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奢侈的!》(Deluxe: How Luxury Lost Its Luster)一书中,美国记者黛娜·托马斯写到,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爆发并席卷西方世界,既打破了阶级藩篱,也抹平了富人与平民间的符号。
据黛娜·托马斯观察,当时,涌现的新富阶层开始沉迷于奢侈品带来的虚荣与排场之中。企业界大亨抓住商机,从年老的品牌创建人与能力欠缺的继承人那里巧取豪夺,将家族化的事业转变为品牌化的企业,并大肆推广奢侈品的“民主化”,美其名曰“人皆可得”。
纪录片《华伦天奴:最后的君王》剧照。
在奢侈品朝大众市场倒戈的过程中,它们也不得不接受大众文化的改造。“野生昵称”的走红,就是一个例证。
法国奢侈品取名专家奥利维耶·奥罗伊(Olivier Auroy)在接受国际时尚杂志Numéro采访时曾说:“奢侈品取名的基本标准是,在讲故事时暗示保密和稀有。”
但这个原则,在“昵称”圈略显“高冷”。美国手表网站Hodinkee的一篇文章提出:昵称要有趣,要酷,要务实;最重要的是,昵称要能被人记住。
每款手表必须拥有昵称,这样它才有可能流行开来。/图·pexels
“每款手表必须拥有昵称,这样它才有可能流行开来。”Hodinkee上的文章写道。
“名人带货”
Hodinkee曾提出一些给手表取昵称的常用方法,如捕捉表壳的形状、边框的颜色,或佩戴它的重要人物等。这个方法论,也适用于为其他奢侈品取昵称。
昵称为“Pepsi”(百事圈)的手表,特指瑞士豪表品牌劳力士GMT-Master和GMT-Master II的红蓝配色款手表。这个昵称,抓住了劳力士手表的表盘与百事可乐logo“撞色”这一点。用如今的话说,这招叫“破圈营销”。
劳力士格林尼治型腕表。/图·劳力士官网
当法国奢侈品品牌香奈儿在中国市场推出一款“迷你口盖包”时,消费者看到它方正、圆鼓鼓的外观特征,为它取名“方胖子”;“饺子包”“馄饨包”,分别指法国奢侈品品牌珑骧(Longchamp)Le Pliage系列与乌拉圭奢侈品品牌加布里埃特·赫斯特(Gabriela Hearst)的一款Nina包。这两款包的外形与饺子、馄饨有神似之处。
昵称为“President”(总统)的手表,指的是劳力士Day-date款。这个昵称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名人带货效应”。
20世纪60年代,劳力士推出镀金的Day-date手表,玛丽莲·梦露将这款手表送给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这块手表后面还刻有一行字:“杰克,一如既往的爱,玛丽莲·梦露,1962年5月29日。”
这段政坛“桃色新闻”曝光后,这款手表由此得名“President”。据美国商业杂志《福布斯》报道,2005年,这块手表在拍卖会上露脸,并以12万美元(约合人民币76万元)的高价卖给一位匿名竞标者。
据黛娜·托马斯所言,“名人带货”的方式,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一直被奢侈品品牌用得很谨慎。香奈儿前任董事长艾利·科佩曼对黛娜·托马斯说:“推销时尚很忌讳,很容易降低品牌的格调。”
1995年11月,戴安娜王妃访问利物浦妇女医院后会见公众。 /图· 视觉中国
早年,奢侈品品牌看得上的名人,多是王室贵族。中国消费者熟悉的“黛妃包”(即Lady Dior),就和英国的黛安娜王妃牢牢捆绑。
1995年,法国当时的第一夫人伯纳黛特·希拉克(Bernadette Chirac)趁黛安娜王妃访问法国,送给她一款特别的迪奥手包。黛安娜王妃对这个包爱不释手,携带它出席许多重要场合。
由于大众习惯称呼黛安娜王妃为“Lady Di”,为了纪念她,迪奥特意将这款包改名为“Lady Dior”。
反观好莱坞刚刚兴盛的年代,当时的奢侈品品牌根本看不上那些好莱坞影星。
黛娜·托马斯著作《奢侈的!》。
黛娜·托马斯在《奢侈的!》中写到一个例子。1953年,当剪着波波头,身穿T恤、格子布长裤,脂粉未施的新人演员奥黛丽·赫本试装时,法国女装设计师休伯特·德·纪梵希(Hubert de Givenchy)被吓了一跳。
休伯特·德·纪梵希原本以为,他的顾客应该更像一个贵族姑娘,而不是一个“流浪儿”。
好在,这次的合作很成功。他为奥黛丽·赫本设计的那条“小黑裙”,被认为是20世纪最具标志性的连衣裙之一。
据报道,这条裙子后来以41万英镑(约合人民币330万元)的价格被拍卖,打破了当时电影礼服的拍卖价格纪录。
奥黛丽·赫本经典小黑裙造型。/图源网络
黛娜·托马斯还写到,即便设计师纪梵希的同名奢侈品品牌因此尝到了“甜头”,其余奢侈品同行,仍旧花了数十年时间,才慢慢接纳演艺圈名人。
对“野生昵称”的爱与恨
奢侈品品牌一直竭力维护的“高贵格调”,在它们逐步开拓全球市场后,变得难以为继。在进入中国市场后,一度流传出了许多“野生昵称”。
