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 诗人

诗人西川常会面对这样的质疑：“你们当代诗人何时可以写出像‘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样朗朗上口的诗歌？”西川的回复是：“我同意你的看法，但请把对新诗的批评用古文再讲一遍。”

中国古汉语以“字”为基本语义单位，现代诗歌以“词”为基本语义单位。“一个人使用古汉语思考问题，和一个人使用现代汉语思考问题，他的思维方式、他所面对的世界都是不一样的。”人们为何喜欢站在古诗角度批评新诗？“究其根本，在于大多数人对古诗的不了解。”西川说。而这就涉及一个问题：现代人该采取何种态度阅读古诗？西川在2016年第6期《十月》杂志上发表的长文《唐诗的读法》，就是要回应这一问题。

谈及唐诗，人们大多想到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等著名诗人那些脍炙人口的诗句，分析其立意之高、用语之妙，有时会挪用几句以抒自己或俗或雅之情。但西川觉得，这样的阅读与引用，不过是现代半文盲、小资或自诩的文人雅士在把玩唐诗、享用古人。

“很多人讨论唐诗，讨论的只有‘诗’，没有‘唐’。他们讨论唐诗的方式与他们讨论宋诗或明清诗的方式没有区别。他们不去考虑唐人怎样写诗，写诗与唐人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唐人如何处理自己的时代……”在西川看来，只有努力成为唐代诗人的同代人，才能获得讨论唐诗的某种资格，才有可能找到那条通向唐诗的迷人通道。

唐诗也有很多平庸之作，只是今人大多只知《唐诗三百首》，不知《全唐诗》。

如何成为唐代诗人的同代人？首先，要放眼于过去那个大的时代，了解唐人的经历、禀赋、信仰、偏好，以及他们所面对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局面。西川以杜甫为例，讨论杜甫就必须谈到安史之乱：“杜甫的写作，成就于安史之乱。如果不讨论安史之乱使唐朝元气大伤，危机、动荡接踵而至，不讨论安史之乱让多少万人丧命，你谈论的杜甫，就只是文字中的杜甫、文献中的杜甫，而不是那个以诗歌介入唐宋之变的伟大诗人。”

西川同时认为，安史之乱也是解码韩愈作品的一把钥匙。韩愈在思想领域提倡回归儒家道统，在文学领域搞古文运动，他反对君王迎佛骨，原因是，他认为释迦牟尼也像安禄山一样是异种。这样的理由在今天看来未免可笑，但若回到历史的语境我们会发现，安史之乱后党争、宦官政治、藩镇割据局面形成，大唐再没有昔日的富足与安定，因而韩愈所有的主张都源自中原民族的切肤之痛。

今人对唐代伟大诗人的排序基本是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然而在宋代，拥有“大才”的韩愈和白居易、王维相比，却更有影响力。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说，李白、杜甫、韩愈这三人“才力俱不可及”。苏轼的弟弟苏辙甚至认为：“唐人诗当推韩杜。”

宋人的文学品位为何没有延续至今？很可能与五四有关。五四运动以反传统为特色，这对主张儒家道统的韩愈显然不利。当年，对韩愈批评最甚的是周作人，称其“是封建文人的代表，热中躁进，顽固妄诞而胆小，干谒宰相，以势利教儿子，满口礼教”。在西川看来，这种批评某种程度上也源于韩愈的才能是周作人无法欣赏的。“如果只能欣赏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又怎么理解韩愈的‘下床畏蛇食畏药，海气湿蛰熏腥臊’？但当周作人如此贬损韩愈，其实他也是在贬损仰慕韩愈的杜牧、刘禹锡、李商隐、苏轼、苏辙等人。”

由韩愈被现代人低估可以看出，世事流转，大唐诗歌已被后世历代文人进行过筛选。只是这种筛选，依靠的很可能只是个人趣味、时代趣味，未必客观。“我们以‘开合度’形容一个人才能的大小。就像折扇，有的人能打开40度，有的能打开180度。拥有40度才能的人，很难欣赏拥有180度才能之人。因此，前代作家是否伟大，有赖于后代能否出现伟大的读者，解读出前人的伟大。”西川以清代为例，由于王士祯主“神韵”，袁枚主“性灵”，在他们的影响下，降低的不仅是韩愈在唐代诗人中的地位，甚至影响了今人对杜甫的解读。由于袁枚不能接受杜甫的某些重要诗歌，以至于今天人们在谈论杜甫时，常想到“两个黄鹂鸣翠柳”“桃花一簇开无主”这样的诗句，强调杜甫率意甚至顽皮的一面，“仿佛那个死里逃生又颠沛至死的杜甫反倒是刻意做出来的”。

