君王，也担心王朝倾覆改朝换代。于是，古代人苦苦追寻安全感，并确立了那个年代的“三大件”：土地、钱和儿子。

可是，拥有这三大件就能获得安全感吗？未必。因为这三大件本身便是那个时代的易碎品。

玩文字游戏的土地所有制

在农耕社会里，农民渴望土地，因为它意味着生活保障；地主和权贵同样渴望土地，因为土地兼并带来的是巨额财富；商人也渴望土地，因为“重农抑商”的传统，他们即使腰缠万贯，社会地位仍然低下，购买土地可改善其地位。

可是，在他们生存的时代里还有这样一句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么，土地到底是谁的？

让我们从土地交易讲起。中国历史上可考的第一次土地交易发生于西周，交易性质为抵押。那是公元前919年，矩伯分两次将一千三百亩土地抵押给裘卫，换来了两块玉、一件鹿皮披肩和一条花围裙。

可考的第一宗土地买卖发生于周厉王三十二年，即公元前846年。在强拆频起争议的今天，威廉•皮特的那句“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常被引用。周厉王的这宗土地买卖，其实也有几分对物权的尊重。

当时，周厉王为扩建王宫向鬲从购地，但没付现款，鬲从担心对方做老欠，周厉王的说法是：一定给钱，赖账的话，上天就罚我被流放。古人一向重视誓言，一个让百姓“道路以目”的残暴国王能发这样的毒誓，已属不易。但因记载缺失，谁也不知道这钱给了没有。“被流放”的毒誓倒不幸应验，五年后，因不满残暴统治，国人暴动爆发，周厉王仓惶出逃。

有人曾以此推断早在西周时已有了土地私有制和买卖。但在史学界看来，到春秋战国时，土地所有制才开始由国有逐步趋向私有。当时各国推行授田，《吕氏春秋》认为“分地则速，无所匿其力也”。被授之田仍是公田，不能买卖，国家还有随时进行重新分配的权力。但随着生产工具逐步进化，农民劳动能力和努力程度的差异，贫富差距拉大。富裕的农民不再满足于死板的授田，开始争取土地私有，以寻求更大保障。可以说，得到授田的农民就是自耕农的前身。

但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是个极模糊的概念。史学界曾认为，秦国商鞅变法时提出“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是在法律上确认了土地的私有和买卖。但根据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出土的秦简和秦牍，可知秦国实行的是授地制。《史记》曾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作《琅邪台刻石》，上书“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这已道明了土地的实质所有制。

名义上的土地私有倒也存在。同样是秦始皇，于公元前216年下令“使黔首自实田”。“黔首”即平民，只要私人向国家登记土地并交纳赋税，就拥有了土地所有权。另外，因秦汉时期土地交易频繁，还出现了买卖文书，受法律保护。

按常理推断，土地交易是私有化后才有的形态，也给农民们提供了愿景：只要辛勤劳动，咱也能变地主。但事实却非如此，在土地交易的背后是不同阶层对土地的争夺。

对于自耕农来说，依靠积累成为地主需要极大的运气，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维持温饱。其实历朝历代对这个群体都很重视，因为自耕农是赋税的重要来源，也承担着大量徭役和兵役，他们一旦因贫困而流亡，还会造成社会隐患。因此，历次“盛世”都有对自耕农的扶持，比如汉文帝时曾十一年未征田租。

但除自耕农外，同样渴望安全感的还有商人。历代王朝多推行抑商策略，以免商人威胁集权统治秩序。可此举也抑制了农产品的商品化，进而抑制了农业发展，同时导致了商人和农民间的冲突。如西汉初年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为改善社会地位，大肆兼并农民土地，晁错就曾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另外，地主为了寻求更大的安全感，也大肆兼并土地。

侯外庐曾说，“严格意义的土地私有权的法律观念乃是特定的历史阶段的范畴，不能任意用之于封建社会”。在集权政治下，所谓的“私有财产”从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保护。比如在传统司法中，籍没私财并无具体法律规定，全靠审判者临时决定。

至于赋税沉重，普通人甚至不愿再当“地主”。明代中后期，因为税赋沉重，出现为了避税，不受盘剥，自耕农或小地主举家连人带土地，投入高门大户为奴的现象，谓之曰“投献”。嘉靖、隆庆年权相徐阶家族拥有两万亩土地，其中大部分就是投献之地。

