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白银，黄土高原和腾格里沙漠的过渡地带，用张玮玮的话说，是“西北戈壁滩里的一片戈壁滩”。

白银出现在大众视野的次数不多：一是在2016年告破的白银连环杀人案，二是戴着瓜皮帽、圆眼镜，总是一脸平静抱着手风琴，奏唱着白银的炽热和荒诞的张玮玮。

白银曾是中国冶炼工业的翘楚，但张玮玮无法因此感到自豪。家乡的生活闭塞无趣、粗粝坚硬、轨迹单一，没有本地人，没有口音，似乎也没有历史。张玮玮最初自我介绍时，宁愿说“我是兰州的”，也不大想跟人说白银是哪儿，“解释半天也解释不清楚”。

1998年，张玮玮和好友郭龙追随野孩子乐队和独立音乐梦，到北京开始了十三年的音乐学习和演艺之路。圈子扩大，朋友增多，了解更多迷人的音乐风格和生活方式，从朋友们对白银往事的好奇与赞叹中，从歌唱故乡开始，张玮玮逐渐意识到白银的无可替代。“白银是我长大的地方，是根源，影响一切。不是它不好，是我过去没有发现。”

“那些重复的词句从嘴里飘出来/聚成烟雾笼罩在我头上/那烟雾里还有几万工人/从早到晚/用很质朴的手法切割着我。”这段歌词出现在张玮玮的新作《沙木黎》里（沙木黎是张玮玮虚构的名字，希望借此说一些自己想说的话），表达了他在白银二十余年的一些情绪，与《白银饭店》中的“他们在屋顶，屋顶上很高/从高处看我们就像风中的草”近似。二十年前，文艺青年张玮玮渴望摆脱一眼到头的工业城市小市民生活，“那里的一切都平静地重复着，好像永远也不会停下来”。

他不希望进入家人安排好的系统，不想成为一名警察或博物馆工作人员，然后结婚生子终老一生。“这是传统白银强加给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我当时想，其实可以不这样，可以走出去做一个新人。”他过去觉得白银“就是一个矿”，玩“红警”时看到矿点和忙碌的采矿车，第一反应就是“这不白银么”。

“白银的第一批居民都是离开家的年轻人，全国各地移民到一起互相学习，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生活文化，更年轻，更有活力，也更荒诞。”张玮玮举了个例子：“白银全城是同一天发工资，发工资前十天通常是治安最好的时候，发了工资就开始各种喝酒、玩、造、打架，闹哄哄的。到月底钱快花完时都节衣缩食，平静许多。”

在北京做乐手的张玮玮一边尝试不同的音乐方式，一边认为“如果做专辑，一定要写白银”。《白银饭店》专辑的意义不止于《白银饭店》《米店》和《雾都孤儿》等展现的诚实深情的叙事、妥帖温和的浪漫和雾中的乡愁，还有张玮玮对从白银饭店一楼舞厅开始的音乐梦的总结。“《白银饭店》早已超过一张专辑十首歌的意义。”

他与郭龙在白银饭店舞厅的演奏台上，看年轻人在西北的空气中进行“荷尔蒙之间的摩擦”，看爱情与斗殴交织出的岁月。这些是张玮玮反复歌唱白银这座隔世孤岛时的不竭源泉。“白银的题材太多了，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宝藏，取之不尽。”

“当列车驶过戈壁滩上的戈壁滩，当我们背着乐器走在异乡的路上，多希望自己有个温润丰满的过往，可我们只有这个故事可讲。”除了白银，张玮玮不想写其他城市。尽管他在全国大部分城市演出过，也对其中许多城市抱有好感。“我写不好除白银之外的城市，积累的东西不够多我就不写。在一个陌生城市待上五六天的美好是轻飘飘的，冰山一角底下得有冰山才有力量。”

张玮玮求索于北京，现栖居大理，贯穿始终的是白银刻在身上的一切，以及形态各异但内核一致的独立音乐理想。在北京的十三年里，张玮玮觉得自己像更新了系统，跟交际花似的，不停见朋友。“一线城市崇尚圈子间的交流，不仅有自己的圈子，还要跨圈子，到后来有点不知道自己在干吗了。”

“感觉北京全城都是文艺青年，但现在他们都被程序化、商业化了，一年到头也见不着，所有人都在拼命。”2001年，不堪其扰的张玮玮想找个安静点的地方待着，于是搬到大理，在苍山与云朵之间专心于野孩子乐队的排练、巡演，筹备自己的新专辑，重新回到那段初到北京时热气蒸腾的美好青春。

生活和聚散总显得动荡，张玮玮希望在音乐中寻找到自己的稳定。二十年间，张玮玮和郭龙的去向从来都不迎合或顺从主流，创作亦然。“一个人打算骗一个瞎子，说‘我是耶稣’。瞎子说，你伸手给我摸摸……不对，你不是耶稣，你的掌心没有钉痕。”钉痕是耶稣的标志，张玮玮说，“要写出好歌，生活得给你留下深刻的痕迹。”

白银，就像张玮玮掌心痕迹深重的钉痕，不断提醒他的根和源泉在哪里。“我们当初哪来的勇气离开家？就是希望成为一个创作独立、创新独立、审美独立、灵魂独立和行动独立的自由人。”

《白银饭店》首发的聚会上，三桌人里两桌都是花臂文身长发的摇滚青年。“最初的朋友们，像夜叉、痛仰那些玩重金属的，都是一起唱歌的伙伴。没有人刻意把这些区别开，没那么多民谣、摇滚的区别，现在感觉跟立门派似的。”张玮玮刚到北京玩的是摇滚乐，野孩子乐队解散后，张玮玮完成了“坎坷的乐手转型之路”，逐渐形成了低调、温暖、幽默、忠于叙事和诗化的风格。

他更愿意被称为独立音乐人，而不是单纯被归为民谣歌手。“现在有些厌倦‘民谣’这个词，我们喜欢的是独立音乐，既不是民谣也不是摇滚乐。”

在北京，张玮玮跟一个法国人学了三年吉卜赛爵士乐，每天晚上到欧洲人小酒吧和俱乐部表演，加入新疆纯民族乐队“IZ”弹冬不拉，给孟京辉的话剧做配乐。他接触得越广，越感觉音乐的价值不由种类决定。民谣的本质是独立叙事抒情，这种方式本是私人而真诚的，而不是刻意迎合，甚至甘愿被纳入流行音乐范畴。

“革命者，求职谋事也”是托洛茨基在自传中对伪革命者的批评。张玮玮将它引申到音乐：“究竟是真诚地为讲述故事而来，还是谋份生计？如果对自己有要求，扪心自问，自己能归到哪个范畴，音乐家还是求职者？受欢迎总是短暂的，有一天过不去的坎只能是自己，并不是经济和粉丝。”

张玮玮坚信独立的价值所在，也相信能长久留存的才是值得挖掘的矿石。父辈挖一座城市，他和郭龙也在挖这座城市。他在《白银饭店》文案中写道：“当年父辈开拓者来到白银，把青春埋葬在那片戈壁滩上。小城白银掏空自己完成了使命，最后只剩下城中那个残破的纪念碑。白银饭店里的那些红男绿女，如今也被戈壁滩上的大风吹得黯然失色。他们沉默地路过那个纪念碑，纪念碑上两个意气风发的青年正举起一块巨大的矿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