比如,中国消费者会把路易威登(LV)拼成“驴牌”;把迪奥叫成“Diao(雕)牌”;丰田的一款高性能跑车丰田Supra,被音译成“猪扒”——由于这款车的外观肥硕,消费者觉得叫这个昵称格外合适;另一款日系豪车斯巴鲁的招牌车型——斯巴鲁Impreza,官方中文名叫“斯巴鲁翼豹”,为了调侃它的发动机容易“爆缸”,消费者赐给它一个昵称“易爆”。
中国消费者把迪奥戏称为“Diao(雕)牌”。/图·pexels
昵称背后,是奢侈品品牌在进入当地市场后的“水土不服”——在中文语境下,人们难以念出那些晦涩难懂的外文名:在消费者看来,这些外文名要么是一些生硬的英语单词,要么是他们不熟悉的外文梗,甚至是一串对他们毫无意义的数字编号。
这时,取中文昵称,就可以发挥非比寻常的作用。普拉达(Prada)的Saffiano Lux包有一个非常难读的原名,这个名字只是为了突出它的材料与工艺。
这款包到了中国市场后,聪明的中国消费者为它取了一个昵称,叫“杀手包”,原因很简单——电影《碟中谍4:幽灵协议》中,杀手萨比娜·莫罗就背着这款包。
普拉达(Prada)的杀手包。/电影《碟中谍4:幽灵协议》
在英文世界,消费者也乐此不疲地为奢侈品创造新的昵称,以适应他们的消费习惯。如豪车保时捷(Porsche),被取名为“胖猪”(Porker);豪车劳斯莱斯(Rolls-Royce),被称作“滚筒”(Roller);而日产汽车Juke,经常被叫作“笑话”(Joke)。
从劳力士在不同国家的昵称,或可看出不同国家的消费文化偏好——在英文世界,劳力士广为流传的昵称是“Coke”(可口可乐)与“Pepsi”(百事可乐);中国消费者熟悉的劳力士昵称是“水鬼”,以及延伸出来的“绿水鬼”“蓝水鬼”“鬼王”等;到了日本,人们还会称劳力士为“蝙蝠侠”“胖女人”等。
这些“野生昵称”的大火,让很多奢侈品品牌又爱又恨。据美国《时尚》(Vogue)杂志报道,一方面,奢侈品品牌大多严控品牌形象,不愿被这些“野生昵称”拉低品牌格调;另一方面,原本的“高冷”营销策略,很难让奢侈品品牌在当地市场流行开来,而“野生昵称”却让这些品牌迅速走红。
这些“野生昵称”的大火,让很多奢侈品品牌又爱又恨。/图·pexels
据麦肯锡中国《2019年中国奢侈品消费报告》的分析,在中国市场,相比以60后、70后为代表的“老钱”,很多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钱”不太在乎奢侈品品牌所鼓吹的悠久历史、工匠精神等,他们的消费很大程度上更依赖社会潮流;“新钱”的消费实力也不容忽视,这群人曾贡献2018年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的一半以上,与此同时,他们还处在财富积累的上升期。
报告提出,某种程度上,奢侈品品牌对“野生昵称”的妥协,是为了拉拢这些“新钱”;然而,“老钱”才是很多奢侈品品牌的VIP。相比“新钱”,“老钱”对奢侈品品牌的忠诚度更高,他们更看重品牌格调,而这仰仗于品牌多年的历史积累——这或许也是很多奢侈品品牌担心“野生昵称”拉低品牌格调的重要原因。
向“昵称”倒戈
事实上,一些奢侈品品牌早已做出选择——向“昵称”倒戈。
2009年,法国美妆品牌兰蔻在中国市场上架了一款名叫“小黑瓶”的精华肌底液。时尚博主“卢曦采访手记”曾说,这个官方昵称极易让人联想到当时大火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小黑瓶”搭上“小棕瓶”的顺风车,省去教育市场的漫长过程。
兰蔻“小黑瓶”。/图·兰蔻官网
如今,兰蔻“小黑瓶”早已成为中国最知名的美妆产品昵称之一。“卢曦采访手记”写到,业内人士大多将这个案例,视为奢侈品品牌在中国市场拥抱昵称的标志。
在英文世界,如果你在谷歌上搜索“Chevy”(美国车企雪弗兰的昵称),会在第一个链接中看到雪弗兰的官网。这也是官方拥抱昵称的一个代表案例。
“卢曦采访手记”认为,2013—2014年期间,奢侈品品牌昵称在中国市场迎来大爆发。当时,日本美妆品牌资生堂公开在新浪微博悬赏10万元,给自家的“红妍肌活精华露”征集昵称。
资生堂红妍肌活精华露。
沸沸扬扬的营销活动结束后,资生堂最终选中了“傲娇精华”这一昵称。只可惜,大部分消费者依旧只记得它的“野生昵称”——“红腰子”。
社交媒体兴起之后,全世界的带货KOL铺天盖地地为奢侈品大牌取昵称。
以“口红一哥”李佳琦为例,他频繁地在直播中为口红色号取名,如“阿玛尼学妹色”“阿玛尼皇后色”“柏氏003色号”“电视剧女主色”,等等。
麦肯锡也曾为奢侈品大牌支招——主动拥抱“昵称”吧,抓住这个增强粉丝黏性的机会;主动与带货KOL合作吧,以便不“掉队”。
奢侈品品牌这种态度的转变并不奇怪。在向大众市场倒戈的过程中,品牌一步步低下它们高贵的头颅——为好莱坞影星做造型,提供礼服、珠宝、手袋、鞋子等;一掷千金地策划夸张、轰动的广告片;与朋克音乐越走越近,沦为嘻哈歌手歌曲里的谈资;与游戏IP推出联名款卫衣……
2004年11月,杭州。路易威登武林广场店。 /图·阿灿
最终,奢侈品所做的这一切,都只是披着“资本主义民主化”的外衣,赚更多的热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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