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改编自马伯庸作品的《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热播，引起了不少的讨论。
近几年，历史剧以越来越精美的服化道和更微观、立体的人物塑造在各类影视剧中占据重要位置，但许多历史剧为了适应大众口味增加娱乐性元素，鲜少涉及更深层的历史视角，从而处在了娱乐性和历史性之间的尴尬境地。
《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是否能逃脱出近些年历史正剧难以出彩的“魔咒”？观众期待看到的历史剧，又是什么样的？
正在热播的历史剧《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以下简称《丝绢案》），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的第一个故事“徽州丝绢案”。和小说中其他五个案件一样，丝绢案同样是马伯庸在明朝历史资料中发掘出的真实案件。
马伯庸通过详实考证，结合小说笔法，把一个拉扯了十多年的案件，讲述得栩栩如生，让人想到诸多汉学家的作品，如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孔飞力的《叫魂》。
《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
马伯庸选取的这六起案件，也恰恰是在史料的加持下，使得这些历史故事变得更有魅力了，其中的复杂、幽微，掩埋在帝王将相历史下，呈现出微观的权力角逐与斗争。
所谓“显微镜下的大明”，指的正是那些在正史中消失的、被忽略的小人物，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小历史”。
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现代历史研究一个鲜明的转向，是把目光从传统的大历史、大人物、大事件，转移到相较而言更小、更微不足道的人物、故事、事件与历史上来。就如罗新在其专著《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中所说，历史研究范式的转变本身既和学科内在发展理路有关，也与现代研究者所处的时代、观念以及所关注的问题紧密相连。
《雍正王朝》剧照
从正史缝隙的零散材料中，构建某个小人物、某一事件或某段历史，显然会困难重重，但也恰恰是这种新视角，能让我们发现新的、曾经被忽视的问题和历史细节。
马伯庸在原著中企图展现的，是明朝衰败、走向覆灭的最根本原因——无数的“蚁穴”。借用“显微镜”，重新认识这些“蚁穴”的生死欲念、遭遇与挣扎。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丝绢案》的改编颇受关注，尤其是马伯庸亲自参与编剧，把原本故事性不强的科普研究作品改编成一部精彩的电视剧集。也正因此，几乎从一开始，《丝绢案》就存在着一个矛盾：原著是建立在史料考证详实基础上的真实案件，对其的改编是不是要亦步亦趋？
《丝绢案》显然并未完全遵从原著的模式，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另起炉灶，在原始案件的基础上演绎了一段新的故事——新故事成了包裹丝绢案的重要载体。两者的结合效果，也恰恰是评判《丝绢案》一剧水平的依据。
《大明王朝1566》剧照
在关于此剧的诸多评论中，许多人几乎是下意识地想到与其十分类似的前辈剧《大明王朝1566》。
两部剧选取的历史背景、核心故事以及围绕故事展现出的历史场景，有着鲜明的相似性，甚至在一些画面设计上，都能看到《丝绢案》对《大明王朝1566》的借鉴。也正因此，观众对《丝绢案》的期待从一开始就被无意识地拉高，从而可能掩盖对其更加公正的评判。
《丝绢案》的核心故事是：一个县交了一笔来路不明的糊涂税收。这和《大明王朝1566》中重要的“改稻为桑”情节相似。
两者都是矛盾中心，都引起了斗争，都有对各方势力的描绘，只不过“丝绢案”是从下到上，而“改稻为桑”是从上至下，两者所涉及的个人、地方和朝廷，在不同力量之间拉扯与摩擦，透露出隐藏在一片繁华之下的种种阴暗与危险。
《大明王朝1566》剧照
《丝绢案》和《大明王朝1566》在叙事视角上存在差异。前者更多将注意力放在地方官僚、士绅和百姓的矛盾上。虽然剧中模糊地提及“张首辅”以及代表着其利益的李世达，但朝廷始终在丝绢案中隐而未现。
但恰恰是朝廷曾经的赋税制度和准备重新丈田的打算（即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导致了地方问题的出现。之后的官僚、士绅和百姓的斗法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丝绢案》弱化了朝廷角色在案件中的作用，让故事和立意最终只能停留在“打地主分田地”阶段，无法达到像《大明王朝1566》那样深刻的探索与批判。
《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剧照
