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放的大门敞开，与外国城市缔结友好城市成为一时潮流。

1984年，英国纽卡斯尔市送给太原市一枚市徽，却引发小小的尴尬：当时的中国城市根本没有市徽，拿什么回赠？这座地处内陆的省会城市，随即敏锐地行动起来，向社会征集设计方案，第二年，太原成了全国第一个拥有市徽的城市。

市徽的中心，是永祚寺标志性的双塔，两座高耸的古塔与背后跳动的火焰，连同下方厚厚的煤层，共同组成“并”字，寓意太原的古称“并州”。随后几年，市徽被广泛应用，报纸刊物、宣传图册、户外展板、文化衫、胸章……一代太原人的记忆里，它随处可见。

2023年11月4日，太原。游人参观供奉着南海观音的三圣阁。

40年后回望，这枚浓缩了资源、工业、历史三重元素的市徽，像一个久远的隐喻，在当下得到印证：丰富的煤炭矿藏和升腾的工业火焰，一度构成了外界对太原乃至山西的主要印象，而当时代累积的偏见层层剥落，矗立的古建筑成为这片古老土地的新名片。

各种社交平台上，“去山西看古建筑”是最新的旅行风尚，年轻人结伴踏上贯穿三晋的旅程，也许从最北端的云冈石窟启程，结束于郭襄遇到杨过的风陵渡口；或在五台山的暮鼓晨钟中出发，在黄河边的碛口古镇驻足；又或围绕山西腹地的一片片晋商宅院行走，感怀历史的盛衰。这样的旅程注定不会乏味，因为除了名声在外的悬空寺、晋祠、应县木塔等知名古建筑，藏在一村一寨中的一亭一阁、一廊一柱俯拾皆是，共同筑就“地上文物看山西”的美称。

4年前，山西倾全省之力办了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连主题曲都叫做《中国看我》——处在转型期的能源大省，渴望被看到的心情是如此迫切。而当人们终于换一种视角，透过古建筑凝望山西的时候，如歌中所唱“回望年轻的模样”，三晋大地的过去与未来才得以被重新发现。

三晋古建筑，何以甲天下？

为什么偏偏是山西，留得下这么多古建筑？

如果从高空俯瞰，会发现在山河的形塑下，这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地理单元：南下的黄河分隔开晋、陕两省，西侧的吕梁山与东侧的太行山绵延对立，流水在黄土高原上削切出千沟万壑，又沿着这千沟万壑奔入两山中间的盆地，汇入汾河，汾河再汇入黄河，浩荡而去。

山河表里，地形多元，造就了多样的建筑形态。

比如北部大同位于农耕区和游牧区的交界，是古人镇守边疆的“九边重镇”之一，留下宏伟的城墙和开阔的城市格局；汾河谷地的核心地带人口繁盛，规整方正的民居是主流建筑；至于镶嵌在峭壁上的悬空寺，作为恒山脚下的奇观，也与奇绝的山势互相成就。同时，山河阻隔、交通不便，在培育山西人乡情的同时，也让不少建筑在历代兵燹中得以幸免。

时光绵长，作为中华文明最早扎根的土地之一，山西悠远的历史增添了其古建筑的厚度。

太原郊外的晋祠，是三晋起源之地，宋、元、明、清各代建筑汇聚于此，八根木雕盘龙排列在前廊，其中的圣母殿堪称现存宋代建筑的代表作，观者无不震撼；佛教圣地五台山，作为青庙、黄庙共处的佛教道场，漫山的寺庙建筑群在华北腹地奇妙地呈现了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共存相依；胡骑南下，民族交融，在久远的朝代更迭中，云冈石窟中微笑的佛陀标记着山西曾经的历史坐标。

古建筑像一把尺子，一砖一瓦精准对照着漫长时光。

以曾经的山西省政府所在地——太原督军府为例，这座古朴的建筑，从北宋重建晋阳城算起，千年来始终是山西的政治中心。

从金元时的州治、府治，到明清两代的山西巡抚都察院和山西巡抚部院，再到辛亥革命后的山西军政府、阎锡山的督军府，再到抗战时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一直到解放后的山西省人民政府，门前“抚绥全晋”的题字并非虚言。 

