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在讲授哲学史时，曾这样说道：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科学与艺术，凡是满足我们精神生活，使精神生活有价值、有光辉的东西，我们知道，都是从希腊直接或间接传来的。

那是一个古典的希腊，也是欧洲哲人心理上永远的文化乡愁。

马克思曾把那个古希腊比作历史上的童年时代：“为什么历史上的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这种艺术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同样，在文明草创的阶段，希腊的哲学、诗歌，像它的艺术一样，在那个看似黑暗的童年期，像猫头鹰一样在黄昏中振翅起飞了。（黑格尔曾把哲学比作密涅瓦的猫头鹰，夜幕降临才能飞翔。）

古希腊的童年，亦是西方哲学的童年。苏格拉底、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师徒三代，为西方哲学铺就了坚实的底色。

你一定见过拉斐尔的油画《雅典学院》——即便不是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亲眼看到，也可能通过一本西方美术史，或任何一版文艺复兴世界名画赏之类看到。

在这幅杰作中，你会看到：巨大的门拱下，激烈讨论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转身与人辩论的苏格拉底，席地写算的毕达哥拉斯，倚柱而立的伊壁鸠鲁，手指书本的修辞家圣诺克利特斯，还有头戴白帽的画家索多玛……这是拉斐尔在1510年向希腊精神的一次致敬，他以柏拉图当年所建的雅典学院为题，以古希腊七种自由艺术——语法、修辞、逻辑、数学、几何、音乐、天文为基础，在油画中再现了那个“黄金时代”。

一幅名画不只能读懂一个大师，更能读懂一个时代。古希腊的童年，亦是西方哲学的童年。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希腊三贤，师徒三代，为西方哲学铺就了坚实的底色。

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文化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期。此前，希腊哲学主要研究宇宙的本源、世界的构成问题，属于“自然哲学”范畴。苏格拉底的出现，颠覆了这一模式，他转而研究人类本身：什么是正义，什么是诚实，什么是智慧，什么是知识与品德？他将“自然哲学”转向了“伦理哲学”。

西塞罗后来这样评价：是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回人间。

苏格拉底一生没有写过一部著作、一篇文章。他靠口传的知识，以及日复一日在城邦街头的对话与辩论，为希腊文明垫起一块基石。他年少时曾说：“我的母亲是个助产婆，我要追随她的脚步。我是个精神上的助产士，帮助别人产生他们自己的思想。”他还把自己比作一只牛虻——面对战争的失败带给雅典的衰落及混乱气氛，苏格拉底看到了繁荣表象下希腊文明的脆弱。高傲和过分自信的雅典人，在他眼里就像一匹匹喂养得膘肥体壮的厩马，需要头脑清醒而又敢于说话的哲人，给予一些牛虻式的“刺激”。他要披上袍子，走上街头，成为那个“哲学的牛虻”。

韦尔南在《希腊精神的起源》中关于“苏格拉底辩证法”的描述，暗合了这只牛虻的“精神助产士之愿”——“老师并不试图战胜，也不想让人闭嘴，他在提问与回答的游戏中，在一种生动的话语中试图做的，按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说，是让他自己的话语，一种真理的话语诞生在他弟子的口中。不是通过武器，把它说服的胜利强加于人，而是通过一种充满信任的辩论，使真理获胜。”

这个在当时的雅典被公认为最有智慧的人，最著名的一句语录却是：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倘若一定要声称知道些什么，那么在所知不多的几件事情里，我知道可靠的知识和所谓正确看法不同。”作为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也是一只哲学的牛虻）成了他棋逢对手的一面镜子，一部《对话录》映射出苏格拉底的哲学世界：他的“无知论”，把哲学探讨的出发点从“已知”改为“不知”。这是苏格拉底在认识论领域完成的一次革命。也有一种观点，在西方，对知识的明确而有意义的层次划分，始于苏格拉底或柏拉图的洞悉。

