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沙咀,弥敦道36-44号,由5栋17层连体式楼宇组成的重庆大厦,因为一部电影和一本旅游手册,成为充满文艺想象的朝圣地标。
对中国文艺青年来说,它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拍摄的《重庆森林》中,金发墨镜的林青霞和编号223的金城武在龙蛇混杂的楼道内擦肩而过,阴暗的空气中弥漫着犯罪气息。王家卫赋予重庆大厦的神秘色彩,来自童年时期的禁忌,他描述过:“它曾经是很好的公寓,有很多明星住那里,香港最好的夜总会就在它的地库。但后来慢慢变成游客、印度人租住的地方,有很多赌档、妓女,我的父亲就告诉我绝对不许去,所以我一直对这个地方很有兴趣。”
对外国文艺青年来说,它扬名得更早。上世纪80年代,它被“孤独星球”创始人东尼·韦勒写进《鞋带上的东南亚》,极具煽动力地概括道:“一个在香港找廉价住宿的有魔力的词——重庆大厦。”从这句话开始,西方嬉皮士和背包客拥入重庆大厦,它既有位居中心地段且廉价的优势,又被视作充满东方探险意味的象征。
1983年,刚刚拿到硕士学位的美国人麦高登(Gordon Mathews)以旅游者的身份第一次住进重庆大厦,逗留了一周:“周围是成群的欧洲和日本背包客,交流着自己的旅行经验,比如在新德里和泰国到哪里观光,怎样拿到缅甸的签证。”
1994年,麦高登正式搬到香港居住,每隔几个月前往重庆大厦吃一次咖喱。同年,《重庆森林》上映,但在麦高登看来:“这是部好电影,不过与重庆大厦本身无关,电影完全不写实。”真实情况是:“香港华人在90年代初一般不会来重庆大厦,即使到了那种地方也不可能有电影里所表现的行为。”
2006年,50岁的麦高登已是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教授,他频繁出入重庆大厦,每周至少留宿一晚。两百多个夜晚之后,麦高登住遍了大厦内所有旅馆,邂逅了129个国籍的人,写成了《世界中心的贫民窟:香港重庆大厦》。
“从千禧年开始,我注意到重庆大厦里有许多与全球化相关的有趣的东西。为什么大厦里有很多非洲商人?为什么有很多巴基斯坦店主,还有这么多手机商?我开始跟商人们及店主交谈,发现大厦中流动着大量贸易和资金,才发觉大厦的意义,这时我才意识到重庆大厦除了外表,还有许多值得挖掘的地方——我称它为‘低端经济全球化中心’。”
谁的重庆大厦?
每个晚上,大约有4000人留宿于重庆大厦。他们是谁?
麦高登看到的是:“穿鲜艳长袍、嘻哈服装或不合身的西装非洲人,头戴无沿平顶小帽虔诚的巴基斯坦人,穿伊斯兰教黑色罩袍的印尼妇女,穿中短裤挺着大啤酒肚的老年白人,有一些嬉皮士仿佛是上一个年代的难民,尼日利亚人大声喧哗,年轻的印度人把手搭在彼此的肩膀上谈笑风生,还有一些中国大陆人掩饰不住心中的惊奇。你很可能还会见到南亚人推着手推车运载三四个标有‘拉各斯’或‘内罗毕’的大箱子,非洲人手拉着塞满了手机的行李箱,还有掌柜正在贩卖各种各样地球上能找得到的东西,从咖喱角、手机卡、剪发服务、威士忌、房地产、电源插头、自慰器,到鞋子。电梯口排队的人什么肤色都有,等着去百多间不同的旅店。”
始建于1961年的重庆大厦,之所以形成今天的风貌,最早是因为南亚人的到来。19世纪中期,香港殖民政府大量雇佣印度人做警员和士兵,他们最早便驻扎在尖沙咀。“重庆大厦附近的清真寺是吸引南亚人到该区的重要因素”,根据麦高登的考据,早在1896年就建成的香港最大的清真寺——九龙清真寺,距离重庆大厦两个街区,无疑影响了大厦内穆斯林人口的增加。
对南亚人来说,重庆大厦是香港少数几个他们能自在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之一。而香港社会对南亚人的偏见,又导致了重庆大厦在香港人心中被贴上黑色标记,因此大楼的物业价格一直很低迷,南亚人得以常年居住下来,人口逐年增加。如今重庆大厦中许多商店的经营权在南亚人手里,他们中很多人能说流利的粤语。持旅游签证的印度劳工仍源源不断来到这里,只因他们在香港的收入远高于家乡。
