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北吃晚饭，谈笑聊天，气氛热闹，桌桌皆见笑脸人，吵闹之声不逊于拥挤的香港。但忽然，全场皆静，人人抬头，目不转睛地盯着挂墙电视上播放的突发新闻。音量虽细，却有字幕，甜美主播说的每句话都变成文字像跑马灯般从右至左跑出来。是什么新闻呀，难道民意支持率只有8%的马英九突然辞职？一桌连我五人，我正在讲话，侃侃而谈香港的风风雨雨，本来聚精会神听我吹牛的朋友们忽然眼睛都不看我了，改看电视屏幕，目瞪口呆，惶恐满脸，仿佛有一只哥斯拉出现于远处并由远而近地入侵台北。我立即转身也望向电视屏幕，看看是否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确实恐怖，原来是大学生在捷运站疯狂斩人，三死多伤，现场留下大摊血渍，幸存者余悸犹在，蹲在地上，抱头痛哭。

你在另一个城市的《新闻联播》里也看见这镜头？是的，但感受想必很不同。除了因为你不是台湾人，故欠缺了所谓认同的伤痛，也因为你并非身处案发的城市，感受不了那种贴身的震撼。在这城市，在这晚上，不仅在这餐厅，即便离开餐厅搭的士，在车里，收音机节目在谈，的士司机也在谈；回到酒店，大堂的服务员在谈，站在电梯口等候的其他客人也在谈。四面八方的空气都被这悲剧撼动，“悲剧性”自然倍增，悲的更悲，痛的更痛。

这就叫做“现场实感”。这么吓人的凶杀事件理所当然引爆早已躁动不安的社会情绪，事件发生后的一个星期，搭乘台北捷运的人数减少了十多万人，许多人说，不敢搭，不愿搭，不想搭，一踏进车厢即感伤心与心寒。这就叫做“社会创伤后遗症”。另有一种症状，我称之为“暴力恐惧过敏症”。在过去一星期里，台北和高雄的捷运车厢里皆出现多宗冲突事件，或吵架，或动手，弄到报警拉人，参与双方皆被抓到警察局，经沟通查明，原来都是误会：一方看另一方形迹可疑，担心他会仿效郑捷在车内行凶；另一方被多看两眼，心有不爽，出言反击，终至爆发。

当人被哀伤和恐惧笼罩，初时往往只是被动，是受害者，在情绪层面上备受困扰；但很快，被动转化为主动，哀伤和恐惧像是有了生命，会滋长，会茁壮，像破壳而出的异形，由小而大，大到有了可怕无比的攻击能量，吞噬了身边每个人，包括，你。是的，是你决定让自己被恐惧吞噬，别怪别人。于是你从受害者变成参与者甚至制造者，你在行动层面上困扰了自己也打扰了别人，大家拉着大家跳进一个庸人自扰的纷乱漩涡，这个漩涡，才是最巨大的哀伤和最具杀伤力的恐惧。

可以想象，台湾百姓在捷运上瞪大了眼睛，张开了耳朵，把感官接收器全部打开，死命盯着每个人，随之把每个细节放大放大再放大，并且诠释诠释再诠释，然后反应反应再反应，最后，很可能一切皆遭扭曲，引爆了本不必要的冲突。听来复杂，其实可以用四个简单的字来形容：反应过敏。所以我把这现象称为“捷运杀人恐惧过敏症”。

香港又如何？我觉得香港近两年来亦有“不文明恐惧过敏症”。由于不文明事件愈来愈多，从车厢内进食到胡乱过马路，从买票不排队到随街大小便，让香港人伤心难过，更让香港人怒火中烧，于是回应，于是还击，于是构成了无处不在的漩涡，很容易把所有人吸纳进去，包括，我。譬如说，每回在公众场合，我极留意自己有没有不小心做了不文明的事情，例如因站错位置而变成打尖，又如在安静的地方说话太大声，再如在不准启动手机的空间里忘了关手机，总之是极怕被看成“不文明”，稍有此嫌疑，立即用力澄清，夸张地说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对被冤枉的反应异常过敏。

相对地，偶尔看见别人的“不文明”，反应亦是极大，皱起眉头，甚至很有破口大骂的冲动，几乎有失斯文，做了不该做的表现。一旦冷静下来，忍不住笑笑，这或可称为“不文明恐惧过敏症”，其实亦是另一种形式的不文明，为自己和其他人增添烦恼，愚不可及，可怜可哀。中国人常说“恰如其分”。说时容易做时难，反应过敏才是常态。不想承认，却又没法不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