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0月，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院因“学生食堂午饭夹生”引发罢课学潮。/Unsplash

1922年10月中旬，位于上海闸北青云路的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突然引发罢课学潮。事情的起因是当月15日学生食堂“午饭夹生”。

次日，《申报》一则题为《纪东南高专师校之风潮》的新闻报道了这场看似突发、实则谋划已久的罢课运动。因吃饭问题引发罢课风潮，听上去如同一出闹剧。校方很快意识到，少数学生要求开除闹事学生朱间白只是借题发挥，“到现在他们反把朱间白的事丢开了，来积极进行他们的所谓改造学校的正事，我们因为以上这许多原因，觉得学校的前途非常险恶”。

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1922年4月成立，校长王理堂假陈独秀和胡适之名招揽了不少青年学生。入学后，学生们很快发现这只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学店”。师资水平低下，管理混乱，课程掺水，校舍不过是嵌在弄堂里的十余间旧屋，学资还被王理堂拿去作留学东京的旅费。学不到知识，生活条件又恶劣，学生们早已忍耐多月，他们借“午饭夹生”发难，决定重建一所心目中的大学。此时，中国共产党刚刚诞生不久。

周学文、陈荫楠、孔庆仁、陈子英、程永言等“十人团”组成了学生自治会，“决定改组学校，拟推翻前校长，迎接一个有革命声望的人进来，办一所革命的大学，使外地青年来沪求学有所问津”。

自治会以公开伙食账目为名，召开全校大会，宣布改组学校，推举慕名已久的陈独秀、章太炎、于右任为新校长人选。此时正值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作出与国民党内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建立联合战线的决议。自治会向中共寻求帮助，中共负责人建议请国民党要人于右任来当校长。

于右任先生。/微博#艺术范超话#

程永言、周学文、汪钺被推举为学生代表，为校长人选四处奔走。他们首先联系上和于右任相熟的邵力子——二人曾一起创办《神州日报》《民立报》，堪称莫逆之交。

此前，《民国日报》曾刊登《东南专师风潮之相持》一文，报道过此次罢学运动，对激进学生倾向于支持。邵力子和国民党党员叶楚伧、柳亚子等人为敦请于右任接下这份差事，出了不少气力。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小说月报》主编的沈雁冰（茅盾）也向学生代表建议，“请国民党出面办这学校，于学校的发展有利”。

起初自觉“改组大学，前途艰巨”的于右任，为学生和说客的锲而不舍所动，“念西哲互助主义，自动植物以致野蛮人类皆能互助，何况吾辈为有文化之人，自当尽力之所能，辅助诸君，力谋学校之发展”，遂接任校长一职，学校则更名为“上海大学”。学生自治会迎来了这场革命的胜利和理想的师资队伍，使得上海大学天然带有革命的基因。

社会主义思潮的早期据点

1923年4月，中国共产党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安石（邓中夏）被于右任聘为上海大学总务长。邓中夏刚刚经历了“二七”大罢工的失败，背负开办一所“自己人的革命干部学校”的使命从北方来到上海。新起草的上海大学章程里明确，学校宗旨为“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资料显示，“数月之间，学校的气质和氛围起了根本性变化。所有缺课及不称职的教师均更调为社会名流、教授、专家、进步人士，如茅盾、陈望道、郑振铎等先生。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诸先生也相继来校当教授”。

1923年7月，瞿秋白到上海大学担任社会学系主任。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谈到上海大学的定位直追北京大学，是“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

作家吴越在《上海早晨：记中共创办的第一所大学（1922—1927）》一书中写到，社会学系是上海大学最大、最活跃的系，从起初的50多人增加到后来的400多人，占全校学生半数以上。学生大多家境贫寒，政治上倾向革命，共产党员与青年团员大多集中在该系。

上海大学西摩路遗址，瞿秋白在给胡适的信中谈到上海大学的定位直追北京大学，是“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