2023年9月26日，临汾蒲县东岳庙藻井。建筑内呈穹窿状的天花板称作“藻井”，这种天花板每一方格为一井。（图/余晨）

2017年，山西省政府搬离，原址将作为博物馆改造升级。2020年的最后几天，这座古老的建筑开放参观，市民排起长队，走入那扇厚重的红门，见惯了风云变幻的古树草木、绿瓦灰砖正式迎接寻常百姓，这种情况在全国都不多见。

不少外省人，甚至山西人自己，真正体会到山西古建筑之磅礴、精美、悠久，或许是在2021年那场夏汛之后。

连日大雨倾泻而下，古建筑面临威胁，一组数据也在公众眼前浮现：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山西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居全国第一；在28027处古建筑当中，有近500座元代以前的木结构古建筑；全国明代以前的木结构建筑，山西独占80%以上；国内仅存的3座唐代木结构建筑，全部在山西；五代时期的5座木结构建筑中，有4座在山西。

法国哲学家巴什拉曾说，建筑是空间的诗学。而山西的古建筑，何止是诗学，更是独属于中国人的史学、美学、心理学。尤其在伪造古城流行、四不像古建筑泛滥、网红古风鱼龙混杂的今天，山西的古建筑或许更接近“原味中华”。 

重走“梁林之路”，一个凝视山西的窗口

今天提到山西古建筑，就不能不提到梁思成、林徽因。这对中国最知名的建筑学家伉俪，在20世纪通过多次探访，串联起山西古建筑的脉络。而站在当下回看，这些孜孜以求的探访更有着别样的意义。

1933年，梁思成与林徽因第一次来到大同，面对灰败的云冈石窟，郦道元《水经注》中记载的“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已成为烟云，一行人连旅店都找不到，只能借宿农家。

但石窟中凝结的多元文化碰撞，依然带给梁思成深深的震撼。

“在中国艺术固有的血脉中忽然渗入旺盛而有力的外来影响：它们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希腊、波斯、印度，它们通过南北两路，经西域各族和中国西藏到达内陆。”

离开大同南下，梁思成继续考察心心念念的应县木塔。穿过群山和村庄，建筑学家和同事遥遥望见宝塔映照着金色的夕阳，住在周遭的村民并不知道，他们祖祖辈辈守护的是一座怎样伟大的建筑。

为了测量木塔的结构，梁思成还曾手攀铁链，登上塔顶。多年后，这段经历化作《中国建筑史》中冷静的文字：“佛宫寺释迦木塔在山西应县城内，塔立于寺山门之内。大殿之前，中线之上，为全寺之中心建筑。辽清宁二年建，为国内现存最古木塔。”

2023年11月4日，太原。五一广场城楼下的一对恋人。

此后，梁、林的足迹延伸至晋中、晋南，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1937年的第四次山西之行。为了打破“只有日本有唐制木构建筑”的狂言，二人怀着“一向所抱着的国内殿宇必有唐构的信念”，来到五台山。

敦煌壁画《五台山图》中描绘的“大佛光之寺”是此行的目标，在群山环抱中，寻找唐制木结构建筑的心愿得偿：“佛殿建筑物，本身已经是一座唐构，乃更在殿内蕴藏着唐代原有的塑像、绘画和墨迹，四种艺术萃聚在一处，在实物遗迹中诚然是件奇珍。”

沉浸于欣喜的他们不知道，几乎在同一时间，侵略者的铁蹄正在卢沟桥踏开国门。离开五台山，梁思成与林徽因沿滹沱河继续在山西考察，经繁峙至代县，才得到战争的消息。建筑学家的行迹与历史车轮的辙痕就此交汇，这一次发现有了更加悲壮的意味。

河山沦丧，梁、林南迁至四川，在千里之外仍然惦念着山西的古建筑：“（应县木塔）已经进入了千年轮回的最后一百年，但它现在也许正在日本人的手中挣扎着……我怀疑唐代遗构能否在战后幸免于难。”“当时访胜所经，均来日敌寇铁蹄所践，大好河山，今已不堪回首。”

令人欣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和林徽因参与组建的雁北文物勘查团，带着他们的心愿重回山西，再次探访了那些古建筑。