和马伯庸的原著相比，《丝绢案》也削减了原著案件的历史深度。原著以真实历史为基础，展现了围绕着这个案件近十年的拉扯，主角帅家默最终也因为难以调和的朝廷、地方（官僚和乡绅）与百姓之间的矛盾被推出来做了替罪羊。
《丝绢案》在故事新编中加入了不少新鲜人物、情节以及喜剧效果，增加了观赏性。故事原本所具有的复杂性和批判性却被削弱了。
《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剧照
《丝绢案》似乎在企图平衡原著中过分残酷的历史真相与电视剧的娱乐性。最终的结果就是两头都浅尝辄止，草草了事。
对于那些期望能够看到一个精彩的古代探案故事的观众来说，丝绢案过分清淡且琐碎；而对于那些想看一部像《大明王朝1566》一样具有深度的历史剧的观众而言，《丝绢案》又过于的“轻佻”、故事设计感太强。因此，它几乎难以避免地成为一块鸡肋，再次落入这些年最常见的历史剧窠臼中。
这些现象普遍存在于改编自小说的历史剧中。
历史剧的尴尬与悖论
在当下，历史剧在故事和历史思考、批判与深度上都出现了危机。尤其在有着如《大明王朝1566》《走向共和》与《康熙王朝》这些珠玉在前时，当下的历史“正剧”渐渐走上了一条尴尬的道路：一方面，它期望能解放其过分严肃板正的形象，融入日益轻松化、娱乐化和浅显化的当代观剧潮流中；但另一方面，这种融入会导致历史剧思想和批判深度大幅度下滑。
《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许多不错的历史剧有着不错的故事，但却因缺乏思想深度很难更进一步。即便它们受到追捧，但所能提供的思考大多有限。
《丝绢案》同样何尝不是处在这样的尴尬中？
在当下快节奏且强调消费的观影市场中，一部新的《大明王朝1566》很难获得短期的收益。为了即刻获益，编剧只能在其中加入大众元素，如《丝绢案》里丰氏姐弟这样讨喜的人物，或张艺谋《满江红》中的喜剧情节……
在当下，市场和创作者都对观众的观影能力产生了怀疑，他们把观众当成只吃快餐、只注重娱乐的肤浅消费者，这也为降低自身作品的复杂性找到了借口。创作者和观众彼此影响，双方共同造成了当下历史剧的衰落。
《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剧照
历史剧的衰退似乎是当下消费与娱乐社会难免的趋势，但这些背景仅仅是影响的外部因素。导致历史剧衰退的真正原因，是历史剧自身内部的萎缩，尤其是历史剧在本体论上的存在意义遭遇了危机。
为何还需要历史剧？我们为什么还想看那些发生在很久之前的虚构故事？历史剧的娱乐倾向是否就是不可接受的？
《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剧照
说到底，与其说人们对历史剧的期待是对一段（虚构）历史的好奇，不如说是对当下自身所处的社会及问题的关注。无论是板着脸还是嬉皮笑脸的历史剧带给观众的更多是一个新的思考方向。提供一种反思和批判的思考空间，是观众对历史剧的期待，也是许多经典历史剧所期望实现的目标。
在关于《丝绢案》的讨论中，许多观众通过人物之口渐渐了解明代万历时期的赋税制度，见证各方势力围绕着这一制度所展开的权力与利益斗争。它向我们展现了明代社会的一个横切面。透过它，我们能够窥见这个努力改革的朝代所遭遇的阻力、问题以及失败。
《大明王朝1566》剧照
这是《丝绢案》精彩的地方，但它也将步伐停留在展现历史的层面。主人公帅家默有着自己的目的——弄清楚父亲自杀的原因，丰氏姐弟也有着自己的私欲，他们处于其中，成为一种虚假的“真实历史人物”，而非一个“当代的历史人物”。由此，历史剧被肤浅化为一种企图再现或是反映“真实历史”的工具，从而掩盖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塑造，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中立的形象。
正是历史剧企图树立的“中立形象”，使得它越来越不温不火，最终失去了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历史剧展现的就是某种观念、偏向和解释。
《康熙王朝》剧照
在《大明王朝1566》中，“改稻为桑”一事就是虚构的情节，但恰恰是这一现代虚构的框架为展现明代朝廷、官僚机构与地方之间的矛盾、拉扯和斗争提供了展示的空间。
历史剧不需要“重现”历史真相，即使能够“按真实事件改编”，历史剧又因为各种外部元素的影响和诱惑而不得不放弃，最终便出现了尴尬与悖论。
无论是历史研究的范式转变，还是历史剧中小人物故事的增多，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对微观的人物和故事越来越有兴趣。改编自马伯庸小说的几部剧都以小人物为主角，但他们，无论古今，都受制于更加复杂的话语、经济、社会和权力结构。
对这种“复杂性”的聚焦和思考，就是我们对历史剧的美好期待。毕竟，不思考的历史剧和不思考的人一样，最终只能随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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