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对如下场景早已习以为常，因为它就是你的日常：你努力在嘈杂的全开放式办公室里集中注意力。此刻，你的电脑屏幕上同时打开了n个网站页面（包括邮箱、至少一个社交媒体账户）、数个文档和Excel文件，可能还有PDF文件；手机摆在手边，收到微信消息提示，你才反应过来：应该一进公司就切换到微信PC版。你同时在做好几件事情，本来想一件一件完成，奈何中间总是插入各种突发状况，让你不得不丢下手头的事情去处理。如此一来，该做的事情没什么进展，时间却悄悄溜走了。

可以用一个术语来形容这种状态：多任务处理（multi-tasking）。多任务处理有不断增长的趋势，已经不仅仅发生在工作场合，也发生在休闲场合。2014年，有报道称，99%的成人会在一周的某些时刻同时使用两种信息媒介，每天人们平均会有2小时零3分钟处于多任务处理状态——最常见的组合就是一边看电视一边打电话、一边追剧一边刷朋友圈。

这是一个鼓励一心多用的时代，把时间充分利用起来是这个时代的价值观——追求效率的多任务处理就是一个典型的时代场景。各种流行的时间管理术、时间安排策略以及效率手册，无非就是告诉你一个“道理”：只有操控了时间，你才能操控你的人生。

果真如此吗？这个时代是不是出现了新的时间使用模式和体验？我们应该像引入智商（IQ）、情商（EQ）概念一样，引入“时间商”（TQ）概念，以衡量一个人管理时间的能力。

现代人总在焦虑，担心时间被白白浪费掉，因为这就等于浪费生命。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者菲利普·津巴多和约翰·博伊德在二人合著的《津巴多时间心理学》一书中，用一个实例说明了不同时间观念的冲突：他们的同事、斯坦福大学戏剧老师帕特立夏在巴厘岛度假，她特别想看一场备受推崇的当地人的歌舞表演。但她找遍当地的报纸、公告板，都没有找到演出的确切时间。于是她去问一个当地人。

帕特立夏：打扰了，请问今晚的演出几点开始？

当地人：晚饭后，天开始黑的时候。

帕特立夏：好的，就是刚好晚饭结束之后吗？

当地人：有时候，但也不是每次都是。

帕特立夏（有点受挫）：所以，是再晚一点吗？比如9点？

当地人（随意地）：有时候是，但是一般会早一点。

帕特立夏（有点恼怒）：所以呢，比如7点吗？

当地人：有时候是，不过有时候也没有表演。

帕特立夏：你的意思是，有时候没有表演吗？

当地人：如果时间不合适，或者演员们不想跳，那就不表演了。

帕特立夏（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试图用一种新的策略）：那大家什么时候开始准备去看表演呢？

当地人：他们晚饭前就去，但是有的人在表演开始才去。

帕特立夏和当地人无法沟通的原因在于，二者对时间有着不同的认知。当地人遵循的是事件时间，即以自然环境中某个事件发生的时间来组织和支配生活，如日出日落、潮涨潮落等；帕特立夏则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遵循时钟时间，由时钟来规律、精确地安排生活。

现代人的时间概念是过去150年来经济发展的产物。工业革命之后，时间已经不仅仅是自然世界节奏的衡量标准，而变成社会生活的基础。人们要按时上下班，商店要按时开业，戏剧表演要按时开演，火车时刻表更需要标准时间——1884年的国际时间大会制定了一项全球时区计划，将格林威治线设为国际日期变更线，从而避免了不同地方采用不同时间标准的混乱局面。

从事件时间到时钟时间的转变代表着社会的变革。由此，“定时”成为技术时代日常生活的一大特征，整个社会好像一台庞大的机器，在时间的指挥下有条不紊地运转。一旦某个部件、某个小环节不听指挥，机器就不能正常运转。因此，不守时是大忌，“守时”（punctuality）则成了美德。

时间也被赋予了价值：没有人能阻止时间的流逝，因此它是最宝贵的、不可再生的资源。现代人总在焦虑，担心时间被白白浪费掉，因为这就等于浪费生命；他们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尽可能多的事情。著有《时间的观念》的北京大学学者吴国盛认为，在技术时代出现了这样的悖论：一方面，人们尽量节约时间、争取时间。几乎所有的技术发现和装置都与获取或节约时间有关，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克服“慢”，为了追求速度。另一方面，人们努力消耗掉自己获取的时间，哪怕一点一滴的碎片时间也不肯放过。为此，他们需要发明和制造一些新鲜玩意儿来帮助自己消磨时间（kill time）。“时间是这样一件奇怪的东西，如果你费力去争夺它来，你就得费力去将它用掉，否则你争夺时所花的力气就浪费了。技术时代培育了人与时间这样一种关系：人必须要对时间有所作为，不能闲着。‘不能闲着’作为技术时代的一种绝对律令，就是时间之暴政的真相。”

