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疲劳》面世4年后，莫言写出了新小说——2009年12月，长篇小说《蛙》首发《收获》杂志，接着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单行本。与《生死疲劳》43天创作出55万字不同的是：《蛙》不过20万字，却酝酿了整整7年时间。

7年后的《蛙》，推翻了初稿15万字的编年史体例，变成了5封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信。有人把杉谷义人的原型看做是与莫言颇具交情的大江健三郎，莫言笑称这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看起来是写给日本的作家，但其实换做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这只是跟读者的一种对话关系，他们才是我的聆听者。”

《蛙》延续了一贯的莫言风格，在北方农村的背景下，身为乡村妇科医生的姑姑，一生中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而发生几次心境变化。莫言毫不避讳这个话题：“这件事首先是一个悲剧，我们这一代人都做了牺牲，但既然悲剧已经出现，悲剧只能用悲剧的方式来解决，我觉得到了大家应该认真反思的时候了。有人觉得无所谓，中国人会关心这个吗？中国人只关心房价。我觉得这是低估了我们的读者，计划生育这么一个执行了30年、影响了全国的政策，谁也不可能漠然视之，谁的内心深处都有一段沉重的回忆。”

对于这个敏感题材，莫言坦言确实有许多未尽之言，在小说的末尾，他放进了一个短小的话剧剧本：“很多话是放在话剧里面说出来的，借姑姑之口，说出了我在前边的书信部分没有说出来的东西。另外有一些话，确实我也说不出来，我感觉到了这里面存在着问题、存在着冲突、存在着巨大的悖论，但是怎么样来表述，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诉诸于形象，让读者寻找自己的答案。”

从“姑姑”身上看见我们自己

“故事题材背后的人物性格和灵魂，才是小说中第一位的东西。”这是莫言写作中一直坚持的，《蛙》也不例外：“如果读者仅仅看到敏感的问题，而没有看到姑姑这个人物的性格，没有看到导致这个人物性格变化的复杂社会原因，我觉得就不是我写作的本意。”

在《蛙》中，姑姑是“一个骑着自行车在结了冰的大河上疾驰的女医生的形象，一个背着药箱、撑着雨伞、挽着裤脚、与成群结队的青蛙搏斗着前进的女医生的形象，一个口叼着香烟、愁容满面、衣衫不整的女医生的形象……”其实，这已经不是莫言第一次写姑姑了：“确实在我以前的中篇小说《爆炸》、短篇小说《弃婴》和《地道》里面都写到了计划生育问题，也都写到了姑姑这个人物的形象。但是在那些小说里面，姑姑只是作为一个非常次要的人物。这部长篇是对姑姑形象一个全新的塑造，应该是我们建国60年来的乡村妇科医生代表。”

“真实的姑姑在高密东北乡也是圣母级的人物，因为她接生了差不多一万个婴儿，我们这一代、我的下一代、下一代的下一代，几乎整个高密东北乡的三代人都经过我姑姑的手才来到人间，这样一个人又经历了60年来中国乡村计划生育问题的几起几落，历经变迁。”姑姑给了莫言创作灵感，但跟小说中却完全不是一个人：“姑姑的某些经历，当然跟小说中的姑姑有所重合，但是在这个经历中的表现，也是不一样的——小说里的姑姑是革命烈士的后代，生活里中的姑姑是地主的女儿；小说里的姑姑一生未婚，但是生活中的姑姑子孙满堂；小说里的姑姑在计划生育高潮的时候疯狂追捕妇女，生活中的姑姑即便在那时也偷偷地帮助他人。”

莫言想说的人性，并不仅仅是一个妇科医生在计划生育政策面前的所作所为，更是一种普遍的人性：“她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一次次性格变化和逆转，实际上跟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变化是紧密相关的。我们许许多多现在唱高调的知识分子，嘲笑当年在政治风波当中出卖了他人，或者违背了良心做了错事的知识分子，实际上这是对中国社会缺乏认识，也是对自己缺乏认识。我想99%的人放在那个时代里，他的表现都会差不多。所以我想，从姑姑这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自己，姑姑这个人物身上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应该能够看到我们自身的矛盾。”