该系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主，瞿秋白为社会学系制定的教学计划，着重劳动问题、农民问题、妇女问题的研究。除了社会学系教授马列主义学说，其他科系的哲学课程，多由社会学系教授兼任。这些课程深深地影响了学生的政治态度。上海大学从此以马列主义为思想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它显著地区别于同时期上海其他高校，也在彼时的中国独树一帜。瞿秋白对这所新学校的愿景明确：“上海大学办学的目的，就是要使学生认识社会，改造社会。”

在今天看来，上海大学的自由开放是混乱时代里难得的景致。在学校教职队伍里，国民党、共产党、无党派人士皆有之，师生间以朋友和同志相称。学校专门招收贫苦学生，后来的工人运动领袖刘华入学时向邓中夏坦承，学费和伙食费都“很困难”。邓中夏说：“你来吧，我们给你想办法。”刘华当时便想，自己这样一个小学尚未毕业的工人，哪有不交学费又不交伙食费，高兴到大学听课就听课，高兴读中学就读中学的？后来刘华入校，果然收到了补贴的伙食费，若是需要零用钱买些牙膏、牙刷，校方也会想办法满足。

这是一所没有围墙、没有大楼的弄堂大学，白天由教授登台讲课，到了晚上就成了工人和学徒的聚会场所。“全校教室晚间全部开放，成了平民夜校，由学生担任教师，按受众的文化程度分为英文夜校、平民学校、工人补习学校、识字班等，吸引了大量熟练工人、商店职员、商号学徒、书店和印刷厂的雇工、报纸校对员、小学教师、下层党务工作者等。这些附属学校不收学费，并免费提供书籍、钢笔和铅笔，入学人数很快就由几十人发展到超过六百名，比上海大学常规学生人数还要多。”吴越在书中写道，革命思想和阶级意识将教室与街头连为一体。学生和工人阶级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这为后来的工人罢工运动提供了坚实基础。

而那些高调宣传北京新文化运动和广东国民党人的公开讲座，也使上海大学格外引人注目。于右任多次邀请李大钊来校做《演化与进步》《社会主义释疑》讲演。

1924年4月，根据中共上海地委的决议，党组织在上海大学设立了书报流通处，目的是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思想，以便团结一批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壮大革命力量。这些革命活动很快引起工部局的恐慌，工部局的《警务日报》写道：“最近几个月来，中国布尔什维克之活动有显著的复活，颇堪注意，这些过激分子的总机关设在西摩路一三二号上海大学内，彼等在该处出版排外之报纸《向导》，储藏社会主义书籍，以供出售，如《中国青年》《前锋》。该大学之大部分教授均系公开的共产党人，彼等正逐步引导学生走向该政治信仰。”

上海大学集中了众多共产党员，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在上海的一个重要活动据点。现在看来，很多青年都是在那里入党、开始革命工作的，是中国共产党培养青年知识分子进入革命队伍的早期阵地。

2021年6月17日，上海，游客参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图/视觉中国

1966年10月，台湾某媒体提到上海大学“教授、副教授与讲师，可以说集地下分子与‘左倾’分子之大成，兹与文学系与社会学系为例。文学系主任陈望道，是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人。教授有沈雁冰（茅盾）、郑振铎（西谛）、田汉、蒋光赤、刘大白、胡朴安与李石岑等，几乎都是‘左倾’分子与共党同路人……教授有李季、沈泽民、恽代英、萧楚女、瞿秋白等，共党潜伏在上海的文化领导分子几乎占了大半。难怪他们当年自豪，革命的军事学校是黄埔军校，革命的政治大学就是上海大学了”。

“五卅”运动

上海大学是革命思想的摇篮，自然培养了不少积极投入革命的身先士卒者。

上海大学师生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的运动中尤为活跃，故每当上海工商学各界举行市民大会或游行示威，上海大学的队伍必居前列。资料记载：“游行示威时，群众也把上海大学的队伍看成是核心的队伍。上海大学的队伍未到，大家都要等上海大学的队伍；上海大学队伍的旗帜未竖起来，大家的旗帜都不竖起来，反之，上海大学的旗帜一竖，大家的旗帜都竖起来了。当时的全国学生会，也是以上海大学为旗帜的。”排头的“上海大学”四个字，尤其耀目。