清代人对唐诗的一次“最重要”筛选，莫过于蘅塘退士筛选编的《唐诗三百首》。这本书编成于18世纪，是清代中期的文学趣味。今人探讨唐诗，大多以《唐诗三百首》为基础，也就是说，我们大多数人是以清朝人的眼光看待唐诗的。另外需要提到的一点是，蘅塘退士本是为发蒙儿童编选此书。

同样编成于清代的《全唐诗》虽然存在许多问题（例如篇目重复），但那约5万首唐诗还是比《唐诗三百首》更能全面展示唐代诗人的风貌。但所谓“全唐诗”依然不全。在湖南洞庭湖区石渚一带的一个被称作“长沙窑”的唐代窑址上，近年曾发现大量陶瓷器。在已知瓷器的器身上，有100余首唐代诗歌，其中只有10首见于《全唐诗》。西川说：“这些诗歌多为工匠或底层文人所作，内容涉及闺情、风情、开悟、道德、饮酒、边塞、游戏等。”由此可见，在唐代，诗歌在人们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据说，中唐以后，在人流密集的名胜、街市、驿站、寺院，都会有为诗兴大发的人们准备好的供题诗用的白墙和诗板，就连小流氓身上的刺青也是“诗意图”一类。

西川表示，若通读或约略浏览过《全唐诗》就会发现，唐诗也有很多平庸之作，而读《唐诗三百首》则只会领悟唐诗“那没有阴影的伟大”，因为“所有的经典都是萎缩为经典的。它的时代因素、思想因素、历史因素、文化因素都没有了，只剩一个文本。只有读《全唐诗》才可以读到整个唐代的社会状况、文化行进状况、唐人感受世界的角度和方法，才能够了解到唐诗是怎么写出来的”。

吊儿郎当的和尚诗歌，对那些愁眉苦脸、自视高雅的现代人而言，不啻为清醒剂。

正因如此，今天我们若扩大唐诗阅读范围，也许会有很多意外收获。比如，谈及晚唐诗，人们大多想到废城荒殿、夕阳冷雨、残花败景，想到擅写无题诗的李商隐，想到写“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的杜牧。

然而，如果你读过《十一家注孙子》，就会发现风流才子杜牧居然是春秋孙武兵书的注者之一。西川甚至认为，在从三国曹操到宋代诸公的十一家注者当中，杜牧的注文最好、最博学丰赡，诗人胸中宛如藏着千军万马、千岩万壑。比如，“知己知彼者，百战不殆”被杜牧阐释为“以我之政，料敌之政；以我之将，料敌之将；以我之众，料敌之众；以我之食，料敌之食；以我之地，料敌之地。校量已定，优劣短长皆先见之，然后起兵，故有百战百胜也”。字里行间，颇有军事家见地。西川常想，这位杜牧与那个写“二十四桥明月夜”的杜牧既然是同一个人，那么他的精神疆域究竟有多大？

至于李商隐，他模仿韩愈“以文为诗”创作《韩碑》，“公退斋戒坐小阁，濡染大笔何淋漓”“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这些诗句完全不同于我们熟知的“相见时难别亦难”“蜡炬成灰泪始干”。“论才能，李商隐的开合度也很大，只是我们后人把他读窄了。”

扩大阅读边界后，我们还可以领略由王梵志、寒山、拾得、贾岛等人构成的唐诗中的和尚写作风景。比如王梵志写“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这样浅白且吊儿郎当的写法，自然不是后世某些君子学人所喜爱的，所以他们选择看不见。不过在西川看来，“在多愁善感、愁眉苦脸、自视高雅、自我作践、相信‘生活在远方’的诗作者和诗读者的桌子上放一本《王梵志诗集》，不啻为一服清醒剂”。