诗与哲学共同构建了柏拉图的“理想国”，而亚里士多德之后，古希腊哲学进入了希腊化时期。

在古希腊，诗人既等同于“神的儿子”，也是最早的知识传播者。地理学家斯特拉堡曾把荷马史诗当作哲学论著，而学问家第欧根尼则把赫西俄德看作一位早期的诗人哲学家。喜剧大师阿里斯托芬则认为，诗人不仅为公众提供娱乐，还是民众的先生。

这一切对于柏拉图来说，既加深了他对诗的戒心、批判，也让他始终无法挣脱诗的诱惑。在《斐德罗篇》里，他按掌握真理的多寡把人分为九等：第一等是哲学家或爱智慧的人（缪斯的追随者），第六等才是诗人和摹仿艺术家。在他看来，传统意义上的诗歌，是一种属于过去的古董：既珍视，又值得审视。哪怕是受整个民族追崇的荷马和赫西俄德。学者陈中梅在《柏拉图诗学和思想研究》中这样评价：“柏拉图对诗人的批评，严厉莫过于对荷马的职责，他对诗人的赞褒，盛誉亦莫过于对荷马的称颂。”

诗与哲学共同构建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作为古希腊诗化哲学的集大成者，当代学者亨廷顿·凯恩斯称赞柏拉图是一流的文体学家，“作为诗人，他戏剧化地阐述了自己的哲学思想”。雪莱则这样评价柏拉图：“柏拉图使严密和微妙的逻辑论证与诗歌的普希亚激情实现了罕见的结合，用句式的璀璨与和谐将二者融化成一股产生音乐印象的不可抗拒的洪流。”

到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迎来了亚里士多德时代。作为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更像一位天才的哲学家，在雅典学院，他曾被誉为“读书人”和学校的“头脑”。柏拉图去世后，这个“天才的头脑”曾离开雅典又重返雅典，公元前335年，他回到雅典，开办鲁开昂学院——几乎是另一座雅典学院，成为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凝聚点。

亚里士多德之于古希腊，是一个百科全书型的哲人、智人。马克思曾称他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恩格斯则把他视为“古代的黑格尔”。在以他著称的亚里士多德时代，他除了总结之前所有希腊哲学的大成，还第一次为“逻辑”的思辨，建立了完整的体系。他把知识或科学分为三类：理论或思辨科学，如数学、自然科学和被称为形而上学的第一哲学；实践科学，如伦理学、政治学；创造科学，如诗学。他的《形而上学》奠定了西方的哲学思想，他的《诗学》则是西方美学的奠基石。

亚里士多德之后，古希腊哲学进入了希腊化时期，同时创立了新学派——强调理性与逻辑的斯多葛派；强调感性与享乐的伊壁鸠鲁派，以及只对见解提意见的怀疑主义学派。哲学童年期的猫头鹰们，以智慧的姿势，越飞越远。

近三千年来，诗歌始终是希腊文明的精髓之一。

希腊无疑是诗的王国。从公元前8世纪雄踞希腊文学开端的荷马史诗，到公元前6世纪萨福的抒情诗，再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摘得诺贝尔奖的塞弗里斯和埃利蒂斯……近三千年来，诗歌始终是希腊文明的精髓之一。

在古希腊，哲学之前的神话与悲剧时期，诗人都是一些歌唱者，诗歌作为一种有节奏、能伴舞的歌唱，占据了智力舞台的前台。“我们在那里发现史诗、抒情诗，还有一种既有史诗形式，又有智慧书形式的诗，如同赫西俄德。”整个口头文明时代，诗的听众是整个民族，诗是“长了翅膀的话语，是用语言铸成的纪念碑”（韦尔南《神话与政治之间》）。

