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扣数据”创始人王登科关于民谣在唱什么的大数据报告中，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北方城市完全战胜了南方城市，成了在歌词中被唱得最多的地方，特别是北京，一共出现了81次。说到一线城市，人们会说北上广深，但是在民谣的世界里，北京绝对是不可撼动的存在。南方城市只有成都勉强露了几个照面。作为一个成都人，我对此还挺高兴的。难以理解的是，虽然北方城市大获全胜，但是歌手们却更多地念叨着‘南方’而不是‘北方’，‘南方’比‘北方’多出现了大约5.7%。”

几个东南沿海发达城市，例如上海和香港，出现的比例远不如中西部城市成都、兰州和郑州；而深圳和广州出现的频率，更是小得可以忽略不计。

上海、广州、深圳、香港这些城市没被唱过吗？非也，只不过歌唱这些大城市的作品里，相对于民谣，流行音乐更为人熟知。

钟立风唱过《上海》，但远不及周杰伦的《上海一九四三》流行，知名度上更无法与1980年香港歌手叶丽仪所唱的《上海滩》相提并论。

广州人知道本土歌手“东山少爷”唱了很多广府味浓厚的流行歌，也知道成长于广州的歌手张敬轩唱过描写广州的《公园前》，却没有多少人知道民谣歌手丁唯哲唱过《广州》、陈建武唱过《广州火车东站，再见》。

唱深圳的流行歌不多，民谣也只有不太知名的几首。比邻的香港流行音乐发达，关于香港的歌曲数不胜数：Twins唱过《下一站天后》，情侣们因此喜欢在百德新街留下合照；谢安琪一首《喜帖街》唱出了香港人的老城情结；更早的达明一派唱过《情流夜中环》。

乐评人、华语音乐传媒大奖评审王击凡认为：“香港填词人对城市的热爱，反映在歌曲里，就连大大小小的街道路名都被寄托了不少情感。近年来粤语流行曲越来越少人听，填词人反而有更大的空间去关注城市，本土意识越来越浓。最衰弱的时候常常会开出最茁壮的花朵。”

王击凡还说：“林一峰作为香港较具代表性的民谣歌手，往往从城市旅行者的角度出发，背着吉他在全世界流浪，每到一个城市就写下自己的感悟，从外国的人、事、物中汲取音乐的养分。由于历史原因，香港人总感觉自己是漂泊无根的浮萍，他们流浪的地方不是全中国，而是全世界。不过，像林一峰这样的歌手并不愿意被局限在‘民谣’标签下，不希望仅仅被当作民谣歌手，而会作很多尝试。”

上海、广州、深圳、香港并非不相信民谣，只是在浓郁的现代化商业气息之下，这里的人更爱消费流行音乐，流行歌手对本城各种情绪的描绘更入耳入心。

民谣歌手在这些城市有着自己的小圈子，但圈子之外，认识他们的人不多。他们也歌唱自己所在的城市，但声音远没有流行歌手的大。在这些城市，民谣更像一种调剂胃口的小吃。都市人宁愿在KTV大声唱出抚慰情伤的“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而不是在酒吧中听民谣歌手弹着吉他喃喃自语：“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

对民谣、爵士等音乐类型有深入研究的音乐媒体人周洋认为：“香港和广州这两个商业化高度发达的城市，价值观会更为趋利，大众更认可能‘揾食’（赚钱）的音乐，所以香港和广州成为流行音乐辉煌时代的重镇。”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香港流行音乐的黄金时期，当时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也处于全国流行音乐的前沿。这两个说着同一种语言却有着不同历史轨迹的城市，在那个年代有着颇为相似的浓浓的商业气息。

这里的人也挣扎，也迷茫，却更爱许冠杰的《半斤八两》这种略带调侃又道尽底层心酸的歌曲，或者《潇洒走一回》这样的洒脱旋律。北方民谣那种苦涩的理想和困顿太遥远，南方人更关注柴米油盐、吃喝玩乐，更乐于见到作曲家、填词人和歌手把自己在爱情关系里的喜悦和失落写在朗朗上口的“K歌”中。

如今，香港音乐辉煌不再，广州的江湖地位也今非昔比。遑论民谣，就连此地的流行音乐也难以与往日相提并论。北京才是今天万众向往的朝圣地，也难怪在北京的地下通道、地下室和小酒吧里，总有民谣歌手在歌唱着北漂的忧伤。

除了商业原因，周洋觉得广州和香港的民谣式微，还跟粤语的地位下降有关。他表示：“民谣若是离开民众日常使用的母语，就难以产生让人感动、有流传度的作品。强制推广普通话，让原本韵调更为丰富的粤语歌日渐边缘化。”

周洋细数了一些广州和香港的民谣歌手：“广州是华南地区文化中心，聚集了一大批有才华的外地民谣音乐人。例如来自潮汕地区的‘五条人’和‘玩具船长’，来自广西的‘马帮’，来自阳江用粤语演唱的陈成辉等。相反，广州本地音乐人大多创作流行、摇滚、金属、电子等更为时尚的音乐。香港的民谣更贴近城市生活，显现出反商业化的‘indie’（独立）特色，比如‘我的小飞机场’以及为麦兜系列动画演唱主题曲的‘pancakes’，唱的都是有着浓浓港味的底层民众日常艰辛之歌。”

这恰恰说明，大城市并不是没有民谣，而是充满本土气息的民谣注定只能打动一部分人，难以在全国传唱。把赵雷《成都》里的小酒馆换成咖啡厅可以写成《上海》，玉林路换成东山口则可以写成《广州》。赵雷式民谣歌唱的并非本城人的城市，而是被流浪歌手标签化的人生驿站。

像李健、马頔、赵雷、宋冬野这些民谣歌手，虽然本身也有一定的知名度，但他们为大众所深入认识，还是他们参加了音乐综艺节目或者作品被其他歌手在节目中演唱过以后。民谣的普及，一定程度上是借助流行的力量。王击凡认为：“这些节目就像一个媒体，每个星期选择七八首音乐介绍给全国观众，娓娓道来的民谣出现在炫技拼高音的节目中，就像一股清流，让人耳目一新。”

尽管现状如此，周洋还是觉得民谣本质上不应该是小众的：“民谣本质上是最贴近生活、最贴近大众、最应该被大众传唱的歌曲，但本该在民间流传的传统意义上的根源民谣，被商业化精心包装、更利于规模化批量复制的流行歌曲取代，民谣反倒被边缘化成了一个‘刻奇’的小众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