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太胖了，我要吃泻药、喝咖啡。我抽烟的时候再也不同时吃别的了。”尽管声称“内心里住着一位绅士”，在减肥问题上的纠结仍然出卖了玛琳·黛德丽的女人本质。这个上世纪在好莱坞和嘉宝平分秋色的德裔女星，拥有纤腰和一双大长腿，掀起了1920年代的“吸烟装”和性感丝袜潮流。可她还是对身材吹毛求疵，逼自己每天只食用蔬菜汤、农夫奶酪和面包。

减肥是难得令女人同仇敌忾的战争。隔了一百年，黛德丽的哀叹仍然应景，尤其在这“节后胖三斤”魔咒还未消除、“春天不减肥，夏天徒悲伤”警铃已然作响的当下。

事实上，所有哭着喊着的减肥宣言不过是不痛不痒的撒娇，真正为胖所困的人都在打落牙齿往里吞，就像每所小学每个班级里那个忍气吞声的胖子。

一切不健康的减肥都是耍流氓。“肥胖”这桩污名是荼毒古今中外的最大谎言，胖瘦的审美标准，先被封建时代的君王意志垄断，又被后现代的城市和商业劫持，让女人及男人都无可幸免地暴露在不礼貌的监视之中。

“看脸”“看身材”的外表专制一日不除，人类终难摆脱学者金·彻宁形容的“苗条暴政”。

胖子的美好时代稍纵即逝，连统治者也不能无节制发胖。

漫长的人类史上，忍饥挨饿的时间远比营养过剩漫长，然而胖子的美好时代只是稍纵即逝。

隆起的腹部、肥大的臀，辽宁红山遗址出土的女体塑像，被它的发现者冠名“东方维纳斯”，考古学家们就喜欢把所有远古女性人像通通叫这个名字。辽宁版和土耳其版、奥地利版“维纳斯”，都与古希腊版的优雅、修长大相径庭，而是矮、胖、黑、丑，袒露着石器时代的生存和生殖需求，那时谈审美意识还为时尚早。

虽然绝大多数人还未解决温饱，古埃及人就已经把胖和有病划等号，把肥胖的病人画在墙壁上。意识到胖子比瘦子容易猝死，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建议人们裸体奔走、睡硬板床、饭前锻炼、吃饭时也不停晃动身体——这大概是早期最详细的减肥措施，相比起来，在近乎同时代的中国，发生在楚宫的那场浩大的瘦腰运动，办法不过一个饿字而已。

到了中世纪，对于经历了饥荒和鼠疫的欧洲人来说，用身体囤积脂肪意味着莫大的安全感，“丰满有助于生育”、“婴儿越胖越健康”是当时主流的养生和育儿观。大腹便便成为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的直观体现，因为只有上层阶级才能够放纵饮食。当时人们渴望富态而不是骨感，不过，重度肥胖者依然会被称为“怪胎”。

所谓胖子的黄金时代，也就到此为止了。13世纪末“合理的腹部”开始成为法国审美的标准之一，没过多久，连最高统治者也不能肆无忌惮地发胖了。

加拿大作家托马斯·B.科斯坦以14世纪为背景的《三个爱德华》一书，记叙了比利时一带某个小国君主雷纳德三世的生平，这位以身宽体胖闻名的国王，被弟弟爱德华发动政变并夺位，囚禁在一个门窗可供正常人通行的房间，但雷纳德因为赘肉减不下来，并且继续对送来的美食来者不拒，越吃越胖，10年都没有走出房间——这则故事常见于心灵鸡汤读物和中学生阅读理解题，用以提炼的中心是“囚禁一个人的是心中的欲望”。

15世纪，民间对英王爱德华四世之死的解读是“沉迷享乐，从不担心体形肥胖，毫无节制大吃大喝，终于在盛年中风而亡”。

18世纪，肥胖的贵族也开始自省。路易十四的帕拉丁夫人在私信中懊恼自己的失宠是因为“从轻盈变得肥胖”，“沦落到丑陋之人的行列”。

封建帝王对瘦的偏好，通过最高规格的文艺活动向民间传达。

同处中世纪的唐朝，一直是如今胖姑娘们最想穿越回去的理想国，但这个传说中“以胖为美”的桃花源，不过是又一个乌托邦。

杨贵妃代言的胖美人形象，是被后世文人加工的骗局。正史中并没有关于杨玉环体形的具象记录。诗人里最有发言权的李白，三首《清平调》，也是旁敲侧击地拿“云想衣裳花想容”和“可怜飞燕倚新妆”比拟。矮人面前莫说短，如果贵妃真胖，还把她比作赵飞燕，这不是作诗，这是作死。

号称“诗史”的杜甫就老老实实地描述：肌理细腻骨肉匀。与杨玉环去世只隔16年的白居易写《长恨歌》，也是芙蓉面、杨柳腰的形象。

唐朝的社会风气对肥胖相对宽容，但绝不等于纵容。杜牧见到陪酒女肥硕，写了首《嘲妓》，调侃她穿衣服浪费布料，还好心劝慰：你别担心嫁不掉，人胖就要多读书——这毒舌和戳痛处的技能，可以打满分。而诗僧贯休有一句“为人无贵贱，莫学鸡狗肥”，对肥胖的好恶力透纸背，连出家人对胖子都如此恶意满满。