对“蛙”的恐惧和对自我的解剖

起初，莫言决定给小说取名叫《蝌蚪丸》——“因为在1958年的中国的报纸上，曾经报道过一个很荒诞的消息，说妇女如果吞食14只蝌蚪，就可以起到避孕的效果，所以有的乡村医生就把蝌蚪做成药丸，让避孕的妇女吃。”在第一稿里，1958年的姑姑，亲身参加了蝌蚪丸的研制。

改用书信体后，莫言舍弃了这一情节，小说名字也变成了《蛙》。不仅因为“蛙”跟“娃娃”的“娃”、 “女娲”的“娲”、儿童哭声的“哇”都是同音字，更因为中国传统的图腾崇拜中，蛙象征着多子多育和繁衍不息，在小说背景高密东北乡的民间艺术里，依然残留着这种蛙崇拜的痕迹。

在多种象征意义下，小说中所展现出来的青蛙，却是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动物，这其实源自于莫言本人对青蛙的恐惧感：“我对这种两栖类的动物，这种粘腻和潮湿，以及它们的那种阴沉的目光感到极为恐惧，实际上就是我对青蛙的一种恐惧感，转移到了姑姑身上去了。”

更多莫言自身的寄托，被杂糅到了小说中“蝌蚪”这个人物身上：“蝌蚪的很多经历跟我自身的经历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都当过兵，我们都在计划生育运动中作出了自己的牺牲。小说里的蝌蚪有许许多多动摇的、软弱的、犹豫的、自私的想法，也正是我这个人灵魂深处所存在的一些东西。我想通过蝌蚪这个人物，也是对自我的一种解剖或者清算。”

“我写小说的时候，就是我心态的一种流露，我就是这样想的。我不要别人骂我，我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别人对我的判断并不客观，只有我才知道我心里藏着多少恶意，而且我想只有我证实了我心里的恶，我才能够‘知恶方能向善’。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美化得无穷好，永远拿着放大镜在找别人的缺点，永远在做那种‘五十步笑百步’的事情，我觉得这样的人本身是非常可恶的。当然了，我对于这样可恶的人，我也非常地理解他，我甚至同情他。”

“已经55岁了，你能说你还是好时光吗？”

从《生死疲劳》到《蛙》的4年，虽然干了很多无关的事情，生活中的遭遇却一直丰富着莫言的题材。他说自己一直惦念着《蛙》：“小说中的很多重要情节，比如说中美合资的妇婴医院，就是我在北京住所附近一个刚开张一年多的医院，我所描写的医院门口巨大广告牌上张贴着几百张放大的婴儿照片，正是我每天出去进来，路过这个医院门口所看到的。所以，尽管我并不是每天都在用笔写这个小说，但是我每天都在丰富这个小说，每天都从生活中汲取素材来添砖加瓦。”

小说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代孕姑娘陈眉，灵感也来源于2006年云南丽江的一个茶馆：“卖茶的小姑娘是个四川人，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告诉我她姓陈，但是外号叫‘三千八’。为什么叫‘三千八’呢？她母亲头一胎是个女儿，后来就又怀上了她。因为是超生，她母亲到处躲藏，藏到一个叫鸳鸯桥的地方，公社里动员了全村老少去追捕，把她的爷爷奶奶父亲都抓到公社里关了起来……结果她母亲生下来，还是个女儿。她父亲特别动怒，说罚了三千八百块钱，又生了个女儿，所以她的外号就叫‘三千八’。小姑娘后来出来打工，挣到的第一笔钱就是还了父亲的3800块。”

《蛙》中极具魔幻色彩的“堂吉诃德饭馆”，也是生活中的见闻对莫言的启发，他见到过诸如“安娜卡列尼娜酒吧”这一类名字来自经典文学的店：“当下中国这种盲目的崇洋媚外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把西方经典文学也拉进来为我们的商业服务，这就是一种很荒诞的讽刺。而且堂吉诃德这样的人物，竟然也跟穷途潦倒的陈鼻联系在一起，讽刺的意味就更加强烈了。”

“我们这代人，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在签售这部《蛙》时，莫言常常在有意无意中流露出这样的态度，“我们这代人最好的时光当然是过去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已经55岁了，你能说你还是好时光吗？当然这样会有人说——‘那你们就别写了，该死就死，别写了’。但我觉得尽管我最好的时光过去了，我还有很多东西要表达，也有我表达的自由，尽管有许多人今后不愿看到我写的任何一个字，但还是有一些人喜欢和盼望能看到我写的书，所以我是在为这些人写，这跟最好的时光过去了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