紧随南亚人而来的是非洲人。“2000年年初,非洲商人开始抵达重庆大厦,像那些以往的嬉皮士一样,在最廉价的住处扎堆。他们受到香港和中国大陆商业机会的吸引,到此买商品运到家乡贩卖来发财。”大部分非洲商人来自撒哈拉以南地区,他们之所以选择香港,一方面是这里更新中国签证便利快捷,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内地语言交流困难,而重庆大厦的主要语言则是英语。和南亚人不同,重庆大厦里的非洲人只是过客:“虽然重庆大厦有许多非洲面孔,但是没有多少非洲人在店里当掌柜的,主要是因为很少非洲人有在港台合法居留的权利。”
避难者是重庆大厦内另一落脚群体。麦高登发现,重庆大厦每天任何一个时刻都有300名避难者:“一个人在香港可以申请避难者身份,但在大陆却不可以。”重庆大厦内甚至还有两个基督教慈善机构,在午餐或晚餐时向避难者免费发放食物。
猎奇的旅客从未从重庆大厦退场,今天你只需要不到100港元,就能在这里住上一晚。曾有一个三十多岁的英国人告诉麦高登:“所有网站都警告我千万不要住在重庆大厦,然后我就明白一定要来这里。”
欢迎来到“第三世界国家成功人士俱乐部”。
重庆大厦内大约有90间旅店,每天能提供超过1000多张空床给外来者。你别指望能在这里享受到文艺或是浪漫,麦高登形容它们“像子宫般狭小”,且“许多房间没有窗户,睡在房间里的人永远不知道白天黑夜的区别”。
另一方面,这些逼仄的房间大概是全香港最能阐释“全球化”的地方之一,打开电视你就能察觉到这点:“重庆大厦的电视机有十六个频道,有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的独立频道,BBC,以及许多非洲人会观看的法国第五电视台,还有一些香港和大陆人看的中文频道……在大厦隔壁的假日酒店,客人能观看CNN和HBO,但如果要看南亚国家的电视台,就必须在重庆大厦才能找到,那里的旅店老板伙计都对家乡发生的新闻了如指掌。旅客进入一间客房打开电视机,就能通过出现的频道判断上一位住客的国籍。”
在重庆大厦,你能找到全香港最正宗的印度餐厅和非洲餐厅,也能找到只需几小时就能办理中国签证的旅行社,还能找到国际避难方面的法律咨询服务公司,当然,最多的是服装商和手机商——他们销售的商品几乎全部由中国大陆制造。“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至少有20%的手机销自重庆大厦”,麦高登说,正是这些在重庆大厦走廊里搬来运去的商品,使这里成为“低端全球化之中心”。
“低端全球化并不类似可口可乐、诺基亚、索尼、麦当劳这类大型企业,也没有所谓的办公大楼、律师,或什么宏伟的财政预算。相反,低端全球化中的商人很有可能是用自己的行李箱或是租用一些集装箱和货车去运送货品,越过边界,并尽可能地躲避法律和版权的干涉,他们的世界由金钱主宰。这些人离乡别井去其他地区寻求更好的机会,不论是通过打临时工,还是以避难者或性工作者的身份,这就是今时今日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的主要形式。”
一街之隔的广东道,是重庆大厦的居民们不会轻易踏足之地。林立的奢侈品旗舰店对他们来说是另一个世界,但他们能轻易拿到所有这些品牌的仿冒品。正如麦高登在重庆大厦中遇到的某个商人所说:“如果你想要一千件阿玛尼外套,他们就能给你弄到手,他们会打电话给相关的中国工厂。”
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拥入香港的越南船民不同,重庆大厦居民的“本土化”并不太顺利。“越南人看起来像东亚人,可以融入像香港这样的华人社会,但南亚人和非洲人就不行。不过也有许多可以融入社会的南亚人,他们成为香港社会一员,而且和家人一起在香港已经生活了一百多年。”但即便是拥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南亚人,他们与这座城市的关系仍然十分暧昧,至少他们中的大多数仍感觉受到歧视。
麦高登把重庆大厦总结为“世界中心的贫民窟”,但他也称这里是“第三世界国家成功人士俱乐部”,在他看来,住在重庆大厦中的外来者,无论是商人还是避难者,仅凭借“有足够的钱飞来香港”这一点,足以代表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处于中上流阶层:“重庆大厦中的每个人都有较为成功的人生,正表现在他们能够身在大厦中。”
“我在这里为了赚钱,他们也一样。我们可没精力打架。”