慢和快、耗时与快捷，这两组对于时间的不同理解——或者说是由不同时间观念带来的不同生活态度，在今天应该并存。

早在2010年，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就注意到了多任务处理这种趋势。他从消费主义的角度解读多任务处理出现的逻辑：时间有其自然的限度，一天不可能超过24小时，一周也只有7天。那如何扩大消费者的消费时间？最明显的办法就是在每个时间单元中尽量塞进更多的消费——这就要训练消费者同时消费一个以上商品的能力。最理想的境界是：“身体器官的不同部分，以及唤起愉悦的不同感官，都在消费不同的商品。它们中没有一个需要投入百分之百不能转换的精神注意力，它们可以同时运作起来，愉悦也只是微微地打了点折扣。”

由此，消费市场找到了解决时间限度的哲学依据，时间终于能被拉长，超过它的“自然”限度。而从这种发现或曰创新中获益最多的，是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电子产品。“一边看电视，一边使用笔记本或智能手机、iPad，现在已经成为所有年龄阶段的人共享的一种习惯。”

《新周刊》2002年做过一个题为“25：00”的专题，捕捉到现代人对时间自由的渴望：因为时间不够用，所以人们创造出“25：00”概念，以确立一种个人化的、自由的时间体系。它和近年来备受追捧的“斜杠青年”一样，追求穿行于多元场域，打通时间和空间的自由姿态。当然，在拉长时间这一点上，正中营销专家下怀。

齐格蒙特·鲍曼对互联网时代的时间使用模式持保留态度。他说，自己年轻时一直接受的是“学得越快，忘得也越快”的教导，这蕴含着另外一种智慧——一个人们信奉“长时段”为最高荣耀的时代的智慧。“那个时候居于顶层的人为显示他们的高贵地位，将具有历时性的东西包裹在他们周围，而将那些易逝的东西贬到很低的位置；在那个年代，继承、维护、守卫、保留、遗存等，总的来说就是爱护的能力，要比（可叹的、可耻的以及可悲的）快捷处理能力更受器重。”不过，今天这种智慧并不被推崇，他感慨，“曾经的美德变成了如今的恶习”。

其实，慢和快、耗时（也就是齐格蒙特·鲍曼所称的“历时性”）与快捷，这两组对于时间的不同理解——或者说是由不同时间观念带来的不同生活态度，在今天应该并存，而不应该简单粗暴地由后者替代前者。比如，你可以恨不得把一天延展到48小时、做尽可能多的事情（要是能像劳伦斯·布洛克笔下的奇人伊凡·谭纳那样完全不需要睡眠就太好了），也应该容许别人选择“慢”下来，像古代人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按自然的节律生活；再比如，快消品牌的优势固然在于东西卖得快、马上得到回报，奢侈品牌的魅力则在于在这个一切都进行得太快的世界保持自己的步调和品位，就像一手打造路易威登集团（LVMH）的亨利·拉卡米耶所说：“我有的是时间，我会按我的节奏来。”

高TQ的人，和时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他们把时间视为朋友，而不是操控或者被操控的关系。

多年合作研究时间心理学的菲利普·津巴多和约翰·博伊德提出了一个关于时间的悖论：你对时间的态度，对你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你自己可能很少觉察到。比如，可以从时间观念的角度来解释为何相爱容易相处不易：一方是未来时间导向的人，对未来有着清晰的憧憬；另一方则活在当下，只讲即时的欢愉。

也就是说，时间观念是影响你的三观的重要指标之一。2003年，学者斯蒂文·赫尔由智商、情商得到启发，提出“Time Quotient”即“时间商”（也称“时商”）概念，并将之定义为：对待时间的态度，以及运用时间创造价值的能力。

高TQ的人，和时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他们把时间视为朋友，而不是操控或者被操控的关系。他们有着各自善用时间的方式，共同点则是自律，这来自强韧的意志力——因为他们深知时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你的时间花在什么地方，必然有看得到的结果，就像村上春树所说：“凭时间赢来的东西，时间肯定会为之做证。”

村上春树就是以自律著称的作家，他写长篇小说时，每天凌晨4点起床，写作五六个小时，写10页纸也就是4000字停笔，天天如此，坚持数月或半年。一天写10页，一个月能写300页，半年也就是1800页——《海边的卡夫卡》第一稿就是1800页，在夏威夷的考爱岛，他4月初开工，写到10月便如期收笔完稿，简直是匠人般的精准。他的心得是：“郑重谨慎、礼貌周全地善待时间，就是让时间成为自己的朋友，就像对待女性一般。”

高TQ的人，也是实现了时间自由的人，他们懂得把时间留给自己，在喜欢的时段做喜欢的事情。爱马仕总裁克里斯蒂安·布朗卡特这段话说得特别好：“拿出时间来好好做事情，拥有自己当下的时间，分享自己宝贵的时间，或者把时间留给自己，并真实地考虑时间能给一件东西带来的，一如它赋予每个人的命运，那是一种浓度、一种机会、一种价值。”