换言之，古代的土地所有制只是政府的文字游戏。“公有”和“私有”只是表面形式。历朝历代征收赋税也从不会先开个听证会，让民众表达意见，而是打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旗号，向“持有土地的人”索取利益。

跑不过通胀的古人储蓄

著有《银元时代生活史》的民国名医陈存仁曾回忆，当年家中分家时，先人曾说家中窖藏了二十缸银子，但最初只挖出了八缸。后来，有经验的长辈说再深挖试试，又挖出了埋在下层的十二缸银子。

这是古人储蓄的一种防盗方式。古代没有银行、没有保险箱，家中金银往往埋在地里。但埋法颇为讲究，不能一埋了事，而是挖深后分层放置，各层间往往用石板、砖块叠压，增加盗挖难度，以免被盗贼“一网打尽”。这也侧面体现了古人的储蓄观：攒一笔存一笔。

这些年来，考古挖掘发现了大量古人窖藏的金银。这些藏金未能被储藏者的后人取出，多半是因战乱或家中变故，但也有可能是因为藏得太隐秘，不但防了盗贼，连子孙后代也瞒过了。

所以，古人买卖房产时往往有“掘钱”条款。这笔款项由卖主向买主征收，作为将来可能挖到金银财宝的预估补偿款。沈括的《梦溪笔谈》中便有相关记录，官员张观买房时，卖家坚持索要“掘钱”，结果多付了一大笔钱才能收楼。大家都觉得张观吃了大亏，谁知他竟真的挖出一笔财宝。

古人爱存钱显然与缺乏保障、急需安全感有关。但在某些特定时候也有体现家族实力，商业信誉之功。比如清末晋商巨贾将经商所余，铸造银冬瓜、金罗汉便是极端例子。《清稗类钞》记载，晋商亢家为挤兑一家当铺，3个月拿出90尊金罗汉到这家当铺去典当，每尊典银1000两。并扬言：“俺家有这样的金罗汉500尊，还有410尊没拿来。”当铺受不了，只好关门了事。

历史上朝代屡屡更替，战乱频繁，贵金属有防身度艰之效，我们所熟悉的“盛世古董、乱世黄金”这一说法便基于此。

黄金作为货币被大量使用，始于战国时代。但古代中国在相当长时间里使用的主要等价交换物并非黄金，而是铜钱。

占据人口中绝大多数比例的农民与小市民，往往也没有大量藏金的能力，因此大多数古代人的储蓄实际上是“蓄铜”。如1967年冬天，湖北黄石发现一处钱窖，有重达22万斤的铜钱，据推测是南宋人所埋。

存铜钱有用吗？和平时代当然有用，但若王朝倾举国之力“办大事”，或社会动荡甚至战乱时，恶性通货膨胀就是一道击毁安全感的魔咒——你存了几十年的铜钱，可能连一斤大米都买不到。到纸币诞生后，恶性通胀的阴影更挥之不去。

以最有代表性的宋朝为例。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那个时代的工商业空前繁荣，北宋时期甚至出现了农耕时代罕见的现象：农业税仅占国家财政收入的30%，工商税却高达70%。

在这种大繁荣状态下，纸币诞生了。当时，四川通用铁钱，十文铁钱才抵一文铜钱，买东西动辄要扛数十斤铁钱，十分不便。于是，四川老百姓发明了交子。起初，交子只是存款和取款的纸质凭据，后逐步代替铁钱，成为可流通的纸币。

纸币诞生之初就敲响了超发警钟。一些钱商滥发交子，恶意欺诈，造成社会动荡。为保证交子的币值，政府先是严选十六户富商作为发行交子的特许经营商，并严格监督其印制、发行和经营。至宋仁宗时代，将交子发行权力收归国有，宋徽宗则改交子为钱引。

一开始，宋朝政府对纸币易于仿造和滥发的弱点极为警惕，但当政府需要办大事用大钱时，便滥用信用，过量发行纸币，造成通胀。宋徽宗时代滥发情况更为严重，纸币成了敛财工具。到北宋末年，面额1000文的钱引只能换十几文铜钱。

