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的普通话不好，但谈吐斩截，情绪饱满，中气也很足。“有一句话说得很透彻，‘人一生下来就判了死刑’，只是个缓期长短的问题。”这话从钟叔河那里说出来，显得意味深长。

钟叔河1931年出生，解放后在报社工作过几年，1957年被划成“右派”，拉板车熬活，“文革”期间又蹲了10年监狱，正经的工作时间只有1979年至1989年的10年。然而，他用10年时间就奠定了中国出版界先行者的形象。钟叔河身上，有敢为天下先的湖湘气象，他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出版周作人文集，重编《曾国藩全集》，都是在出版界开新风的手笔。

“这套书这么一弄，真可以传之后世了。”

1979年“改正”时，钟叔河已年近五十。深感时不我待的钟叔河，马上开始着手“走向世界丛书”的编辑。钟叔河的“帽子”是《湖南日报》摘掉的，但“改正”后他就要求去出版社：“进出版社就是为了编‘走向世界’丛书。”为什么出这套书？钟叔河在《与之言集》中说得很明白：“书虽然算古籍，读者却是新人。整理出版古书，应该引导读者向前看，面对未来而不是面向过去。”

为了编“走向世界”，钟叔河翻阅了200多种笔记，打算出100种。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书，钟叔河以前就读过，但没有正式出版过的版本，他得到处跑着找资料。

开始，钟叔河只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的一个普通编辑，手里也没有“团队”，主要的工作都是一个人来。审稿、校对等编辑出版中的“额定”事项已足够繁重，他还要给丛书的每一本书撰写前言，每篇都是长文，最长的有30000多字，最短的也有8000字，写一篇大概要一个星期。但这并没有影响“走向世界丛书”的出版速度。他介绍说，当时一个月左右出一本。

做自己喜欢的事，钟叔河并不觉得累，他最受不了的是领导改自己的文章。“八个字的标题给改成十几个字，通的地方改得不通”。钟叔河说，“这些人都不坏，是体制有问题，好像他们不做些改动，就是没尽到责任似的。”

钟叔河说自己是个“很难管理”的人，所以他总是跟领导处不好关系，“走向世界丛书”的出版过程中也是麻烦不断。尽管在社内阻力重重，“走向世界丛书”的影响还是越来越大，开始引起知识界、甚至高层的注意。用钟叔河的话说：“1980年的四种书出版以后，我出了一点名。”

在北京看到“走向世界丛书”后，钱锺书对时任三联书店副总经理的董秀玉说，编这个书的人如果到了北京，他想见见面。1984年1月，钟叔河到了北京，由董秀玉带着去见钱锺书。钱锺书对钟叔河青眼有加，不仅因为钟叔河的编书之功，还因为他十分欣赏“走向世界丛书”的那些前言。钱锺书告诉钟叔河，这些前言可以结集出书，并主动承诺为书作序。这本书就是《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

因“走向世界丛书”而对钟叔河发生了巨大影响的人，除了钱锺书，还有中顾委常委李一氓。记者采访时，钟叔河正在写一篇关于李一氓的文章，手边恰好有李一氓1982年写给钟叔河的两封信，一封写于9月19日，另一封写于11月2日。在前一封信中，李一氓写道：“这套书这么一弄，真可以传之后世了。你写的那些导言，尤有意义，可惜搞改革的、搞近代史的，都没有注意及此。” 李一氓当时是中纪委副书记，还是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有了他的信，“走向世界丛书”接下来的路开始好走了。

“走向世界丛书”的第一种《环游地球新录》印了7000册，后来每种书的销量都在2万册左右，加上海外销售，有三四万的量。但有人感叹这套书出得太早，若能晚个三四年，改革开放的气氛再浓一些，销量应该更大。对此钟叔河看得很开：“这个无所谓，书出来了就在那里，现在的人还可以看嘛。”