“忘掉 10 号甚至 6 号吧，在好莱坞 2 号就是胖子，人人都想变成 0 号！”——美国娱乐台主持人琼里维斯形容好莱坞的以瘦为美。0号相当于中国服装的加小码。

得到公认的美人杨玉环当然不可能是死胖子。李隆基选女人的品位，根据靠谱文献记载，他派京兆尹给太子李亨选五个侍妾，要求以“细长白”为标准，可以推测，杨玉环即便肌肤微丰，身材也还是高挑修长。

可到了五代和宋元文人那里，丰满就被渲染成肥胖，又从胖派生出妖魔化。《开元天宝遗事》、《说郛》等小说、笔记甚至把杨玉环涂脂抹粉、染指甲的爱美行为写成留粉汗、长红爪的妖精。

要说酸秀才们和前朝美人什么仇什么怨，也不过“红颜祸水”就能概括。相比这些背后的闲言碎嘴，在一个时代的胖瘦审美观上掌握话语权的，还是帝王意志。

帝王对瘦的偏好，总是通过文艺活动中规格最高的宫廷舞会向下层阶级灌输。自汉宫飞燕后，身体轻盈到能跳掌上舞几乎成为传奇美女的标配，梁武帝的歌舞团里掌握这门绝技的张净琬，腰围一尺六（南朝一尺约25.8cm）。全民的理想身材是瘦，瘦到病态也没关系，削肩、贫乳，还要一双小脚。南唐李后主的窅娘步步生莲华，缠足之风从宫廷传向民间。

胖瘦不再是生物学层面的概念，个体的观感被剥离了，被封建统治者垄断的审美是另一种形式的“暴政”。1980年代，美国学者金·彻宁提出“苗条暴政”并分析：男性在成长过程中被教导要对自己的性别感到骄傲，女性却被引导讨厌自己的身体，渴望被矫正和塑造，这样一来男权统治便得到了巩固。

其实“暴政”之下，男性也未必幸免。楚王好细腰，饿死的不光是宫女，男臣为了得到赏识重用也修炼小蛮腰，肥胖者还有丢官乃至丢命的风险，于是全国士人纷纷节食。但一直到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古代的减肥方式都乏善可陈。

冒着失败甚至死亡的风险接受整形手术，没有比这更可怕的规训了。

“看着眼前这位陌生人，他拥有某种特征的证据会油然而生，这种特征使他区别于他可能成为的其他类型的人，使他变成不太令人欢迎的一类——此人要么邪恶透顶，要么十分危险，要么极其虚弱。于是他在我们心中沦落了：一个健全平凡者由此沾上污点、受到轻视。”

这是加拿大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对“污名化”这个新概念的定义。诋毁一个人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从外貌进行攻击，而最直观的外貌特征就是胖。

现代社会对胖子的冷酷程度超过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君主对审美观的主宰消失了，商品资本却施加了更强大的压迫。

服装等工业迈入标准化大生产，“为了使这种复制的相同产品被所有人接受，就需要建构共同的审美观、价值观，经过现实的反复验证而让它变得理所当然”。

时装业用超模树立了一个个苗条样板，通过传媒将“瘦就是美、就是时髦”的概念进行传播。1945年发明的比基尼对身材要求苛刻到了极限。影视剧无时无刻不在强化肥胖是滑稽的，只有窈窕淑女才拥有爱情。

既然瘦意味着美和成功，丑陋和失败也就被强加在肥胖身上。城市里无处不在的玻璃镜、摄像头和公共领域中陌生人的相互打量，让身体总是暴露在监控之下，时时刺激着胖子的耻感。戈夫曼在《缺陷》写道，一个本可以轻松融入社会关系的人，因为具有某种缺陷的特征并被他人注意到，从而也就剥夺了他的其他特征被注意的权利——换言之，在现代人际交往中，胖可能从一开始就在他人的印象中被“判死刑”，掩盖其他优点。

肥胖有时还被粗暴地和懒惰、自控能力弱等负面评价联系，从私人问题变成公共健康议题，甚至意味着社会责任缺失。两个英国人写的《富态：腰围改变中国》提出，肥胖人数的增多已经深深影响中国，困扰着社会发展。

赘肉无处遁形，减肥市场空间无限。20世纪以来，低卡路里食谱、开灯睡觉以燃烧脂肪、醋餐等减肥方法迭出，减肥药诞生于1910年代，烟草商也以吸烟有益于减肥为卖点推广产品，其间还出现吞食绦虫、“吃肉减肥”等稀奇古怪的花样。越来越多减肥食品和器械被推广，有人推出了团体减肥项目。

大招终于来了，被称为“20世纪后期医疗伟大贡献之一”的减肥手术出现，先驱者威廉·斯科特医生说：“当某个肥胖病人在胖人圈中堪称‘巨大’，应该加一个术语‘病态’来强调这种荒诞的脂肪堆积造成的严重健康损害甚至短寿的威胁。不幸被分入这一范畴的人，精神、社交和经济方面都惨遭折磨。”

基于解决健康问题的减肥手术，在极端纤瘦的潮流里不可避免地被滥用，打着医疗旗号的整形美容机构向人们展示：身材可以通过市场手段进行严格的加工和设计。女性主义学者批评说，整形的实质仍是对身体权的剥夺，只不过这种“审视”被医学科技所掩盖。

令人深思的是，即使冒着失败和死亡的风险，许多躺在手术刀下的人，都是自愿的——从古至今的“苗条暴政”里，再没有比这更可怕的规训了。

“厌食症不仅仅是指医学上的，今天所有的女性都能够在厌食症中找到自己。”——1983年苏西·奥尔巴赫指出女性不同程度地被卷入到减肥中去，母亲的角色一方面是苗条文化的受害者，另一方面也是苗条文化的传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