其实我们今天忽略的和尚诗歌，曾经迷倒过一大批中国古代大文人，比如王安石、朱熹、陆游等人都是寒山的“粉丝”，寒山的影响力甚至远播海外，垮掉派小说家杰克·凯鲁亚克就曾说，寒山乃嬉皮士在中国唐代的老祖宗。

与这些创作“非主流”诗歌的癫僧不同，唐代大多数诗人走的还是一条“常规道路”：科举。“比如北宋王安石编的《唐百家诗选》中近90%的诗人参加过科举考试，进士及第者62人，占入选诗人总数的72%。而《唐诗三百首》中入选诗人77位，进士出身者46人。”与进士科考配合的，还有一个“行卷制度”。“就是在考试之前，拜访公卿硕儒和掌握考试大权的人，递上你的诗赋，以期他们能对你有个好印象，这有利于你在考试中拿到好名次。”西川认为，促进唐代诗歌成就的，虽然不仅仅有科举制度，但是以诗赋取士还是促进了唐代社会对诗歌写作的重视。

人人都有资格读唐诗？古诗用典，客观上就是要将你排除在外。

正是科举制度以及进士文化的存在，对今人而言，“不是人人都有资格读唐诗”。西川说：“这话有些冷酷，但现代人真正进入进士文化确实不容易。因为唐代诗人的进士出身，意味着他们读的那些书我们没读过，他们受的整套儒家教育我们没受过。甚至古诗用典，客观上就是要将你排除在外，因为你没有受过训练你就读不懂。”

都说白居易写诗但求“老妪能解”，但是浅白的白居易似乎并不真正在乎在老太太们中间获得铁杆粉丝团。“白居易当年在杭州做官，出门时‘上马复呼宾，湖边景气新。管弦三数事，骑从十馀人’。这是怎样一种架势？从杭州回到洛阳，白居易兴建的宅园占地有17亩。所以，白居易是那个时代精华中的精华，是居高临下的人。他诗歌中的士大夫趣味、颓靡中的快意、虚无中的豁达，根本不是当代人浅薄的励志正能量贺卡填词。”世人讲白居易悯农，西川觉得：“他主要是说给好友元稹、刘禹锡听的，然后再传播给其他读书人，或者皇帝也包括在内。”

白居易曾与韩愈同朝为官，但二人似乎并无太多交情。“白居易、元稹都是老清新，韩愈则焦虑得多。”但他们也并非毫无交集。韩愈写过一首《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西川解释，从诗中可见，长庆二年一场春雨过后，韩愈曾邀张籍、白居易等同游曲江，显然被白居易婉拒了。对于这次邀约，白居易也有诗记之：“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行便当游。何必更随鞍马队，冲泥踏雨曲江头。”“白居易那么一个爱玩的人，也没什么要紧事，可就是没去。”

与韩、白二人关系微妙不同，李白、王维当年虽然没有手撕过对方，但似乎终生不交。西川觉得，王维一定不喜欢李白，因为后者无论性格还是精神结构都和前者很不一样。比如王维信佛，而李白虽是儒家底色，但深受道教影响；李白早年好任侠，喜纵横术，在诗里说“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感觉特别关心杀人这件事，这显然不是千古韵士王维所能理解的；李白在长安飞扬跋扈，喝起酒来大概也是吆五喝六，西川猜想，这样的人别说王维受不了，一般人都受不了。

这样看来，李白与杜甫的相知相惜才显得更为可贵。相差十一岁的两个人，可以“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当别人对李白多有诋毁时，杜甫则说：“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也许，了解古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进入他们的时代。如西川所说：“一旦了解了一个时代诗人之间的看不惯、较劲、矛盾、过节、冷眼、蔑视、争吵，这个时代就不再是死一般的铁板一块，就不再是诗选目录里人名的安静排列，这个时代就活转过来了。”

才能找到那条通向唐诗的迷人通道。

西川最爱的五句唐诗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泣露千般草，吟风一样松。—— 寒山《可笑寒山道》

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李白《江上吟》

关塞极天惟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 杜甫《秋兴八首》

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 韩愈《荐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