1925年2月21日，驻沪日本商会主席田边致函工部局总董、英国人费信敦：“这一运动的性质已经不是一次普通的工潮……罢工几乎流行于所有此间之日商纱厂，现已蔓延到六家公司的二十二家工厂，现大批职工（指日本高级职员和部分受骗上工的工人）在上工时遭到煽惑者的威胁，厂房受到巨大损失……这次罢工是经过周密部署的运动的第一步……那些煽动分子和狂热分子煽动罢工的经费，则由本市一家大学校供给。这所大学被认为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宣传机关。”

信中的“这所大学”就是上海大学，所谓“供给罢工经费”指上海大学学生进行募捐，支援罢工工人；所谓“煽动分子和狂热分子煽动罢工”指上海大学学生宣传队揭露日本资本家残酷压迫中国工人的事实和真相。当时，中国工人在日本工厂里劳动景况凄惨，工资被任意拖欠克扣，童工被当作奴隶一样终日工作，报酬不敷使用。上海大学师生决心为工人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

在电影《1921》中，欧豪饰演的李启汉带领工人罢工，争取应有权益。/电影《1921》剧照

5月30日，上海工人、学生等万余人在南京路抗议租界当局非法逮捕工人和学生，遭英国巡捕开枪镇压。群众死亡十余人，伤者无数，这就是为人熟知的“五卅惨案”。

之后发起的“五卅”运动中，上海大学出动了400多人组成38个演讲队，上海大学师生因领导全市民众反抗帝国主义，致死伤者近百人，被拘捕者达570余人之多。

6月4日，上海大学被万国商团英美士兵及武装巡捕包围，英美士兵将大炮和机关枪对准校舍。英、美、意、法等国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全部上岸，占领上海大学、大夏大学等学校。面临武力镇压后，上海相继有20余万工人罢工、5万多学生罢课，公共租界的商人全体罢市，连租界雇用的中国巡捕也响应号召宣布罢岗。

“五卅”运动后，上海大学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更大。1925年暑假招生，上海大学附中与上海大学都发出通告：接收因参加“五卅”反帝爱国运动而被退学的学生。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大学被迫关闭。从创校到被迫关闭，上海大学校史不到5年，校舍几易，师生也分散各地，堪称艰苦。在寻访上海大学旧址时，吴越感慨：“与同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相比，上海大学的形象更可能零星出现于公共租界的警方报告里，出现在报纸上预告最近活动的广告中，出现在新闻记者对抗议和搜捕的报道上，出现在描绘知识青年在半殖民地社会里发挥作用的激进文化作品里。”

上海大学深嵌于这个城市中，从未远离大街小巷。当其他学校被“驯服”为中产阶级的学校后，上海大学依然保持其自由不羁的风格。/Unsplash

圣约翰大学坐落在“有平整草坪和林荫树的伊甸园”，受到保护，而免于外面混乱世界的干扰。上海大学的校舍全是混凝土和砖结构，它深嵌于这个城市中，从未远离大街小巷。当其他学校被“驯服”为中产阶级的学校后，上海大学依然保持其自由不羁的风格。到了冬天放寒假时，学生会曾统一布置寒假活动：回乡后要宣传国民革命的胜利形势，组织农村文娱活动，破除封建迷信，联络并组织小学教师，介绍阅读进步书报。

在《上海早晨：记中共创办的第一所大学（1922—1927）》一书中，吴越写道：“无论人员流进流出多么频繁，上海大学的精神与传统未曾改变。这个学校的学生比别的学校的学生更活跃、勇敢，革命性更强……在校内也放着一杆红色横幅，写着‘欢迎出狱同学’，因为上海大学经常有学生被捕，出狱时打出红色横幅，大家鼓掌欢迎。虽然学生经常被捕，但是大家不在乎，什么都不怕，死也不怕，总有那么一股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