萨福作为柏拉图口中的“第十位文艺女神”（传说中司文艺的缪斯女神有九位），她的情爱诗为希腊文学、为整个诗歌史留下了“萨福体”的印记。

到了现代希腊，希腊诗因希腊语自身的特殊性——“希腊文就像海军，是高贵的军种”，在诗歌的创作、翻译与传播中，有着独特的魅力。如奥登所说：“希腊诗和英诗，两种文学的诗意的感性极其不同。与英诗相比，希腊诗显得原始……原始的诗歌用迂回的方式说简单的事情，而英诗试图用直白的方式说复杂的事情。”卡瓦菲斯、塞弗里斯和埃利蒂斯这三位最重要的希腊现代诗人，在其诗作成就上，都能看到一个古老（或古典）的希腊，又能看到一个未来（或无限）的希腊。

卡瓦菲斯1863年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一个从土耳其迁来的希腊商人家庭，他是在希腊东正教的宗教背景下长大的。虽然最早曾用英语写作，但他懂古代和现代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和法语、意大利语。他的希腊语诗歌，奥登读后这样评价：“他的历史感，更确切地说，他的阅读品味，支配了他，并为他提供了一个面具……卡瓦菲斯是一座希腊人、罗马人和拜占庭人（尤其是普塞洛斯）的图书馆。他尤其是一个钟摆，在涉及公元前最后三个世纪和公元最初四个世纪这个时期里希腊—罗马互相影响的文件和铭文之间摆动。正是前者的中性节奏和后者高度形式化的哀怜，造就了卡瓦菲斯风格独特的用语，造就了这种介于纪录与墓志铭之间的混合物。”

1928年，法国著名诗人兼批评家瓦雷里的哲学散文《与台斯特先生夜叙》出了希腊文译本，译者署名为：乔治·塞弗里斯。那时，希腊人对这个陌生的名字都感到好奇。三年后，塞弗里斯出版了第一本诗集《转折》，人们终于知道，这位1900年生于小亚细亚的斯弥尔纳的希腊诗人，在创作、翻译诗歌之外，还在外交部任职。由于精神血统中希腊历史的文化基因，以及外交工作对英国、叙利亚、约旦、伊拉克等国历史的涉入，他的创作为当时沉闷萎靡的希腊诗坛带来新的刺激。有评论家认为，希腊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30年代”以塞弗里斯这本处女作为起点。此后，他的代表作《历史与神话之间》（1935）为他在希腊诗坛甚至整个西方现代诗歌史中奠定了位置。1963年，刚刚卸任希腊驻英国大使的塞弗里斯，凭借他的抒情诗作，为希腊拿到了第一块诺贝尔文学奖牌。获奖理由是：他的卓越的抒情诗作，是对希腊文化的深刻感受的产物。

短短16年后，诺贝尔奖文学奖再次颁给了希腊诗人——68岁的埃利蒂斯。授奖词写着：埃利蒂斯从源远流长的希腊传统中汲取营养以强烈的感情和敏锐的智力，展示了现代人为争取自由和从事创造性活动而进行的斗争。

被誉为“新希腊诗派之父”的埃利蒂斯，1911年生于希腊的伊拉克利翁，1914年随父母移居雅典。他和塞弗里斯一样，都曾攻读法律与政治，也都曾前往巴黎求学、生活。1935年，埃利蒂斯开始发表诗歌、出版诗集：《方向》、《初升的太阳》、《献给在阿尔巴尼亚阵亡的少尉的颂歌和挽歌》和《善神来到狼谷》。直到1979年摘得诺奖，他从未停止用希腊语创作。而在领取诺奖时，他却把赞美引向故去的卡瓦菲斯：“另一个极点是卡瓦菲斯，他与艾略特并驾齐驱，从诗歌中消除所有华而不实的东西，达到结构简练和词语精确的完善境界。”

如同希腊文明史的进程与轮回，人们在三千年后谈及哲学、诗歌、艺术、美学时，还是会回到精神上的童年时代。像卡瓦菲斯的《伊萨卡岛》：“当你启程前往伊萨卡，但愿你的道路漫长，充满冒险，充满发现。……既然那时你已经变得很聪慧，并且见多识广，你也就不会不明白，这些伊萨卡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