“伊斯兰教是大厦中的主要宗教,尽管也有许多基督徒、印度教徒,和锡克人。宗教有很强的影响,有的穆斯林店主在白天可能关闭店面,去九龙清真寺做礼拜。”在重庆大厦内,麦高登偶尔会见证这样的信仰冲突:“一个穆斯林手机店经理告诉一个信基督教的非洲顾客:‘我的朋友,你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却给我带来这么多麻烦,我必须重新写收据。我们同样信神,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那个基督徒沉默不语,但之后他告诉我:‘他的神不是我的神。’”
重庆大厦中也有一些群体来自相互发动战争的社会,比如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即便如此,大厦内部的基调是平和的,麦高登讲述的另一个故事能说明原因:“有一个巴基斯坦人当着印度人的面跟我说:‘我不喜欢他们,他们也不是我的朋友。但是我在这里为了赚钱,他们也一样。我们可没精力打架。’”
尽管许多香港人对重庆大厦敬而远之,认为这里充满了犯罪和邪恶,但麦高登认为,这些传言夸大了重庆大厦的危险性。曾有一位香港警察告诉他:重庆大厦比起许多其他同样大小的本地楼宇犯罪率少得多。
“重庆大厦里有许多族裔社团,他们与香港警方合作,一齐防止族裔间发生严重冲突,非洲社团就起着关键作用。另外,重庆大厦是一座小型单栋建筑,所以族裔间的交流不可避免,这令不同人群间产生了一定的宽容。”在重庆大厦里,警察的介入并不明显:“警方并不会宽松对待暴力或抢劫事件,一点儿也不。但他们确实对大厦中的非法劳工比较宽容,主要因为很难捉到他们。香港法律只在拿到了确实证据的时候,才会定非法打工的罪名。另外,香港警方知道重庆大厦的工人并没有从香港人那里抢饭碗,香港人一般也不会想要在这里打工,因为酬劳很低。”
这也是一部分商人愿意继续留在重庆大厦的原因之一:“相比起大陆,重庆大厦和香港社会中的警方和法律较值得信赖。不过商人们告诉我,在大陆赚钱的商机比香港大。”对于重庆大厦的未来,正如麦高登在书中所预测:“重庆大厦作为低端全球化的中心,或许在今后十年到二十年间继续存在,但它终究会被拆毁,不可避免。它现在已经是尖沙咀地区最古老的建筑之一,虽然有定期修整,但它的末日迟早会来临。”但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重庆大厦将作为一种隐喻留存下来:“在未来,会有更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世界交汇和交织的节点,现在已经发生这种情况,从巴黎、纽约,到内罗毕,并且会在将来扩展到更大的范围。”
对话麦高登:重庆大厦反映了香港非华人文化的一面
《新周刊》:你最近一次到重庆大厦是什么时候?是否观察到了新的变化?
麦高登:我昨天还去了那里,每周六都去。那里没什么特别大的变化,低端全球化如常进行。手机铺没以前生意好了,因为智能手机不好仿冒;大厦出现了更多卖电脑的店,越来越多店卖真货;非洲商人的数量有所减少,大陆旅客更多了。
《新周刊》:手机作为重庆大厦中最主要的商品,最受欢迎的是哪些品牌?有没有山寨货?
麦高登:有的商铺现在主要贩卖折价iPhone,或二手欧产手机。人们普遍青睐中国制造的服装,但却不会信任其电子产品,不过市面上还是有许多中国仿冒品的。
《新周刊》:你是否研究过其他关于重庆大厦的文艺作品?
麦高登:重庆大厦在香港越来越流行,因为它反映了香港非华人文化的一方面,香港人被这方面所吸引。我不知道有什么其他书写重庆大厦,只有我自己写的这本(不过根本不是什么艺术作品),在香港有一点微弱的影响力。
《新周刊》:写完这本书后,发生了内地女学生在重庆大厦被强奸事件,你怎么看?
麦高登:这件事很悲惨,也无法避免,我听说那位年轻的中国女孩洗澡期间,旅店房门没上锁,她不是被重庆大厦的居民所强奸,而是被一个送货员。所有强奸事件都是悲剧,而且绝对不是受害者的错;不过同时,常识性的预防措施还是必须的。如果一个人住在旅店里的时候采取了这些措施,他们在重庆大厦或香港任何其他地方都是安全的。
《新周刊》:你有把这本书给重庆大厦里的人们读过吗?他们怎样回应你?
麦高登:我送书给了大约三十位重庆大厦的朋友,他们的反馈比较正面,我也很感激。
评论
下载新周刊APP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