世纪翻过一页，两位建筑学家的背影远走，却并不模糊，他们这段“发现山西古建筑”的旅程不断提醒后人，审视古建筑，绝不仅是捕捉流动时光中的薄薄切片，或者只是风雅地访古寻幽，而是在历史的摸索中，找到对于当下现实的映照，在回眸中找到通向明天的路径。

动荡的年代已经过去，但循着这样一种“梁林精神”重走古建筑之路，对于站在转型十字路口的山西，仍有非比寻常的现实意义。

古建筑、古城、古人：把山西作为一种样本

林徽因在《山西通信》中赞叹：“那山山水水、小堡垒、村落，反映着夕阳的一角庙，一座塔！景物是美得到处使人心慌心痛。”时至今日，在按下快进键的年月里，山西仍是一片慢土，流速缓慢的时间包裹着幸存的古建筑，连山西人身上也流淌着古淡、古拙、古雅的古意。

但外人眼中的古意，还倒映着山西的多重图景。

“石太高速公路，刚出河北，甫入山西，娘子关的路牌标志忽现于前……煤厂及火力发电厂，黑烟滚滚，空气中饱含煤渣味，沿途皆是运货大车，不乏运煤的，运易燃易爆化工用品的，如史前巨兽纷纷奔过。”

这是科幻作家韩松的《路过科幻圣地娘子关》中的一段描写。之所以将娘子关称作“科幻圣地”，是因为《三体》的作者刘慈欣，曾是娘子关电厂的一名工程师。而娘子关则是太行山深处的一处著名关隘，所谓“京畿藩屏”，它历来是山西东大门，乃至华北沟通西北的战略要道。至今，悬挂着“天下第九关”的娘子关关楼仍雄踞在古道上方。

这像是对山西现实的一个缩写：古建筑牵连着遥远而辉煌的过往，机械轰鸣的矿洞、卡车奔驰的国道、煤灰飞扬的天空，是最真切的现实，而这现实又孕育着关于科幻、关于未来最宏阔的想象。

尤其在急于甩脱“煤炭经济”的刻板印象的时期，怎样以“古意”缓解“当下”的焦虑，最终指向“未来”，古建筑是山西人的路牌、抓手和锚点。

平遥当然是最成功的案例。

1980年，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提出平遥古城保护规划，在大拆大建的年代，保护下这座珍贵的古城；20世纪末，平遥申遗时，“50万人，5000万的财政，承载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无论成功与否，平遥都是赢家”，这样的表态不可谓不动人；又20年后，在首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上，汾阳人贾樟柯宣布办国际级影展的雄心：“我就是要证明，我们山西人不是不行，而是没有机会。”

而今，在古镇多如牛毛的中国，平遥已经是平衡保护与开发、复古与更新、商业化和品牌化的最佳典范。

而在地图的另一端，有关大同的争议还在继续。

正如《新周刊》5年前的一篇报道中所写：“提到大同，就不能不让人想起如火如荼的再造古城运动，继而想起明星市长耿彦波。漫长的历史、发达的工业、迫切的转型愿望、拆而复建的城墙，大同的身上重叠着许多中国城市的影子。”

今天，游人如织的云冈石窟，与重建的大同古城遥相呼应。1973年，周恩来面对云冈石窟说：“十年规划，时间太长了，要三年修好。”从此以后，云冈石窟迎来了修复保护期，20世纪末，经过多方努力，109国道云冈段改线成功，为云冈石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奠定基础。而与之相对的这场最新的大同古城重建运动，成功与否还要留待明天去验证。

在山西的土地上，古建筑与工业文明的痕迹斑驳交错，现实和历史的经纬线复杂交织。这是个国人崇尚古韵、古意，而又普遍遗忘真正古韵、古意的时代，一座城市该怎样回归古典，并在这种回归中找到抵达未来的方法，是山西的机遇，也是山西的挑战。太原、大同、平遥，以及许许多多的山西城镇，纷纷在这一进程中交出自己涂涂改改的答卷。

从这个角度来看，看懂古建筑就是看懂山西、看懂山西就是看懂中国，这个俗套的句式却足够妥帖。古建筑，岂止古建筑，我们凝望山西的视线也因此更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