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伍尔夫曾经写过美人《奥兰多》的故事——他穿越了四个世纪，在时间与性别之间自由游走。这个如同神话般的传记，正在越发自由的世界中渐渐变为现实。除了男性、女性这两种天赋性别之外，自由选择性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第三性。

“女子可宽容、坦率如男子，男子亦可古怪、敏感如女子。”

奥兰多本是16世纪一位英俊纯真的美少年，衣着精致，沉溺诗歌，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宠臣。在查理一世统治时期，他成为政绩卓越的土耳其大使，在君士坦丁堡经历了一场叛乱与沉睡后变身女人，穿上男女均合适的土耳其服装，混迹在性别意识淡薄的吉普赛人之中。而在重返英国的商船上，奥兰多换上一套精致女装，以男性的视角感受到了女人的世界，却依然说不清自己究竟是男是女，好像变成了一位“无性人”。然而“她”很快就意识到，虽然船长与船员皆对她殷勤恭维，但实际上，这只是因为他们看上了她那张漂亮的脸蛋，而绝非“尊重她的意见，敬佩她的理解”。奥兰多开始通过一个女性的认知，设身处地地观察与体会父权社会下的女性境遇。

回到18世纪安妮女王统治下的伦敦，奥兰多重回贵族身份，将自己打扮得繁复精致，与广大文豪谈笑风生。与此同时，她并不仅仅将自己禁锢于女性这一狭隘的“性别描述”之中。她随心所欲地选择男装与女装，并以两种性别分别探索和经历爱情。男性奥兰多耽于幻想、敏感多思，是一位更愿意沉溺于文学之中、带有诗人气质的贵族。而女性奥兰多，则在大胆急切的同时，拥有细腻的感情与丰厚的同理心。她喜爱冒险，不拘小节，坚强勇敢，却并没有男性所拥有的控制欲。不论男女，他/她美丽的面容都没有丝毫改变。又因为她同时拥有两性的美好特质，对她倾慕之人遍布每一个时代。

在19世纪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对两种性别均有观察、经历和思考的奥兰多选择结婚生子。她与丈夫谢尔属于一见钟情，在迅速订婚之后，奥兰多称呼自己未来的丈夫为一个女人，谢尔称呼自己未来的妻子是一个男人——这对天造地设的夫妻认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女子可宽容、坦率如男子，男子亦可古怪、敏感如女子。”找到了灵魂归属的奥兰多开始成熟而流畅地写作。她“既不需要抗拒自己的时代，也不需要屈从它。她是时代的产物，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

她以女性思想与头脑，完成了身为男性时的精神愿望——完成手稿。之后，她又以女性之躯和男性的毅力，为家庭生下了头生子。在一场沉睡之后，来到了一个更新更快更陌生的世界。她听到一声呼唤，“奥兰多”——并不是在叫她，而是某个与她同名的人。

而她意识到，这个名字容纳了上千个自我：“可能是那个砍断套在黑鬼骷髅头上绳索的少年；也可能是又把骷髅头拴好吊起的少年、坐在山坡上的少年、看到诗人的少年、向女王呈上玫瑰水碗的少年；或者她在召唤那个爱上萨莎的青年、廷臣、大使、军人、旅行者；或许是那女子、吉普赛人、娴雅的贵妇、隐修士、热爱生活的少女、文人的女恩主、那个称马尔或谢尔默丁或邦斯洛普或三个称呼联在一起的女人。”已经经历了400多年的她/他可以不受性别限制、从这百般变换中召唤出任何一个来，因为这其中的每一个自我，都是独立而不同的。

“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

在《奥兰多》诞生的时代，男性与女性被固定在二元对立的性别行为模式之中，人们需要按照业已形成的性别模式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男性不宜轻易落泪，女性不可太过强悍。而奥兰多却打破了二者的对立与疆域，将看似互相不可侵犯的两个王国，变成了一个流动的主体。他可以在着男装时与人决斗，也可以在着女装时为爱情落泪、为丈夫生育。最终，奥兰多不再去细究女性究竟是被神用与男性同样的材质创造出，还是只是男性的一根肋骨——因为男性和女性，共同流动在同一个身体中。两个王国在迁移、观察、流动、改变中停止了误解、压迫、偏见、战争，在时光的长河之中合为一体，既拥有男性的思想，又拥有了女性的心灵。奥兰多最终理解了自己，完成了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之中提出的理论：“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也许一个纯男性的脑子和一个纯女性的脑子都一样地不能创作。”

在男性阵营里，荣格与伍尔夫持有相同观点。在《荣格评传》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论述：“荣格认为人类有两个最基本的原始模型，即阿尼玛（anima）和阿尼姆斯(animus)。‘阿尼玛’拉丁文原意是‘魂’，是男性的女性特征；‘阿尼姆斯’拉丁文原意是‘魄’，是女性的男性特征。这种雌雄同体的现象在任何人身上都存在着，因此性别之间的敌对主要是个人内部男性和女性成分之间的无意识斗争的一种投射，而两性之间的和谐依赖于个人内部的和谐。”

但是，正如《十九世纪的女性》一书所说：“在这个社会中，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已经被明确地归入不同的类别。因此，她/他们都无法确信心灵是否能与头脑和谐相处，或者，心灵只能被动地遵从各种律条，而这些律条排斥心灵拥有的自然的力量的骚动，或者，仅仅遵从自己感到强烈厌恶的事物，由此使甜蜜美好的品格扭曲而为乖戾，再或者就是怀疑，白白浪费掉生活中那些美好的时刻。”

现实告诉我们的事实是，世界不可能完美如奥兰多。以男性霸权为主宰的意识最终导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如同《欧洲同性恋史》所写：“战争确证了男性原则作为社会组织者的失败：暴力、傲慢、体力显示出局限。它们将人类引向灾难。男人被侮辱、击败、贬低，战后社会立刻构筑于相反的、女性的价值之上：和平、快乐、和谐。”

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女性的胜利，并且让男性受到了女性“新自由”状态的打击，但新一拨青少年，确实在那个时候“抛弃了象征战争的父权模式，选择两性融合。青年男性按照英国灿烂青春的形象加重自己的女性气质，将唯美主义、美貌和时尚作为新的价值观。女性通过短发和实用的服装来展示她们的解放，否定传统的女性象征，表现她们对于男性注视的超脱”。

越来越多的奥兰多开始苏醒于这个能够让男性更温和、女性更独立的时代。

当然，这种两性融合并没有成为主流。接下来的事实是，持有雄性崇拜（歧视女性、男性联盟、男性崇拜）的纳粹思想再一次辗压世界。两次世界大战证明，虽然男性一向被界定为“理性”的天然拥有者，但在历史中，他们的“理性”却并没有阻止男性攻击本能的宣泄——这就导向这样一个问题：男性是否天然就是理性的持有者，女性又是否如男性所说，只能站在理性的对立面？

也同样是在二战后的西方世界，年轻人开始崇拜起诸如大卫·鲍伊这样的“雌雄同体”“另类偶像”。接下来，是女权主义的兴起与自我解构、同性恋与变性人群体的自我觉醒、对于个人选择和所谓“奇装异服”的理解与尊重……越来越多的奥兰多苏醒于这个能够让男性更温和、女性更独立的时代——我们当然不能像奥兰多那样自由地变换性别。但在我们的观念和意识中，只要破除既定性别二元对立的古老枷锁，坚强与温柔、心灵与思想就能够成为一场流动的盛宴，覆盖身体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