编“走向世界丛书”是“借古喻今”，出周作人的书是“士酬知己”。

到岳麓书社后，钟叔河又干了两件事：整理出版周作人和曾国藩的书。这两个人，一个是“汉奸”，一个是“汉奸刽子手”，他们的著作一直没人敢碰。

钟叔河很喜欢周作人作品，三十出头的时候，他给周作人写过信。周作人不仅回了信，还把与钟叔河通信一事写进了日记里。钟叔河回忆说：“周作人当时的处境比我好得多，连海外的邮件都可以收。因为‘文革’开始前，周扬、胡乔木，甚至毛泽东都对他比较照顾。我当时是‘贱民’，干苦力，要不是当时年轻，很难活下去。”能收到周作人的回信，对钟叔河来说，是很让人振奋的。

对钟淑河来说，编“走向世界丛书”是“借古喻今”，出周作人的书是“士酬知己”。尽管周围的压力很大，还被人指为“偏爱汉奸”，钟叔河还是坚持要做。钟叔河说：“那些反对出版周作人和曾国藩的人，并不是恨‘汉奸’，而是怕惹上麻烦，影响自己做官。”

1985年，他先出了一本《知堂书话》（1949年以后出版的第一本署名周作人的书），还准备编一套周作人的文集，但又担心动作太大了，整个事情被禁掉。他从钱锺书那里获悉，胡乔木很喜欢周作人，于是寄了本《周作人儿童杂事诗笺释》过去，并附信说想编一部《知堂文化论集》。很快，钟叔河收到回信：“谢谢你寄书，祝你的《知堂文化论集》获得成功。”就这样，周作人这个禁区终于算打破了。

编《曾国藩全集》是钟叔河的又一跨越雷池之举。1983年，李一氓召钟叔河到北京开会，钟叔河在会上说要出曾国藩的书。国家出版规划倒是将这个项目列进去了，但只准备把原有的《曾文正公全集》影印出版。钟叔河提到：“原来那套书是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编的，曾国藩对李鸿章说了不少不客气的话，都给删了。”

钟叔河搜罗了一堆资料，在会场上条陈原版的讹漏，坚持要做新版。由于喜欢“走向世界丛书”，李一氓对他印象很不错。钟叔河回忆说：“有一次吃午饭的时候，李一氓专门坐到了我旁边，当时有很多人找他谈审批立项的事，李一氓把其他人支开了。我就想办法说服他。”通过会上会下的努力，新版《曾国藩全集》终于列入了国家出版规划。书出版不久，就有媒体说这套书“引爆了一颗文化上的原子弹”。

“人还是要有点性格，太世故了不好，那样等死有什么意思？”

对于当下的出版状况，钟叔河直言“不看好”。他说：“从自由度上讲，比80年代进步了，但是我们的人不行了。” 他说，现在的人肯定是越来越聪明的，但是，“没有理念了”。

“我们那代人还是有追求的。在劳改队的时候，根本就没想过以后还能‘改正’，更没想过自己还能回来拿起笔杆子，但我们都没有放弃探索。我当时就是要出周作人，大不了我这个总编辑不当了嘛！”

钟叔河的总编辑果然没当太久，1989年之后就提前退休了。倒不是因为周作人，而是他得罪了不少活人，他说：“我有总编辑的权力，你不能随便往岳麓书社里面安排人，只要水平不够，你是部长的亲戚也不行。”

退下来后，钟叔河反倒一身轻松，编自己想编的书，写写想写的文章。钟叔河自陈一向不爱走动，而且历来不爱吃吃喝喝，所以很少出门。老伴去世后，起居有保姆照顾，女儿每天过来跟他吃饭，但不住在一起。钟叔河有脑血管方面的疾病，他说：“这是最好的病。”“估计我会死得很快，不会老拖着。”记者听到这话有些不解，问湖南的朋友才知道，在湖南，老人要是能够不长期卧床，因急症去世，算是福分，只有一辈子没做对不起人的事，才有这个福。

钟叔河先生希望这辈子不但对得起人，也要求自己对得起自己。“人还是要有点性格，想说的话我还是要说，太世故了不好，那样等死有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