恶性通胀不仅仅发生在北宋。西汉初年，因持续十数年的秦末战争，物质极度贫瘠，为了敛财，汉初统治者曾降低铜钱中的含铜量，以使相同重量的铜材铸造更多数量的铜钱，结果导致大通胀，饿死者众。好在统治者及时吸取教训，将农业作为立国之本，经七十余年休养生息，到汉武帝即位时，经济开始兴旺。但好大喜功的汉武帝爱“办大事”，与匈奴的战争导致又一次大通胀。

其实，农耕社会因发展缓慢，商品种类与数量长期保持稳定。若无天灾人祸，恶性通胀一般不会发生。但若政治腐朽，或统治者好大喜功，都会急于敛财，采用以小充大、以轻代重的铸币方式，或滥发纸币，带来恶性通胀。这之中最苦的当然是百姓，他们的积蓄永远跑不过恶性通胀。

宗族社会里的养儿防老

《事林广记》中有“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之说，这是传统观念，也是一种古老的获取安全感的方式。古代生产力低下，凡事都靠劳动力，男丁的重要性甚至大于贮存粮食。此外，政府的徭役和兵役只能由男性承担，可以改变命运的科举也只许男性参加。所以，古代还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这已不仅仅是简单的传宗接代思维，更是古代人对各种社会风险的抵御意识。加之古代医学落后，乱世时百姓更是难以自主，生命保障较低，所以男丁要多多益善。一夫多妻固然是男女不平等的陋习，但最初也是父系社会为了增大男丁几率、寻求保障所选择的方式。

所以有人说，养儿就是农耕社会的养老金，以年轻时的红利来获取老年时的保障。在土地、金钱和儿子这“安全感三大件”中，养儿防老是相对最为靠谱的一项。

之所以靠谱，是因为相比名义上私有、实则随时会成为“王土”的土地，以及跑不赢通胀的货币，血缘关系更稳定牢靠。而且男性作为社会主体力量，也可以带来未来发展的更多可能性，比如寒窗苦读、一跃龙门，就是一种普遍性期待。

古代长期以孝治天下，从文化传统巩固了“养儿防老”的思想基础；法律中对不赡养父母，忤逆父母的行为进行严厉惩处，从制度上监督“养儿防老”。另外因为社会缺乏保障体制，奉养祖辈也成为了那个时代保障老人生存的社会解决方案。

与“养儿防老”如影相随的还有宗族这一传统组织。宗族社会需要男丁维系，个体家庭同样需要男丁才可立足于宗族，二者互相依存。

《尔雅》有“父之党为宗族”一说，所谓“父之党”，即指由父系血缘关系联结而成的群体，不包括由婚姻关系联结而成的母族、妻族。在父权社会里，只有男丁有继承权，如果户下没有儿孙，出现“户绝”情况，家产只能由其父亲或兄弟继承。如果兄弟有儿子想要继承遗产的话，则须过继到本房承嗣。如果承嗣者是独子，就要继承两房的遗产，即所谓的“一肩挑两房”。

男丁还有一个代用词“香火”，所谓香火指的就是祭祀祖先的资格，只有男丁才有此资格。无人侍奉香火，则代表着这个家庭的绝嗣，传统与家庭财产的彻底断绝。这也构成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文化根源。

在宗族体系内，男丁作用极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养儿防老”的扩大版本就是“养男丁护宗族”。

比如说，科举制度给平民提供了上升空间。但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供孩子读书往往是件难事，一来孩子长期读书，等于家中少了一个劳动力，二来又有学费支出，可谓此消彼长。因此，宗族往往对应举男丁予以照顾，举族为之提供经济支持和学习条件。这种照顾当然不是单方面的，若宗族中有男丁取得功名，步入仕途，又可为宗族提供经济支持和政治保护。而在政治阴暗时，宗族也往往是普通民众用来抵御地方政府压迫的力量。

不过，“养儿防老”也只是相对靠谱，同样无法抵御乱世侵袭。所谓“乱世人不如太平狗”，拉壮丁、流离逃亡都是乱世百姓无法回避的痛。至于宗族力量，在集权面前也有不堪一击之时，比如法律中常见的“株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